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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宏宇  （一组北京老照片，图为1901年的大清门） 早年去“大西南”的重庆上学，各地同学南腔北调，煞是热闹；笔者的满嘴“京片子”，在最初跟四川同学的交流中，第一次被发现并非他们能完全听懂的“普通话”，继而意识到，原来，一直以为很“普通”的北京话，也是一种未必人人都能听懂的方言。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到”，加上似乎天生对语言文字的兴趣，就挺刻意地留心了从小到大说惯了的“北京话”；并且，过程中，为适应大家的南腔北调，不经意间，口音也有了些变化；等到毕业回京，以前熟悉的人就发现了那些变化。 再后来，从事了天南地北到处跑的工作，说话的口音，自觉无望回归曾经的“京片子”；可在其他地方尤其南方诸省的新朋友们听来，也还算是“比较地道”的“京片子”。 再再后来，退出职场，专事写作，有了“研究”或说“追溯”的工夫和相应的时间，稍有心得，略作提炼，谨此随便聊聊，权作闲话。  （1920年， 箭楼 ） （一）北京方言的“历史进程” 北京这地方，从“众所周知”的维度讲，较早可追溯到周朝初期的“燕国”；三千年前了。那时，这地方的人操何样口音、方言，得专门研究、专业研究，笔者既无能力也没资格，唯一能比较肯定的是，绝对跟今天的“北京话”不沾边儿。事实上，不光北京，整个长江以北的现代诸多方言，要跟三千年前“对接”，都会很摸不着门儿！ 长江以北，尤其黄河流域及以北广大地区，包括中华文明最璀璨的汉唐帝国时期的中心地带，即今陕西省关中地区、河南省全境、山东省全境、河北山西宁夏安徽江苏湖北等省与上述区域相接的部分以及陕西省南部（陕南）和北部（陕北），即惯常概念中可称“中原”和“北方”的大区域，今天的方言，或多或少都有“胡语”也就是被通称为“胡”的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所操语言的特征。 具体到北京地区，往前很难说，到五代以至北宋这个时期，肯定是深受了契丹的影响；有说法称，北京话作为“北方方言”的“中古初态”，大概就源自被“边绥汉人”同化了的“契丹自耕农”，其语音基础、语调特征，是契丹话和汉话的“中和”。这种现在肯定难觅其宗的方言，后来又随着改朝换代而有所变迁，至明朝早期，又开始与明王朝所更加习惯的苏皖音调融合，呈愈发“汉化”趋势；至明末，这种融合应该到了“充分饱满”的程度。不过，真正形成今天的北京方言，还应该是清朝时候了。  （ 1924年 ，永定门） 最终在十七世纪中叶占据了北京城的“满清”，前身是“建州女真”，女真族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脉。历史上，女真族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并定都，时在与南宋几乎“等长”的“金朝”，肯定也在方言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不过，后来的“建州女真”，跟当初的“金朝”，已经几乎可以算“两码事”了，本民族语言经历了数百年演变，很难说能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当时，再从北京“汉话”中寻觅到先祖民族语言的明显特征。 随着满清统治者的治政理念，在文化上向汉族学习甚至“趋同”的意志，无形但有力地辐射到了“京城官话”的领域，启动、推进了北京方言的“近古”融和。这次融和的基础，包括原本的北京方言、“建州女真”的民族语言（满语）以及其“龙兴之地”建州（今辽宁抚顺地区）当时的汉语方言，融和的结果，可以认为，就是今天北京方言的“蓝本”。  （ 1894年的箭楼，威廉-杰克逊摄） （二）北京方言的“混成”属性 自清朝初年至中后期嘉庆、道光年间，前述“融和”基本形成较为稳固的结果，所构成的“北京话”，大至就跟今天的北京方言有很相似了。只是“相似”，还不是今天的北京方言。 随着满清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其中重要标志之一的“京话”，在近两个世界的衍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四种“流派”： 第一种，宫话，也叫“宫廷话”，即皇宫里“流行”的语言。 第二种，官话，更为“京官”和有皇族血统但不居住“宫内”的贵族所用。 第三种，俗话，即主要由服务于官僚、贵族的市民组成的“百姓”惯操的语言。 第四种，土话，是与官僚和贵族基本搭不上边儿的市民“底层”的“口儿”。 其中，若论“正宗”，当属“官话”或“官话”与“俗话”再度的融和体。相比而言，宫话，倒不那么“正宗”，主要是宫廷的“语言环境”所致——满清统治者沿袭“阉宦”制度，将所有阉宦通称为“太监”（再早“太监”并非所有阉宦的通称，而是由阉宦担当的官职），并为记取明朝“阉祸”教训，为太监“划道儿”很严格、很严厉，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家世清贫”，还有“就近”的“选取”趋向；这些“道儿”会同一些其他历史原因（圈地、天灾，等），使得满清宫廷里人数占比最高的阉宦（太监），多来自紧邻京城、时称“直隶”的今河北省的“环京”地带，尤以“河间”地方出身者居多；是以，相比“北京城”，紫禁城里的“口音”，反倒带有“直隶”诸地尤其“河间”地方方言的特征。随着年代变迁，带河间口音的“宫话”，也向宫外的“官话”多少靠拢，但还是不一样。简单举例：如果能听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发言”，就会发现，他的口音，跟“京片子”，有着明显差异。 随着宫里宫外的交流（皇族子弟“外溢”+“京师贵女”入宫），官与民的“混杂”（官员乃至贵族失势、败落），到近代，北京方言完成了最近一轮“混成”，形成两种特色——以“官话”为主、向“俗话”趋近、稍许融入“宫话”的“京口儿”，和，“土话”和“官话”相交融的“力巴儿口儿”。这两种只有当地人能清晰分辨出区别的“口儿”，曾经以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俗称“前三门”）为“界”，南北分置，并各自向周边外部“辐射”，共同构成今天北京方言的“最近基础”。  （永定门外的小吃摊儿，坐满了顾客） （三）今天的北京方言的“普通话” 前述的“京口儿”，也叫“城北话”、“北城话”；“力巴儿口儿”，也叫“城南话”、“南城话”。力巴儿，是旧时代对底层劳动者的称谓，带点儿蔑视色彩，一点点。 由于北京的“京城”属性和相应“物理格局”，大多数中下层劳动者跟旧时代被划定为“低下”行当的从业人员，多聚居于前述“前三门”一线以南，称“南城”、“前门外”、“外四城”，其中靠“卖力气”为生的“力巴儿”，还属于社会属性比较“高尚”的，次之叫“勤行”，主要指有些名号的大厨和餐饮业管理者（掌柜），再就是所谓“下九流”，包括但不限于：民间文艺（卖艺）、娼妓、殡葬、饭馆澡堂等地方的底层从业者、游商小贩、民俗文化从业者（包括算命的），等等。这些人，为数众多，成分复杂，来处纷繁，有些是社会毒瘤（黄赌毒），更多则是蒙受歧视的劳动者，所操方言，多少带点儿“野气”和“圆滑”。由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北京城区以南地方，所以，这种口音也就影响了那些地方的方言；更以“旧相声”等方式，得以更广泛传播，被其他地方更认同为“北京腔”、“京片子”；而相对“官样”、平和的“京口儿”，却在旧时代被局限在了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只流行于北京北部城区，向西向北影响辖域内外延地区的口音。  （中华门）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北京方言的两种“口儿”，渐渐呈再度融和趋势，过程中，“新相声”功不可没！不过，直到今天，如笔者这样的“压根儿北京人”，还是能多少听出二者之间尚存一线的区别，也清楚知道，无论哪种，无论区别如何细微，都不是普通话。 今天的“普通话”，在截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堪为“最近”的归拢中，被明确定义以北京市北部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方言为“标准字音”，以北京方言（不区别）为基础、去除其中特殊腔调以及语气儿化音，作为“标准语调”。 不过，这种定义，实际中，只是“原则性”的。以前有普通话考试，今天可能还有，会拿这个定义当考量标准，只限于播音主持这类的行当。对绝大多数国人，普通话的概念，大概也就到本地方言适当改换腔调和读音的程度。依笔者看，什么川普、上普、广普、汉普，等等等等，各自都带着本身特色，又能达成“互通”，就挺好！比人人都说标准普通话还要更热闹、更多彩、更有烟火气！  （满载货物的驼队进入北京城门）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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