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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读者来信的征稿活动中，我们欢迎大家围绕我们某期或某篇文章写下自己的感想。在众多读后感中，我们选择这一封篇幅适中、有所思所想的来信，或许能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共鸣，但也透出些许现实的无奈。但思想的魅力有时不在给予明确的答案，而是让人的头脑产生某种“行动感”，这或许才是未来变化的源头所在。余明锋老师的文章《绩效社会的暴力和自由》刊登于《读书》二〇二二年八月，当时正在寻找工作机会，显而易见，绩效考核是每个工作的必备项。因此，看到“绩效社会”几个字，觉得这篇文章大概会反思：我们社会现在以绩效作为习以为常的工作标准，究竟潜藏着什么危险？读了文章学习到，原来“绩效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近年才出现的。作者介绍，韩裔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发表了一系列诊断当下社会的小册子，令“绩效社会”的概念流行，往前追溯，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早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这一概念就已进入学术讨论的视野中了。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当中提出了绩效社会的概念，指出“功绩社会是自我剥削的社会。功绩主体不断剥削自我，直至精力枯竭。他发展出一种自我攻击，并往往以自我毁灭为终结”（来源：douban.com） 作者梳理了韩炳哲的观点并提到，“二十一世纪除了是规训社会，还是绩效社会”，“流水线不仅在工厂里，而且通过智能手机被我们随身携带了”。他介绍，现代技术带来的绩效考量，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特征，“也使得外部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变得隐匿化和内在化”。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很深，能够对应到自身的生活中。如今，尤其是疫情这三年来，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手机中暴露的信息对个人的重重束缚，人脸识别、扫码登记、地点定位，以及各式应用甚少商量余地的“使用协议”，作为无法摆脱的外部管制，带来整体稳定的同时，也束缚着每一个个体。接着往下我们就会思考，如何改善这样的局面？以我有限的见闻看来，如果想与这样的状况保持距离，需要付出与所处的集体社会脱节的代价。我身边有一位朋友，是如今鲜见的不被流水线的典型例子。他不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联络，而是通过移动电话和写信；不在互联网上以网上支付购物，而是在实体店中以现金购物。他每天保持一定量的户外活动，身体线条匀称，思考能力也比同龄人更有连贯性，这得益于日常无意识的训练：比如，聊天时听到新词，他会有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拿起手机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安伯托·艾柯：“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来源：ilixiangguo.com)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他的生活与劳作，不在工作的流水线中，不卷入社会的工作准则中；他不在社交网络上与人交流，而是在线下与人交流。这样生活的代价是，为了个体身心更大程度的自由，他与工业化的集体社会脱节，让渡了物质消费的丰富，经济条件相对拮据。他印证了艾柯讨论手机时的观点，“心中存有自由的人”会利用科技却不会对手机过度使用，“当他们打开手机时，至多是为了叫一辆出租车，或是告诉家里人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绝不是等着被别人呼叫”。然而，为了融入社会生产中，更多的人却都要与手机所代表的世界共存，不得不处于艾柯所说的另外一种状态，即手机令通讯公司对人的位置了如指掌，“手机虽然令人类摆脱了其他个体的控制，却将自身彻底暴露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真人秀状态之中”。
苹果公司在1984年推出的世界级经典广告：“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会发布麦金托什电脑。而你也将明白，为什么1984不会成为'1984’。”在这支广告当中，苹果公司希望将多元化和平等寄托在个人电脑的无线网络通讯当中。然而时至今日，电子通讯能带来解放的夙愿是否达成，抑或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枷锁（来源：v.qq.com） 扯远了，回到这篇文章中，除了刚才的那一番联想之外，余明锋老师的另一个分析也很有价值：“绩效”之所以是正义原则，潜藏的一点是，需要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机会均等的保障，那么以绩效来做合理化的论证，就是掩人耳目的伎俩了。”这其实间接回应了当下很多职场人的困惑：我明明尽力工作，为什么落实到绩效上却还是不够？有一种可能，是背后潜藏着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机会均等的前提。现在每家公司都需要用到的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KPI”的全称。这个词看起来是用工作量来评价你，在某些时候，会被用来当成借口，因为形成“绩效不达标”的前提里可能有猫腻。有些朋友遇到的职场不公平的工作环境中，有时名义上是因为绩效优胜劣汰，实际上也许一开始的机会就是不均等的，遍布的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领导的个人偏私，这时，KPI反而异化，成了不公平竞争的遮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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