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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氏盘  散氏盘 ，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盘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口径54.6厘米，底径41.4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秦二十六年铜诏版  “秦二十六年铜诏版”为长方形，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4厘米，重0.15千克，它的四角钻有四个小孔，是供人们将其固定时钉钉子用的，铜质青色，铸造于秦始皇执政时期。其正面是以秦小篆铸成的，字体大小0.9厘米，竖五行、横八行、上下、左右结构整齐，阴文书刻40字，即“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现藏陕西镇原县博物馆。 秦二世元年诏  秦代铜诏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2.2厘米、宽10.5厘米，上刻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60字。秦二世继位后，在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量器、衡器上加刻诏书。从形制看，此器应是讓嵌或捆缚于其他器物上使用。ニ世诏中的“刻此诏，故刻左”之文，说明二世诏是配合始皇诏书用的附属文件。释文：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为秦相李斯撰文并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曾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祭山川之事”，说明秦始皇曾上峄山（今山东省济宁邹城境内）立《峄山刻石》；后又上泰山封禅；再东行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碑刻毁于唐代，今西安碑林所藏《峰山刻石》，便是南唐徐弦临写，郑文宝重刻的，现存于西安碑林第五室，圆首方座，通高218，宽84厘米，两面刻文，共15行，满行15字。此石刻于宋淳化四年（993年）。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狩时，刻石泰山顶，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元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刻石四面广狭不等。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断石明代出土，残存篆书二十九字，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毁于火，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在山顶玉女池得残石2块，现仅存10字。 瑯琊刻石  《琅琊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东南5千米处，三面临海，海拔183米。 会稽刻石  会稽刻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狩会稽山时刻，篆书。是始皇东巡六大刻石之一，风格似峰山碑，笔致工整，结体规格化，是掌握小篆结构的重要资料。原石唐以前已失，至元代有重刻本，现存者为以元重刻本为底本的再翻本，几经翻刻已失原迹风韵神貌，仅保存结构原样，因太偏于外表仪态的圆整规范，已失秦篆生动活灵的笔势。 秦简  秦简（现藏岳麓书院） 群臣上醻刻石  群臣上醻刻石，原石为清道光年间兆璜在当时的直隶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西60里娄山访得，故又名“赵娄山刻石”。是现存最早的汉代篆书刻石之一。“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书体为篆书，但隶的影响已很明显，尤其表现方折之笔较多，多字接近隶书，用笔出现提按，笔画粗细有变，结体大小不一，布行紧凑。康有为评“朴茂雄深，得秦相笔意”。 安汉里刻石  安汉里刻石，又名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东安汉里画像石题记。释文为：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刻石无纪年，1932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八宝山汉墓，现存曲阜孔朝。据传此石共有左右两块，另一石刻有“河平三年八月（公元前26年）”，出土不久即亡佚，亦未见拓本传世。按刻石文字书体观之，当为西汉至新莽之物。汉代篆书刻石流传至今相当稀少，此刻石虽寥寥十字，然字体硕大，结字、布局从容大度，线条圆通婉转，中兼具细挺精劲，实属精品。 鲁王墓石人题记  汉代《鲁王墓石人题字》结体宽绰方正，东汉年间刻。右写“府门之卒”,左书“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字径约二十公分，分别刻在二石人腹部下方。左下方“乾隆甲寅阮元移置”隶书小字，原在石人背后。石人经阮元（1764-1849）移置曲阜孔庙，现今在汉魏碑刻陈列馆。《两汉金石记》、《山左金石志》皆有著录。 新莽铜嘉量 新莽铜嘉量是公元九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新莽建国元年（公元9年）以栗氏量为模式，由王莽国师刘歆等人设计制造的标准量器，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外壁正面有81字总铭。 夏承碑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立，隶书。14行，行27字。原碑久毁。《夏承碑》为著名汉碑之一。以其结字奇特，隶篆夹杂，且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宋赵明诚《金石录》跋云：“碑在洺州，元佑间（1086年~1093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宋洺州广平郡，故治即今河北省永年县。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仆倒于府治后堂，遂于堂之东隅建“爱古轩”以覆之。但碑之下半截一百一十字，已为后人剜剔（见秦民悦《广平志》)。至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因筑城为工匠所毁。 尹宙碑 尹宙碑， 全称“汉故豫州从事尹君之铭”。刊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年)。碑额篆书，已断裂，仅存“从”“铭”2字。碑高2米，宽0.93米。碑文隶书，共14行，满行27字。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鄢陵县达鲁花赤修孔庙时在洧川发现，移置孔庙内，不久又没入土中。明万历（一说嘉靖）年间洧水泛涨岸崩而石复出，重置于孔庙。碑文字体方劲古拙，结体疏阔清朗，笔姿秀逸雄浑，是汉隶的代表作之一。有一字不损的明拓本传世。 孔庙碑 《孔宙碑》是刊刻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七月的一方碑刻，全称“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又称“泰山都尉孔宙碑”和“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等，无撰书人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孔宙碑》为圆首碑，通高302厘米，宽107厘米，厚24厘米，有穿。碑阳额篆“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下刻碑文十五行，记叙了孔宙的生平事迹，极力称颂其德行业绩；碑阴额篆“门生故吏名”，下刻孔宙门生、故吏的姓名和籍贯三列。 袁安碑 袁敞碑 张衡碑碑首 张迁碑 《张迁碑》又名《张迁表颂》，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张迁碑》篆额题“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少室石阙铭 东汉篆书碑刻。石碑篆额题《少室神道之阙》。延光二年立于嵩山，是“嵩山三阙”之一。《金石萃编》载：铭高一尺三寸，宽五尺九寸。字共二十二行，满行四字。碑字漫已甚，存者唯数十字而已。书法古拙简朴，茂密浑劲，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传世拓本以篆额“道”字尚可见笔国者为早，考见《增补校碑随笔》。 开母石阙铭 “开母”原名“启母”避汉景帝名讳而改，启为夏禹子，铭记夏禹治水事迹。是《嵩山三阙》之一。铭文分成二段，《金石萃编》载：每段均高一尺八寸五分，宽八尺九寸五分。字凡共二十行，满行十二字，下段题名十行，满行七字。开母庙石阙铭》的篆书，书法古朴，是汉代篆书的名迹。较《少室石阙铭》为严谨，比李斯诸刻方紧，而秦篆浑朴茂美之气，尚依稀可见。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茂密浑劲”不为过誉。 华山庙碑 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末行有“郭香查书”字样。《华山碑》是汉碑隶属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书风朴茂古拙又圆转流动；用笔丰满中和又波磔明显，为书家所推重。 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是刊刻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的一方碑刻，又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无撰书人姓名，属缪篆书法作品，现位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南麓。《祀三公山碑》为长方形，高1.7米、宽0.7米、厚0.25米，碑文共10行，行字多寡不等，共200字。 延光残碑 也称《都官是吾残碑》、《是吾碑》，刻于东汉延光四年（125年)。缪篆，现存字五行，由于碑损泐较多，字数不可详数。据山东省诸城县志载，此碑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修超然台时发现，後移置县治诸城门外。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寿光知县宫懋勘察灾情到了诸城，发现此碑为汉代碑刻，拓后离去。宫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调任诸城知县时将石碑嵌在内堂东墙，并建亭加以保护，此碑才渐被世人重视。此碑现存地不详。拓本高一百二十五厘米，宽五十厘米。此碑书体与《祀三公山碑》相近，以圆转见长，古茂浑朴，体势随字，长方自如，在汉碑中较具特色。 袁博碑 《袁博碑》全称为《汉甘陵相尚府君碑》，又名《甘陵相碑》。无年月。而以甘陵王国考之，知其在桓帝之后，献帝之前。于一九二二年在洛阳城北张羊村北陵出土，石被断作墓门，仅存前两戳。隶书。第一戳存五行，第二戳存六行，行皆三十字。 韩仁铭 碑名全称《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现存郑州荥阳市文物保管所。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刻。金正大五年（1228年）荥阳县令李辅之发现，清康熙年间又曾一度散失，后又发现。碑文左侧刻有金正大五年赵秉文和正大六年李天翼跋语和李献能题铭，详述该碑出土情况。额篆“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10字。碑文隶书，8行，行存18字。记述韩仁做官的政绩和不幸短命后，上级官员令地方以少牢祭祀，以示褒扬的情况。碑文字体疏朗，行笔遒劲，为汉隶书体另一流派。碑额篆书结体长短随字结构，行间茂密，和而能变，与碑文隶书同出一人之手，世称双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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