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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01年9月，曾任531工程五分部基建组长的张洪恩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有时也回忆起我们在'531’那段难忘的时期。虽说我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相聚，甚至是干了些无为的工作，但它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有的还是值得回味。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相互帮助、真诚相待、团结共事，环境虽苦，但很开心。这个人与人之间融洽关系的环境，我总感到很难忘。”张组长说得情真意切！我在531仅工作过四年，但期间经历的事，有缘相遇的领导、同仁、老乡和民兵却难以忘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上”的531创业精神永远值得怀念和发扬！ 济源，我们回来了 2018年4月20日下午16:00左右，《炮工同学赏洛阳牡丹游531之旅》31人(其中10位曾在531工作过)结束白马寺游览后，在济洛高速公路上向济源急驰。一路上我目不转睛紧盯窗外，那山山水水使我浮想联翩：阔别了44年的济源、531，是梦回牵绕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洒下了汗水，留下了青春芳华，也宏扬了精神、积储了力量。如今的济源、现在的531会是怎么个样子？从朋友提供的旅游图上看，她已经变得那么陌生。18:00左右，我们进入了崭新的济源，入住了超乎我们想像的四星级花园假日酒店。晚餐时，我们以531老同事的主人身份加菜添酒，“宴请”一直关注我们的炮兵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炮工”)战友，并特邀了原三分部定居在济源的老同事，以及现在中原特钢(原一分部)工作的后辈杨桃等11人。久别重逢，故地追忆，大家有太多的话要倾说，畅饮拥抱、依恋不舍的情景更使人动容！ 21日凌晨天降大雨，或许，这是因为离别几十年的我们终于回来了，济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上午，我们在杨桃秘书热情、周到地引领下，冒雨参观了中原特钢，随车目览了一分部全貌、总部老区，驻足四分部招待所笑谈姻缘趣事，步入当年二分部加工车间(后改为大礼堂)，品味“恨你、爱你，又忘不了你”的复杂情结，并在老兵工酒店通过陈列的老照片重温了那段非常的经历，品尝了有济源特色的家乡菜肴。下午雨过天晴，我怀着回第三故乡的迫切心情，独自离开旅游团，在531后辈刘凤霞厂长的热情陪同下來到面貌全非的花石村，踩着泥泞的土路看望了五分部遗址,并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游览了雄伟壮观的小浪底。 迷茫的旅途 1970年6月，我们炮工(现南京理工大学)进行毕业分配，方案中到五机部河南531工程的全院四个系合计46人。其中我们炮兵仪器系21人，而我们雷达班(共20人)就有13人。报到地点只表明是河南焦作。 531究竟在哪里？我们会去从事什么工作？7月下旬我怀着迷茫，告别父母，离开江南鱼米之乡常州，孤身一人踏上了经郑州到焦作报到的旅途。沿途，我猜得最多的是田野里哪种作物是谷子？印象最深的是郑州火车站广场无处不有的遭苍蝇“围剿”的西瓜皮和席地而躺的人群。傍晚到达焦作后，招待我们的是我最不喜欢吃的大桶“煨烂面”，并被告知明天乘“焦枝线”(焦作至枝江)火车去济源。济源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没有带地图，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 汗洒狭谷二分部 “济源站到了！”我出车厢后，远处的群山、眼前的陋市、脚下坑坑洼洼的崭新路基，使我明白已经到达了太行山下的济源县城。“531在哪里？”见一辆拉砖的卡车，我疑惑地询问，一位军人告诉我“等会儿你上装满砖的卡车一起走就行！”乘上颠颠簸簸的卡车，望着越来越近的连绵群山，总以为531即将到了，没有想到当暮色降临时汽车又向北拐进河套的石路，扬尘继续向深山里前行。当车停下来时，才知道我被拉到了二分部，当晚在帐篷里住宿。第二天我打听到这个狭窄山谷里的小村叫郑坪，全村仅凭一条石垒小沟从山里引水供村民使用，谷底“河床”显露出的是被山洪冲下来的大小石块。也才知道被“拉郎配”到此地的雷达班同窗还有徐文勤、徐敬堂、吕兆毅、唐又中和尉世荣五位。 聚集到二分部的来自各地大学的“臭老九”们，经过一周左右搬运河沟里的垒墙石头劳动后，被分配到了民兵团和管理部门。我被派到了滑县民兵团，与民兵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主要工作是披着“搭肩”去济源火车站搬运砖块、水泥和木材，每天可谓尘满脸、汗浸身。我们住的油毛毡临时工棚地处荒山谷口（在现在的老兵工酒店东侧），晚上炎热，蚊子猖獗，蝎子乱爬，没有多久我就累得肛裂出血。用餐的场地在露天的河沟里，难忘的是轮到喝小米粥时，我总会盛满一大瓷碗；每周一顿大米饭是我的最爱。沟里的基建工作十分艰苦，日常生活也很孤寂。有个星期天，几个炮工同窗兴致大开，顺着水沟进入人迹罕至的深山去探索，还爬上树采摘了野毛栗和野核桃。应该说当年原始的九里沟风景如画，是个名符其实的天然大氧巴，且已有了关于猕猴出没的传说。为了拓宽进入二分部的狭口山路，分指挥部领导决定炸山。“奉命”躲避在东边山上的“老九”们，经不起满山柿树的诱惑，有的也干出了“偷摘”柿子的的趣事。 后来才知道，被“拉郎配”到三分部的雷达班同窗有陈青年、黄根兴、沈凤林、苏占宝、张金声、张炎伯和郑胜庭七位，以及红外班的达式儒、陈宏庆。三分部驻地竹园沟在出山口较宽阔的地带，尽管二个分部仅相距5、6公里，但返程得爬坡，由于平时工作很累，仅相聚过一、二次。毋庸讳言，25岁左右的“臭老九”们在如此闭塞的环境中不乏惆帐，立业和成家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九曲山路进花园 人生难以预料。1971年初，531总部着手组建五分部(雷达厂)。2月初，我和唐又中接到去总部集中后前往花园村的通知，在总部见到了来自三分部的陈青年、黄根兴同窗，以及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以下简称“北工”)的张含生、王恒俭、袁宏新和常金锁(后我们自称“八大金刚”)。这次重新分配，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据后来推测，我们雷达班在毕业资料中凡是填写“雷达专业”的，大多数都到了五分部，而填写“无线电专业”的几乎都被“拉郎配”分部“截流”。 花园村在哪里？向西经过九曲山路、漫长河床，我们终于到达崇山峻岭深处的驻地。从李八庄总部到花园村的距离，比到济源县城的距离要远三、四倍。一路上险象环生的盘山公路，使我第一次晕车呕吐。印象中的花园村，石子河床宽阔，四周高山林立，全村仅靠一个由石龙头滴水蓄水的水池供水，晚上可谓“寂静”。黄根兴、陈青年和唐又中被安置在一家老乡的残壁破屋里，夜间飞雪沾被，冻得无法入睡。我与材料组的军代表住在一起，白天到济源县城去拉竹杆。由于盘山路上上下下、颠颠簸簸，竹杆又滑，即使绑紧了也一震就散，掉到山坡下又无胆量去捡回来，辛苦大半天拉到花园村时已所剩无几。为了落实木材，张希德军代表和张含生徒步翻山越岭，到山西阳城黄河林场联系。可想而知，要在此地建厂，就“三通一平”也要比二分部困难很多很多倍。那时传说打通太行山建铁路，但凭当年的实力只是个梦想。 因为太闭塞，此地鸡蛋只要5分钱1个，做好的“走地鸡”也只要6角钱1只，但要买猪肉，得花3个小时左右到邵原镇。幸运的是有一次我们外出中途登上了久仰的愚公故乡王屋山阳台宫。八分部可谓是我们的“难兄难弟”，驻地庭芳比我们离总部近很多，每次往返济源路过时十分羡慕他们。 估计经五分部领导如实向总部汇报了在花园村建厂的种种困难，折腾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就撤离了花园村，移师花石村。 轰轰烈烈战花石 花石村南临南山，引沁济蟒水渠流经村西南。去东北方向的济源县城当时虽须绕道承留、曲阳水库，也只有10多公里。村前丘陵里埋有由地质变迁形成、具有良好“毛吸”功能的树叶、树枝等化石，曾引来不少人挖掘用作盆景。从离县城最远的花园村，一下搬到最近的花石村，站在村前的小丘上向东北方向瞭望，呈现在面前的是绿油油麦田和金闪闪菜花，无人不会因此而心旷神怡。东边隔沟咫尺相望的南沟村同期进驻了八分部。 落地花石村后，有来自郑州、北京、南京和武汉炮兵学校的军代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称“上交大”)的阎广化、樊永涛，北工的潘国梁、王兆光（女），南京工学院(以下称“南工”) 的束吉庚 和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称“中科大”)的任银厚；及复员军人王广才、季洪祥、郭建清、闫荣林和知青赵娣、胡亚玲等相继与花园的“元老”们汇集，在很短的时间内五分部完善了领导组织机构：分部领导王指挥长、丁副政委是军人，陈励副指挥长是五机部原人事处长。基建组长张洪恩，下属材料组长李留华和张希德，下属工程组卢后华、季秋谨、包凤潮，政工组长柳海，办公室主任刘富堂，都是军人。摆出了大干快上的势态。 我被安排在材料组，起初与军人李留华、季秋瑾借宿在聂姓老乡家里。该老乡家的房屋较新，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户主一家人善良、热情，但是须到相距二百多米的村东头井里取水。井水很深，吊上桶水很费劲，早晨我们总是将老乡家的水缸打满，以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夏天黄昏时，我几乎天天拿着衣服、脸盆，跑到南边2公里开外、靠近林场的山沟里，垒起石头蓄水洗澡、洗衣服，享受业余的快乐！ 由于五分部当时还没有纳入重点基建单位，面临基建材料分配极少，施工人员也严重匮乏的局面。分部领导提出了“发扬愚公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上”的口号，并明确了1971年底必须完成建三幢平房、一个食堂、一个从引沁济蟒渠道取水的储水池和自建一个制砖厂的奋斗目标。 要在八、九个月内完成既定目标，基建组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的。材料组跑济源拉水泥、木材是家常便饭，最担心的是进口的俗称“不接气”（布切奇）的罗马尼亚汽车中途抛锚，特别是在下雨天泥泞坑洼路上熄火，此时全体装卸人员不得不下车协助司机小李、小罗推车，溅上一身泥水。若是在进村口的狭窄土坝上发生故障，则更使人胆战心惊。半夜里有时会突然通知到承留铁路隧道口卸、装砂子，大家都会迅速出动。有一次为了采购橡皮水管满足施工急用，我骑自行车到县城，可谓下坡颠簸、上坡艰难，回到花石时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盖屋顶需用的椽子，张希德和张含生长途跋涉到沁阳紫陵落实。施工急需木材电动剖料锯和水泥振动机，我跑遍县城商店、物资交流站都采购不到，只能自力更生，加班加点亲自画出草图委托加工。分部领导为保证质量，不主张采用“干打垒”方式建房，那大量的砂、石哪里来？我往返途经南姚河沟时常看到老乡采砂、石的情景，于是向组长提出了就地取材满足急需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采纳和支持，并立即展开。我在沟里组织老乡采砂石时，中午他们盛情请我喝一碗玉米糊糊、吃一个地瓜的淳朴表情，我至今难忘。 与此同时，黄根兴、王恒俭等在工程组启动了艰难的砖窑选址、建造工作。陈青年挑起了分部通讯联网和基建器材的管理工作。 1972年初，分部人员终于如期搬进了自己亲手建造的新房，有了宽敞的食堂。在受到71年“9.13林彪事件”影响、国防工业布局调整、五分部面临缓建的前景下，分部领导没有躺下摆平，积极启动了三层集体宿舍大楼的建造工作。丁副政委亲自挂帅，身先士卒，带领大家搬运砖石，工地热气腾腾，在几乎无外援的情况下，经半个多月的努力奋战，大楼便成功封顶。当时我也有些疑惑：花石村平整的地方不多，生活区占了平地，今后厂区、车间设在哪里？李留华组长告诉我“有的车间可能要设在南山山洞里。” 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有位民兵在试验采石“放炮”时不幸身亡，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五分部，可大家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基建组组长张洪恩、材料组组长李留华对我的充分信任、全力支持和同事王广才、郭建清等的紧密协助配合下，使我能放开手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并在他们的推荐帮助下于1972年初加入了党组织。 张洪恩组长来自南京汤山炮兵学校，曾任教研室主任，参与了解放海南岛战役。他不仅为人正直、豪爽，工作有魄力，而且对下属也非常体恤、关爱。当年我们这些“老九”的年龄都已在26岁左右，正值成家立业阶段。由于五分部初建，适龄女生极为稀少，再加上与外界几乎隔绝，所以找对象成为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张组长积极主动为我的二位同窗和办公室的二个女生牵线搭桥，后终成眷属。1984年我随电子工业部团队赴日本考察前需进行政治审查，政工部门见我的档案里有在531工程工作的经历，担心与“林彪事件”中的“571工程”有关，于是派出人员前往江苏省计划生育办公室找张组长调查。他在介绍完531情况后激昂地说“黄仲官是个好同志，我愿意担保！”事后调查人员告诉我了此事，令我由衷感动。 不负期望赴西安 五分部进驻花石村后，分部对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培训工作就开始运筹帷幄。1971年8月下旬起，张含生率青工到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20所）培训；唐又中、常金锁、潘国梁、束吉庚到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786厂，以下简称“黄河厂”，生产雷达)学习；陈兰英从总部调入五分部后不久，也带领青工刘少云、张举顺等到四川广元培训，并于1972年汇集于西安。 1972年5月，总部明确五分部缓建，但分部领导仍决定安排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及时参加技术培训的大学生赴西安黄河厂学习。临行前，丁副政委、基建组长张洪恩、材料组长李留华、工程组长卢后华、工程技术负责人杨“马里”与我们7位大学生一起合影留念，其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这象征了分部各级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期望。遗憾的是，因受全国清查莫须有的“5.16”政治运动迫害，五分部唯有一位毕业于北工的王兆光女生由于精神恍惚未能同行。当时我曾问张洪恩组长：“既然缓建了，为什么还派我们去西安学习？”他说：“你们是531的大学生，更是国家的大学生。所以即使五分部不建了，也要送你们出去学习深造！”我想他这番铿锵之言代表了分部领导的观念，听后心里热乎乎的。 在西安，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住在靠近半坡遗址西北边的乡村百姓家里，此处离黄河厂有2公里多，中途有坡，全是泥路。我和袁宏新二人合住一间侧房(屋顶半人字坡，相当于南方的半间房屋)，放置二块床板后几乎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想写些什么只能趴在床上，因没有窗，光线昏暗。特别是下雨天，院子里积满污水，到露天茅坑方便时可谓“举步惟艰”。复员军人的妻子来探亲时，也只能用布帘将床隔开。滿一年租期后，我们相继搬到东郊的纺织城招待所、市中心鼓楼旁的旅店居住，直至1973年12月撤离西安。 在黄河厂期间,唐又中、阎广化、陈兰英、刘少云、张举顺等被安排在雷达天馈线系统试验室；陈青年、张含生安排在接收机试验室；黄根兴、任银厚安排在发射试验室；王恒俭、樊永涛安排在天线自动控制试验室；常金锁、潘国梁和我安排在总调试验岗位。大家都十分珍惜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因为我从事总调，先后分别在接收机试验室、天线自动控制试验室学习。在接收机室，带教我们的刘姓女师傅是无锡人，对我们特别热情认真，极力指导帮助，使我们较快地掌握了系统原理和电气技术知识。当年在新华书店很难买到技术方面的书籍，我有空闲时就跑到厂情报资料室去寻找，见到相关的书本就爱不释手，因为不能借出资料室，像《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等涉及电路设计的内容只能认真摘抄。刚刚面世的半导体电路设计书籍也只能请家乡的亲友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并邮寄过来。可以说，在西安的充实学习经历，为我以后从事的技术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缘份是难以捉摸的事。在我们居住鼓楼旁旅店时我巧遇常州老乡，他拜托我给他在无锡亲戚的女儿介绍个男朋友，我当即推荐了阎广化同事，没有料到千里姻缘一线牵，不久便喜结连理。这无疑于另外的一大收获。 路在何方？ 1972年底五分部停建后，地方人员的人事关系由八分部托管，军代表们全部撤离，花石村基地仅留下几位基建材料值守人员。1973年6月，陈兰英率青工等培训人员回到531后，分别去了北京和七分部，之后她又带队到郑州模具厂培训。12月，我们13位“老九”从西安撤回531，其中张含生、常金锁、袁宏新、任银厚、陈青年、黄根兴和我7人孤苦伶仃地入住了花石村无电无水的毛坯宿舍楼。阎广化、樊永涛、束吉庚和潘国梁返回总部。唐又中、王恒俭稍后也回到531，住在总部招待所。此时，五分部昔日轰轰烈烈的场景已荡然无存，呈现在面前的是满目凄凉。起初花石还有食堂，不久厨师撤离，我们只能各自到承留买粮买菜自己料理。期间我患急性中毒性痢疾，幸亏同室任银厚和同事们连夜及时将我送到总部医院治疗，至今我仍心存感激。 1974年初，我们搬进了八分部的集体宿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选择今后人生的道路问题。最早表示欢迎我们的是西安黄河厂，而后争取我们的是1973年10月五机部批准成立的531机械工业学校。大部分人考虑的是调出531，寻找解决家庭分居及更有利工作发展的去向。原五分部副指挥长陈励就职首任校长后，曾动员我们中的部份老部下(包括张含生和本人)参与学校筹建工作。他希望我到沈阳某技校学习管理，因我夫人在常州从事教育工作，中途到北京后我向他汇报了想调回家乡的打算，他表示理解，并让我折返济源。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地忙于落实出路时，五机部下文要求我们全体人员调往贵州5029厂(据说是五机部的一个雷达修理厂)，因各种原因受到所有人的惋言拒绝，最终不了了之。自1974年5月起，唐又中、王恒俭和潘国梁如愿调入黄河厂；陈青年、任银厚调到渑池四机部红源无线电厂(代号632)，从事无线电通信事业；张含生调安阳钢铁厂（后更名为安阳钢铁公司），先后在运输部设备技术科、计控处，从事电力、铁路电务信号，自动化仪表、计算机控制等技术工作；袁宏新调新乡无线电厂、常金锁调洛阳柴油机厂从事技术工作。本人因常州规划上步兵雷达项目，在跨省调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由高中师长推荐，市电子工业局主动出面与531商调，于8月底调入常州市第三电子仪器厂(后更名为常州电视机厂)。阎广化于1976年调入无锡六机部721厂，从事潜艇声纳技术工作。樊永涛因夫人在总部中学任英语教师，入职总部材料处。黄根兴是上海人，为了家庭入职总部动力处，后虽更换过部门，但坚守到了退休。大家在不同的岗位，都努力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中的唐又中曾任黄河机器制造厂雷达研究所所长；陈青年曾任红源无线电厂总工程师；常金锁曾任河南省质检局处长；张含生荣获副高级技术职称；黄根兴曾任531总部印刷厂厂长；阎广化曾在中汽总公司无锡客车厂领军主持德国大众大客车整车电气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我也曾任常州电视机厂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兼应用电视研究所所长职务。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五分部领导不从大局长远决策，不及时送我们出去学习，而是将我们困守在531，那么我们中大多数人的青春年华和才能将被白白地流逝、被埋葬。为此，我由衷地感恩五分部，感谢领导对我的培养。 后 记 531，一直是我思念的地方，尽管在那里我吃怕了窝窝头和地瓜，但遇到的领导、同事和老乡，及奋斗过的历程却都镌刻在我的记忆里。2018年4月20日，阔别44年后首次返回济源时，留守老同仁和子女的由衷热情接待，花石村老建筑的遗存，及孩子们不认我老乡的幼稚神色，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携带着从未到过531的夫人和小儿子，到太行山看看，体会当年我们的艰辛，感受咱们531人的情怀。2021年5月18日，我们如愿重访济源，非常高兴的是相聚时认识并增加了后辈陈军、王巧荣夫妇，李祥香、李祥国姐弟，鲁金媛和赵眉佳。令人伤心的是时至今日，曾在一起欢聚的杜文惠夫人丁师傅和鲁孟德同仁已先后仙逝。20日，我们到达南阳，重访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531的老朋友，受到后辈赵红宇、同仁王秀英等的盛情欢迎、周到安排，此情此景，更使我们感受到了特有的531情愫，联想到“五三一印象”群里，大家对她的共同记忆、深厚情意，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愿531人的奋斗精神能够代代传承！愿老同仁们健康长寿！后辈们万事如意！ 谨以此文记录五分部盛衰过程，及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点滴历程，留下历史的痕迹，并表达对有缘相遇过人的情谊眷顾与感动。不周之处，敬请领导、同仁和后辈指正。 2022年11月24日
照片1、1972年5月，五分部各级领导与即将赴西安学习的大学生合影 前排左起：黄仲官、黄根兴、闫广化、袁宏新、陈青年、王恒俭 后排左起：杨”马里”、李留华、张洪恩、丁政委、卢后华、樊永涛
照片2、摄于531总部（李八庄） 刘云副总指挥在总部作动员报告
照片3、摄于花石村林场入口 左起：季秋谨、黄仲官、张洪恩
照片4、摄于五分部（花石村） 左起：黄仲官、李留华
照片5、摄于五分部（花石村） 左起：王广才、卢后华、黄仲官
照片6、五分部政工组长柳海与家人的合影
照片7、五分部季洪祥夫妇合影
照片8、大学生技术培训队在西安 左起：张含生、常金锁、黄根兴、潘国梁、闫广化、 陈青年
照片9、知青、复员军人培训队在四川广元 前排右起：刘少云、张举顺、陈兰英 中排右1：陈 莉；后排右2：陈大林
照片10、2018年4月18日，“炮工同学赏洛阳牡丹游531之旅”合影 摄于郑州大河公馆酒店  （上下滑动查看图片）
黄仲官，1946年出生，江阴市云亭镇黄世巷人，大学本科雷达专业毕业。1965年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通过高考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1970年分配到五三一工程总指挥部第五分指挥部参加三线军工建设，1972年加入共产党；1974年调入常州电视机厂；1993年起先后创办了中外合资常州科先达电子有限公司和常州科先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黄仲官在常州电视机厂长期从事技术、质量和技术改造工作，1983年起曾担任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并兼任应用电视研究所所长职务。1993年10月起先后在常州科先达电子有限公司和常州科先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职务。1980年起曾当选为常州市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是常州市电子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机电部应用电视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黄仲官自1975年以来，将发展我国的应用电视事业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并为之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a刻苦专研，力求创新，克服种种困难，主持设计了9种应用电视设备，其中立体工业电视和风冷防尘型工业电视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分别获得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市技术改进二等奖、省优秀产品奖。风冷防尘型工业电视设备还荣获我国应用电视第一个电子部优质产品称号。由他组织开发的炉用高温工业电视、宽照度摄像机、黑白图像监视器等25种产品，8种通过了电子部鉴定、1个通过江苏省鉴定、12个通过了常州市鉴定，其中14个分别获得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二等奖、省科技进步奖、省优秀新产品奖、市科技进步奖和技术改进奖。宽照度摄像机还荣获了我国应用电视唯一一个国家优质产品称号。 在黄仲官的长期艰苦奋斗下，使常州电视机厂成为了我国应用电视行业中获优质产品称号最多、荣誉最高、市场占有率最好的企业。同时，在电视机厂发展成为国家应用电视、监视器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后，1984年实施的《引进应用电视生产技术及关键设备》技改项目，为工厂结束徘徊、摆脱困境、形成电视产品大生产能力创造了良好条件。1987年瞄准美国市场，黄仲官组织开发并完成UL列名认证的4.5”黑白电视机，为工厂出口创汇腾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仲官在我国应用电视事业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1982年他被电子工业部授予电子工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982年度、1983年度、1984至1985年度被常州市人民政府三次授予市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度、1987年度被常州市总工会授予“七五”立功奖章。 有关他创业的事迹，武钢工人报、工人日报、常州日报、新华日报和中国电子报都作了相关报导。 黄仲官创办常州科先达电子有限公司和常州科先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后，至今仍在不遗余力地开拓应用电视领域和发展工业通讯事业。1996年，公司承接的国内最大的国家重点茂名三十万吨乙烯工程电视监控调度系统被评为优良工程。该系统为我国工业电视在各行业的推广，特别是在石油化工行业大范围应用，确立了新的起点（详见新华日报1996年12月9日《常州完成国内最大工业电视项目——近日被评为优良工程》的报导）。1998年公司在国内冶金行业率先引进了全数化、多功能的跨世纪通讯技术，目前已经在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正在已出口越南、伊朗、土耳其和也门等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国外市场。黄仲官现已卸任常州科先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人职务，挂名＂高级顾问＂，明年11月，科先达公司将迎来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三线文化遗产 |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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