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言”是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明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 冯梦龙和他的文学观 “三言”是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明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 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的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当时的苏州，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这里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出卖劳动力的机工，“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等待机户的雇佣。在纵横交叉的河道里，往来穿梭的船只络绎不绝，有装着南北杂货的货船，有载着新稻谷的农船，也有两层楼高的官船。在主要的街道上，开设着米行油店、茶馆酒肆，街头比较宽阔的地方，还有看相、打拳、说唱的场子。总之，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从而为话本小说以及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冯梦龙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对他的文学观有着很大影响。 《苏州府志》中对冯梦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又根据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冯梦龙从小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像其他读书人一样，研读“四书五经”，应科举，以求仕途。其间，他还出入于歌场酒楼，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市民生活，看到听到不少东西，对其编写通俗小说，收集民间歌谣，有着很大帮助。他的两本民歌集—《挂枝儿》《山歌》就是在这个时候收集而成的。 冯梦龙还是“复社”的成员之一。复社，是当时江南地区部分文人组织起来的一个政治文学社团，中心就在苏州。它主张“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标榜读书要“致君泽民”，付之实用。 冯梦龙的科举之路是不太顺利的，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时才考取了贡生，六十一岁时做了福建寿宁知县。据《寿宁县志》记载，冯梦龙是一个好官，他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崇祯十一年（1638）年离任，回到了家乡。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建立了清朝统治。此时，冯梦龙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他对于明朝灭亡一事痛心疾首，于是收集了不少“揭帖”“塘报”，编了一部《甲申纪事》，在慨叹明朝灭亡的同时，批评了腐败无能的官吏和将帅，并提出改革的建议，为的是给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朝廷提供借鉴。然而，事与愿违，福王朝廷依然腐朽，终至灭亡。1646年，七十三岁的冯梦龙去世。 冯梦龙一生，为官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上。据统计，冯梦龙的著作有五十余种，它们有的完全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如传奇中的一部分、诗集、应举书），有的是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加以整理而成（如大部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的是改订他人的作品（如大部分传奇），有的是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字加以记录整理（如民歌、笑话），有的是将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分类编辑（如笔记小品），还有的是当时各种资料的汇编（如《甲申纪事》等史实类作品）。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通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作品，它们涉及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有人称冯梦龙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而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代表就是“三言”。 冯梦龙之所以热衷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和创作，既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还与他的文学观有密切联系。 明初文坛流行着一种“台阁体”的文章，追求华丽的形式，而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明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场反对这种颓废文风的运动，主张写作要抒发自己的个性和情感，作品要有创造性和真实感，同时非常重视适合大众的通俗文学的写作和对民间作品的收集。冯梦龙也是具有这种改革主张的人，他在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首先，冯梦龙认识到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像《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言”，书名的意思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可见，其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这些小说，劝喻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 其次，冯梦龙说“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原因在于，《孝经》《论语》这些儒家经典文义较深，非一般市民所能读懂和理解，而文学则是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裁。由此，他强调文学作品要通俗化，要适合市民百姓的认知，他专注于创作、搜集、整理、编辑通俗文学作品，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当然，冯梦龙主张的通俗化，并不是一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相反，他是主张“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高雅的俗文学。 应该说，冯梦龙的文学观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作品能够为后世所认可，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三言”的思想内容 从唐代开始，就流行着一种叫做“说话”的艺术。所谓“说话”，就是讲故事。 到了宋代，这种“说话”的艺术更为盛行，“说话”艺人不仅活跃在街坊茶肆，就是在皇家的“供奉局”里，也有专门为皇帝“说话”的艺人。当时“说话”的内容，共有四种。第一种是“讲史”，讲述春秋战国、三国、隋唐等前朝兴替战争等长篇历史故事；第二种是“小说”，讲述世态人情、悲欢离合等短篇社会故事；第三种是“讲经”，是关于佛教等的宣传；第四种叫“合生”，即由听众临时出题，说话人即席吟咏有双关含义的诗句。 为了便于开讲和授徒，说话人往往会把“说话”的底稿记录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话本”，意思是说话时用的底本。起初，这个话本内容比较简单，只起到备忘录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提纲，临到开场讲说时，由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后来，随着反反复复的讲说，话本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再加上一些文人的润色和加工，便成为可以阅读的一种独特体裁的小说。后来，还出现一种模拟“话本”的形式而创作的“拟话本”，它不是供艺人“说话”之用，而仅仅是给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的。 “小说”所用的话本，大都发展成为短篇小说。这种短篇话本小说，起初是一本一个故事，比较零碎和单薄。为了便于阅读，有人便将其汇集起来，刻印出版，这就是短篇小说选集或总集。 冯梦龙家中收藏有不少宋、元、明时期的话本，他花了不少精力，选出四十篇，进行编辑加工，先出版了一种，名叫《古今小说》。后来，又继续编辑出版了两种，共计三种一百二十篇，并将《古今小说》作为三部的总书名，而这三部书则分别叫做《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据考证，《喻世明言》出版时间最早，大约在明天启元年（1621）前后；其次是《警世通言》，在天启四年（1624）出版；最后是《醒世恒言》，在天启七年（1627）出版。 “三言”所包含的故事，题材十分广泛，有写男女爱情的作品，有写朋友亲戚间互相帮助的侠义行为的作品，有揭露官僚地主僧道罪恶的作品，有写复杂的诉讼案件的作品，有写封建社会中少数人由贫贱到富贵的作品，有写神仙灵怪妖异的作品，有写文人雅士轶事的作品，等等。这些题材，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各方面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对于城市生活的面貌，有着较多的描绘。 应该说，这一百二十篇作品是宋、元、明时代“说话”艺人和文人加工整理的集体劳动成果，其中有宋元的话本，也有明人的话本或拟话本。有一些作品，已经见于较早的话本集中，或者其中有些故事情节在宋代有关书籍中就有记载，一般可以肯定它们是宋代的作品。有一些写明代故事的，可以肯定是明代人的作品。但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作品，很难判断它的写作年代，比如《醒世恒言》中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一文，有人认为是元明间的作品，有人认为是明末的作品，或是冯梦龙本人的创作。作为一般读者，我们只需欣赏作品即可，对这些问题似不必做深入探讨。 “三言”差不多将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全都收集进去了，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中就说：“三言”已经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即使有“一二遗者”，也是“沟中之断芜”。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冯梦龙基本上完成了对此前话本的汇总整理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将“三言”看作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宝库。 “三言”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说话”艺术之所以有魅力，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除了凭借语言技巧、动作表情的感染力之外，还要靠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紧紧扣住听众的心弦。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也是“三言”的艺术特色之一。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的序文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駴目。”说明这些故事的题材，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而作者能够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选取最富有意义、最生动的情节。所谓人情世态之歧、悲欢离合之致，也就是最典型、最突出、最动人心弦的事件。作者把原始材料进行巧妙安排，合理剪裁，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极具生活的真实感，因此达到了“钦异拔新，恫心駴目”的艺术效果。 《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一篇，两万余字，可以说是具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的优秀短篇小说。这个故事，回环曲折，事态的变化发展，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关注。故事中写公子和玉堂春的爱情，写老鸨逼迫公子而玉堂春对公子百般维护，写玉堂春在大街上与老鸨的公开评理，写王公子对案情的察访，均有声有色，令人痴迷。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故事情节虽然复杂，但头绪并不纷繁。因为话本小说需要照顾听众或读者的理解力，要把故事组织得有头有尾，条理分明，结构严谨。中间的纠纷变化，能一一交代清楚。它没有现代小说中情节的突变和省略，没有事件发展的中断和飞跃，没有场合环境的陡然转换，而是始终沿着一个线索，有条理、清晰地叙述下去，不轻易遗漏重要的情节，而让读者产生疑虑和猜测。 “三言”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百二十篇作品，写到的主要人物有四五百人之多，许多人物的性格在故事的发展中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具有典型性。 我们读“三言”，一批妇女形象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杜十娘，她虽生活在“泥沼”之中，却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心灵，她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绝不甘再次受人侮辱，当美好的希望破灭时，她宁愿反抗而死，也不肯忍辱偷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又如勤劳聪慧、爱憎分明的养娘璩秀秀，忍苦全夫、任劳任怨的婢女白玉娘，热情勇敢、诚挚志坚的玉堂春，出身虽低但操行高洁的金玉奴，矢志不渝、威武不屈的船家女刘宜春，等等。这些妇女所具有的品格和精神，无疑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重和赞扬。 “三言”中还描绘了一群城市平民的形象，如忠厚老实、待人诚恳的卖油郎秦重；冲破贞节观念的羁绊，和爱妻团圆的行商蒋兴哥；拾金不昧、救人之危的个体劳动者施润泽、朱恩；手艺高超、勤俭老实的碾玉匠崔宁；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仆役张主管；年轻热情的酒家子范二郎；技艺高超的木工张权；还有各种小买卖人、读书人、店员等等。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社会中平民的生活和思想，了解他们的喜悦和悲苦。应该指出，“话本”和“拟话本”本身就是给市民阶层欣赏和阅读的，众多的平民形象，可以拉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让读者感到就是在写自己身边的故事，自然能够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 此外，“三言”中还揭露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卑鄙、刻毒、贪婪和丑恶。如《醒世恒言》中《隋炀帝逸游召谴》一文，揭露了帝王奢靡的生活；《喻世明言》中《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一文，写的是奸臣贾似道的一生；还有阴险毒辣的官吏路楷、杨顺，装腔作势、骗取钱财的滕大尹，草菅人命的临安府尹，强占人财的宦家子张委，恩将仇报的房德夫妇、桂员外，忘恩负义的莫稽，杀人越货的强盗徐能，等等。 “三言”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创作方法。作者们在进行创作时，基本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认真、细致地观察社会，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描绘了客观世界的图画，既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又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记录。像《喻世明言》中《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一文，前半段出自《明史·沈鍊传》，后半段出自《明十六种小传》，说明作者十分注意反映历史事实，同时，作者还根据小说的需要，塑造了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次要人物，如张万、李千这两个差役。故事中的某些情节，史书中记载得相对简单，作者则根据事件发展的态势，做了推演和想象，从而将故事完整、生动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关于“三言”的艺术特色，还应该提及的就是冯梦龙对于“三言”的贡献。“三言”中的作品，一般认为只有《警世通言》第十八卷《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为冯梦龙所写，冯氏给毕魏传奇戏《三报恩》所写的序言中说：“余向作《老门生》小说。”是为证据。因此，对于“三言”，冯梦龙的功绩主要在于他所做的一番收集和整理工作。他的加工首先是对有些原来内容鄙陋、艺术粗糙的作品进行改写，有的甚至等同于重新创作，从而使故事有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冯梦龙在整理的过程中，还对文字做了必要的修订，删去那些适合讲唱而不适合阅读的内容，使其从说话的脚本变成了可以阅读的小说。对于原来长长短短的题目，冯梦龙也进行了调整，使全书体例统一。总之，冯梦龙将一百多篇来自不同渠道的作品，经统一润饰后陆续编入“三言”之中，并融为一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小说话本和拟话本的第一次大结集，冯梦龙的功绩在话本小说史上是举足轻重的。 这样一部凝结编者心血的作品，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在“三言”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文坛掀起了一个短篇小说收集和创作的高潮。不少文人整理话本，或模拟“三言”的题材和体裁，创作“拟话本”。比如明末凌濛初编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就是一例。明末清初时，“三言”还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言”是一座古代短篇小说的宝库，是一笔宝贵的文学、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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