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是首部将英德关系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也是保罗·M.肯尼迪的代表作。
“天然盟友”缘何兵戎相见？
《大国的兴衰》作者解读大国角力
理解霸权国与兴起国对抗的经典巨著
英德两个民族在“一战”前从未兵戎相见，而且它们的政治合作传统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经济联系得到强化，甚至曾被称为“天然的盟友”。但为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渐行渐远，并且最终在1914年大打出手？《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一书为该问题提供了全面而清晰的答案。
保罗·M.肯尼迪历时十年有余，遍访英德两国的六十余家档案馆，使用大量官方和私人档案完成了这部巨著。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涵盖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对两国关系的外交叙事，它还囊括了对两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宫廷、媒体、压力集团以及其他因素的彻底比较。
在肯尼迪看来，两国的差异不足以导致冲突，但在更大的问题出现时，这些差异将铺平通向冲突之路。英国和德国的关系无疑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极其重要的大国关系，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当作霸权国与兴起国间对抗的经典范例，得到广泛讨论。
英德敌对从根本上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详细审视的这半个世纪当中，德国已经不再是“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并且源于下述进一步的事实：德国的发展逐渐开始对所感知到的“英国利益”产生威胁；这些经济变化令那些对“拯救帝国”已然忧心忡忡的英国决策者更加感到不安……英国人民和德国人民此前从未兵戎相见，而且他们的政治合作传统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经济纽带得到强化，但为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渐行渐远，并且在1914年走向战争呢？这是在本书引言部分的第一句话中就开门见山地提出的问题，并且在随后的行文中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设法给出解释。由于该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加之也不是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展开论述，因此就变得更加复杂；此外，由于本研究所考察的时间段跨越了五十五年，因此完全有必要将作者所观察到的结论加以提炼。毫无疑问，经济原因影响最为深刻。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两国间直接的商业竞争有那么重要；正如前文所展示的，甚至在1914年还有很多条经济纽带将两国紧密相连，尽管从俾斯麦时代开始，随着德国竞争力的稳步提升，英德间的贸易对抗得到显著加强。然而，研究英德关系整体变化的历史学家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虽然在这段时期之初英国的钢产量是德国的两倍，但到了时代尾声却降到不足德国的一半。当然，以钢产量作为标准过于片面，纵然在一个无畏舰、野战炮和机车的时代，这一标准并非毫无道理；真正值得一问的是，在这一段时期之前和之后，是否还有两个相邻国家的相对生产力，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相对国力，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经历了像英德之间发生的这种惊人变化？当韦尔比勋爵（生于1832年） 1914年6月向英国皇家统计学会说出如下一番话时， 他完全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在为他那一代人代言：他们所记得的（19世纪）五十年代的德意志是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所谓的霸权领导着，这两国也相互勾心斗角。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德意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大国，还是作为一个民族，都实在不值一提。他请求他们将此与……德国工业中的几乎每一个分支都取得的惊人进步进行比较。他们必定会发现，俾斯麦为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增添了一支伟大而崭新的工业力量。问题在于，这种相对经济力量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商人和银行家们所关心的范围。要不是有着如此强大的工业实力与先进的科技力量，普鲁士德国将仍是“微不足道”；然而事实上，它成为了欧洲最强大、最高效的军事强国，能够同与其相邻的大国中的至少任意两个进行较量，并且事实上一旦出现全面冲突的话，有可能会碾压整个西欧。此外，如此规模的经济扩张意味着德国不仅正在欧洲破“茧”而出，而且还具备了一个世界大国的早期特征——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国外的政治影响力、攫取殖民地，以及不断扩张的舰队。所有这些都必然意味着英国自身的贸易、殖民与海上地位的相对削弱，除非它相应地能够扩大出口、进一步殖民扩张并建造更多的舰船，从而保持两国最初的相对地位。值得补充一句的是，被迫进行自我调整的不仅仅是英国，而是德国所有的邻国（法国、丹麦、 奥地利、 俄国），以便适应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随着德国天然的经济潜力得到迅速开发，权力政治的平衡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当然，要不是由于另外两个因素存在，英国或许本不需要对德国国力的如此 “溢出' 做出回应。首先是地理因素。第二个额外因素是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提出的，在“自由的”英国和“反动的”普鲁士之间，两国在政治观点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该差距自此之后从未得到显著弥合。然而，更加不可能的是，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反感便会导致公开的冲突——因为英国的激进派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都极不希望出现一场北海大决战。就算这是唯一的理由那也足够了······本书以“势力均衡”为主题,评述欧洲自1848年革命到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和威尔逊“十四点”倡议的提出这七十年中，英、法、德、奥、意、俄等国武装冲突,特别是运用外交计谋争雄称霸的情况。这七十年是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最后时期，也是欧洲“均势”的最后时期。其后，随着一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欧洲作为欧洲中心的地位从此一去不返。A.J.P.泰勒（1906-199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92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8年任牛津大学梅格达林学院评议员，并在到桥大学等校授课。1956年后为英国科学院高级会员。泰勒专攻欧洲近代、现代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著作等身，被视为西方近代史权威学者之一。
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均势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否定了经济的规律，也否定了政治的规律。这些自动起作用的规律不起作用了。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宣布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在这种道德观念里，主权国家将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政权之后，这种道德观念就以具体形式体现出来。但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不再尊重欧洲的自由主义秩序赖以建立的那些规律了。正如他们用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的办法来调节他们经济制度的严厉程度一样，他们也希望用某些国际权威(以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征服或一种清一色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减弱国家的主权。欧洲人不再相信所有的人由于本性极为善良而循规蹈矩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相反，他们梦想来一场没有痛苦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将在不知不觉之中放弃掉他们的独立和主权。列宁和威尔逊是这些新观点的象征。共产国际和国际联盟都宣告了势力均衡的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它将由革命用暴力来推翻，还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消失。这里也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束时间——布尔什维克越过现存政府呼吁实现革命的和平、威尔逊则宣布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1918年中的那个时刻。欧洲的势力均衡是本书主题；当这个主题与其他情况相比变得相形见绌时，本书就结束了。在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多少还有一点理由担心法国会主宰欧洲。它们要靠英国的支持去对付它，而这一支持是决定性的。俄国这个魔鬼虽然还是让人害怕，实际上它早已过时。它本来只靠它的人力，一旦煤的生产和铁路建设兴盛，就不那么管用了。从1850年到1870年，经济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同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势力均衡得到了加强；1871年后的俾斯麦体制同欧洲许多列强的现实是相符的。1890年后，这一均势开始崩溃了。德国超越了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在英国的力量加入了同德国对立的一方之后，均势也并未得到校正。但是这一局面也是不稳定的。德国即使主宰了欧洲大陆，美国也能向它挑战；而到最后，俄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都更为迅速。德国人有一个成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不是持久存在的。这样，欧洲政治家们在他们那种乱七八糟临时应付的决策过程中所碰上的大多数估计，都是有些道理的。……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之外，大家都犯了忽视美国的大错。他们未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吵架，美国也许会过来揪住他们的脑袋使劲相撞——而且它有能力这样做。这个错误使原来意义上的欧洲历史终结了。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标志着欧洲均势体系的终结让我们回到出发点吧。从1848年到1918年这七十年是欧洲势力均衡的最后时期；这一时期内的许多政治和经济发展原来以为要摧毁均势的，结果反而加强了均势。最初的二十三年是一段动乱时期，旧秩序看上去像在倒塌了。这一时期以“次要的修正”而结束；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被纳入了势力均衡的体制；在多于一代人的时间的一段时期里，欧洲把巨大的变化同国际和平结合在一起。然后，均势变得头重脚轻了，它又受到了新的挑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产生任何传统的结局。均势没有得到恢复；没有一个强国主宰欧洲大陆；甚至没有发生普遍的革命。美国的干预推翻了所有理性的估计。从此以后，曾经成为世界中心的事物变成了只不过是“欧洲问题”。１９6２年１０月，在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三天中，美苏站到了核大战悬崖的边缘；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如此多的生命在瞬间就可能会灰飞烟灭的危险。如果当时战争真的爆发了，可能会造成一亿美国人、更多的苏联人以及上百万欧洲人丧生；历史上其他的自然灾难和悲剧也都将显得微不足道。考虑到此次核灾难发生的概率——肯尼迪估计“在三分之到二分之一之间”——我们逃过此劫是多么的侥幸，直到今天还让人心有余悸。此次危机折射出：在核时代，我们的生存面临的重要但仅仅是部分“可以想象的”现实。此次导弹危机是现代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事件之一。但即使是对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迄今也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问题如：苏联为什么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战略导弹？俄国人采取这个背离其传统政策、极其危险的行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在美国一直警告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怎么会做出如此巨大并可能是致命的误判呢？为什么美国做出用海军封锁古巴、阻止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反应?美国有必要进行一场公开的核对峙吗?还有其他什么现实的选择方案吗?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对美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此次导弹危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关于核对抗和核战争危险，此事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冷战后，这对危机管理和政府间的协调有什么参考意义?这是处理对抗与冲突的一种模式吗?☆ 徐弃郁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认为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战争。恰恰相反，徐那种细腻的分析揭示了，虽然德国崛起引起了那种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但这种压力本可以被良好的战略和领导力所消解(就像俾斯麦所展现的)。正是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缺乏这种战略和领导力，使巴尔干半岛上并不重要的事件点燃了全欧洲的战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脆弱的崛起》因其政治洞见力而彰显价值……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领导力的;更确切地说，它关涉领导力在俾斯麦那里如何展现，在俾斯麦下台后如何缺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 大卫·史蒂文森☆ 这是一部深刻剖析德国1871—1914年兴衰史的新作。它生动而详实地论述了德国统一后，俾斯麦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德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快速崛起，而后来的领导人却一再误判形势……作者依据可靠的史实，勇于挑战历史上政治家们出于现实需要做出的结论或散布的观点，这种治学态度值得称赞。——原中国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 梅兆荣☆ 弃郁先生这部力作恰逢其时……本书不仅对德国大战略的形成和转变的刻画入木三分，而且剖析了其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背景，处处发人深省。这是一部上佳历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充满引人入胜的战术细节的优秀战略学著作。——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历史总是和当代相关的，人类总是能够从历史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中国正在崛起，已经向世界昭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决心。但要达到此目标，并非易事。中国因此不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经验，也要从世界历史中寻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历史，以揭示其和当代的相关性。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种重新解读。徐弃郁讨论的是德国崛起的历史。也是欧洲走向战争的历史。作者放弃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简单化的理论分析，深入到德国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传统上普鲁士/德国并不是一个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由于陆上强国环伺，普鲁士一直将陆军放在首要位置，而且统一之前德国的海岸线分别属于不同的邦，分散的海岸线和港口资源使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更加不可能。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德国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急剧扩大，扩建海军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然而在俾斯麦掌权时期，德国对于海军并不重视。这一方面是决策者对陆权优先于海权的根深蒂固的认识，比如陆军元帅曼陀菲尔在1883年给陆军内阁长官阿尔伯蒂尔的信就反映了这种普遍态度：“我也属于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那些没文化的支持者之列，就是会卖掉他最后一艘军舰来增加一个新的营。”另一方面，俾斯麦本人的立场也十分重要。与他认为德国不应努力寻求权力最大化的思路相一致， 俾斯麦认为，德国在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后再进一步扩大海军实力将引起英、法、俄等大国的紧张并刺激其形成反德联盟，因此过分强调发展海军来保卫海上利益是一种“绝对安全”的思路，即有害又不现实。针对要求扩建海军以防止英国危害德国海外利益的呼声，他指出德国防止英国滥用其海上霸权相对有效的方式是与二流海军强国组成“武装中立同盟”，因为1856年的《巴黎宣言》就表明这类国家决心保卫自己的海上航行权利，德国组成这类同盟是完全可行的。他承认，这种方式只能保证相对安全，但他警告说，对于德国的商业利益和海外殖民地来说不存在绝对安全，因为任何试图使德国海军力量赶上英国的努力都会被英法海军之间的联合所抵消。正是在这两种主流认识的影响下，德国海军在俾斯麦时期保持了较低的发展水平，在战略上则着眼于近海防御。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对海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主要用于远洋作战的“大海军”（Groβflotten）成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更引人注目的是，德国一扫历史上漠视海上力量的传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经略海洋、扩建海军的巨大工程之中，支持建设“大海军”成为一种席卷全国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巨大的转变已经不再是历史的延续，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其背后有着十分复杂而强大的动力……☆ “戈登·马特尔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使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再度成为解释一战为何爆发的最佳研究成果。马特尔不仅使乔尔的研究得以更新，而且对其进行了提升和扩展，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和编辑天赋的胜利，乔尔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美国历史学会乔治·路易斯·皮尔奖获得者，美国历史学家：小塞缪尔·R.威廉姆森 ☆ “这部集学术性、综合性、精妙分析于一身的著作应作为所有该时期历史研究者以及当今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主任，国际关系史专家 约翰·F.V.凯格尔尽管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很多人肯定对战争感到疑虑和担心，但是有足够的普遍对战争抱有热情的证据(尤其是在各个社会内的能言善辩的成员中间)表明民众看待战争时的情绪经常是兴奋与宽慰。更加详细的研究也许会表明，对德国皇太子所称的“新鲜而快乐的战争”的热情需要加以修正(保守派的圈子里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了，也许是呼应了一首当时流行的狩猎歌：“冲出去，冲出去，参加快乐的追逐，身心焕然一新地冲向那新鲜的狩猎场。”这个提法还表明了许多欧洲人仍然把战争当作一种体育竞技的程度)。
但是肯定的是，在1914年8月(此后有些人总是回顾这段时间，把它看成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一个短暂的阶段里，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使人们忘却了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创造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因而在法国的村庄里天主教神甫破天荒地与小学教师互相交谈了，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大厦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出席了德皇举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尽管乌尔斯特统一派成员不会与爱尔兰自治运动支持者同台出席爱国集会，但是看上去曾将导致内战的问题至少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情感显示出社会党人和其他反战人士把国际主义情感的力量过高地估计到什么程度，同时又把欧洲各国政府能够煽动的民族主义本能情感低估到什么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党人经常错把言语当成现实，或者号召举行总罢工的激进分子们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准备工作。当战争到来之际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它，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全欧洲爱国主义已被灌输至国家生活的各个层次之中。这也是多年来使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语言讨论国际关系的结果。而且这些年来通过暴力革命获得解放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无论是个人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需要暴力。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大人物和有权势者。没有这种思想，促成七月危机的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受到激励去暗杀那位奥地利的大公。许多理论家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民族性原则。罗马尼亚作家奥雷尔·波波维奇把民族主义看成“自然法”的胜利：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独特特性发展下去，这种斗争构成了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他认为民族性取决于自我意识，即一种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一旦一个民族拥有了它——呈现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特征，自然赋予了该生命体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自由。但是，如果它要成长和兴旺，它必须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样具备成长繁荣的适当环境，即它需要生存空间。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件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分子在强调战争经历重要性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纪律性和服从意识这些美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大肆宣扬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尤其不断地宣扬这样的情绪:“尽管心胸狭窄的民主派人士呼喊反对战争，把战争说成是过时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把它看成对日益虚弱者最强有力的激励，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快速和英勇的手段。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深厚的感情，而且需要另外一种美德，一种正在日益受到鄙视、不太被人理解的美德——服从。”6.《二十年危机1919－1939 :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1919年至1939年20年危机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人们从前十年满怀虚幻的希望陡然跌落到后十年充满悲凉的失望，从无视现实的乌托邦理想状态陷入了断然剔除任何理想成分的现实中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的虚幻理想是一种迟到的反思，映射出一去不再复返的过去一个世纪。那是一个黄金时代∶领土和市场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却并非高压强制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文明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大家自然而然地坚信两个理念，一是一人之福祉必然也是众人之福祉，二是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这种乌托邦思想所依据的现实，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失殆尽。所以，1919年的乌托邦思想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它对未来无法产生影响，因为它没有在现实中扎下根基。这种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悲剧是它凄惨的崩溃以及这种崩溃所带来的绝望。一位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写道∶'欧洲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理性和明智的力量，而是盲目、非理性和邪恶的力量。'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是，英国的福祉也是南斯拉夫的福祉，德国的利益也是波兰的利益，所以，国际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误解和恶意的产物。误解是可以避免的，恶意也是可以纠正的。现在，这种虚假的观点再也不能使国际关系显得合情合理了。100多年以来，冲突的现实悄悄地溜出了西方文明中思想家的视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面对世界的自然状态，既感到震惊，又茫然困惑。18、19世纪只有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才发生的那些残酷行为现在却发生在文明人群之间。极权主义显然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的结果。极权主义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危机在哪里发生，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乌托邦主义崩溃的第二个悲剧比较微妙。它来自第一个悲剧，同时又加重了后者的悲剧色彩。在19世纪后半期，冲突日益严重，已经危及了利益的和谐。当时，一剂达尔文主义的猛药挽救了世界的理性。人们承认了冲突这一现实。但是，冲突是以强者的胜利而告终的，强者的胜利自然是进步的条件。于是，弱者的牺牲拯救了人类的荣誉。1919年之后，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仍然公开坚持这种陈词滥调，以使国际关系显得合理并符合道德规范。但是，西方国家使用的是一个同样令人怀疑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权宜之计。西方国家为利益和谐论的崩溃感到惋惜，对朝着达尔文主义的转向感到震惊，于是便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道德。这一道德的基础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有产者的权利。像所有制度化的乌托邦意识一样，这种乌托邦思想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堕落为维护现状的堡垒。满足现状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试图将国际道德等同于特权国家集团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以及其他一些长期以来使用的口号;不满现状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则断然否认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国际道德。这两类国家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是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同样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无论采取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还是采取西方国家的方式将国际关系道德化，都必然遭到失败。我们既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也不能接受利益自然和谐论。前者认为，强者的利益就是整体的利益，因此毫无愧疚地盘算着怎样消灭弱者;后者过去曾经扎根于现实，但现在却丢失了现实的根基，因而必然成为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口实。这两种理论都已无法成为国际道德的基础。由于它们的失败，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法去解决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世界社会利益这一问题。国际道德正处于消散流失的状态。我们沿着什么方向才能找到国际道德复兴的路途呢？当然，国际道德可能无法得以复兴，世界可能正在滑向一个倒退和混乱的时期，现有的社会形态会土崩瓦解，新的社会模式终将以某种熟悉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情况如此，那就不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没有痛苦的经历。那些相信世界革命是通向乌托邦的捷径的人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近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似乎是减少了。有人曾经认为，闹革命而不是在绝望中逃避才是世界的出路。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相信这种观点了。我们的使命是探讨国际秩序崩溃的缘由，是要发现在什么基础之上才能够重建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像其他政治问题一样，必须从权力和道德并重的视角予以考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 1919-1939》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7. 《遏制战略 :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这是一部具有敏锐洞察力及启发意义的历史分析……对于理解历史以及思考当下及未来都十分重要的著作。”——《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可以认为，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的国家大战略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内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此重大论题领域而言，一直缺乏一部在历史学和战略研究双重意义上（或曰在战略史意义上）堪称卓越的专著，直到时任俄亥俄大学教授的外交史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 加迪斯在1982 年出版《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为止。该书（《遏制战略》第一版）连贯、统一和深入地考察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末期到吉米·卡特为止各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问世后很快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具有经典水平的战略史杰作，而且做出了重要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建树。2005 年，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势下，已改任耶鲁大学历史系罗伯特· 洛维特讲座教授的加迪斯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不仅大量使用了该书初版问世后逐渐可资利用的新史料，而且将考察范围扩展至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冷战终结，由此该书的副题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就其论题而言，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赞誉为“里程碑式的史书”的这部著作具有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此乃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加迪斯就此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宣告：“（本书）不是从较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视野出发对待其课题，而是从我认为囊括了所有这些的一个视角出发，那就是战略视角。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据此联系起来的过程……政策的学术研究者们在着迷于区域性、专题性或官僚机构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它的注意少得出奇。我愿将这'战略的’视野应用于遏制观念——那在我看来一直是战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关注——为的是解释这种观念在多年里经历过的前后相继的种种变异、表现和转换。”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军事与海军史讲座教授，是当前最享有盛誉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之一，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其著作曾获包括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代表作有《遏制战略》《乔治·凯南》《长和平》《冷战新史》等。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领域，对大战略的真正的学问性探究迟至20世纪50—60 年代才明确地出现。在本书问世以前，堪称这方面的现当代经典名著的有：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 年首版的《战略论》；1969 年开始由当代最重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者唐纳德·卡根陆续推出的、富含自觉和系统的大战略理论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6 年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出版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此后在1982 年，加迪斯出版本书。与此前及此后的所有大战略经典名著相比，本书最突出甚或独特的长处也许在于，它特别好地例解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具体的“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具体的历史考察得到，而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所谓特别好，是指本书大概比任何大战略史书都更能证明，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或者说，大凡足够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道理，一般倘若不诉诸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便无法予以揭示，因而大战略理论本身应有的精致性也无法达到。一言以蔽之，大战略理论构建依赖战略史考察，在前者的精致有赖于后者的精致这一点上表现得最强烈。本书的一个范式性概念，是加迪斯在前言内展示和说明的“战略编码”，或曰“地缘政治编码”。按照他本人的界定，它是美国决策者“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对他们的潜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前提假设，它们在一个行政当局上台前或上台后不久趋于形成，而且除非出现很不同寻常的境况，此后就趋于少有改变。”他指出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先后有过六种各自显著不同的“编码”：乔治· 凯南的最初的遏制战略，那在1947—1949 年间得到表达，而且由杜鲁门行政当局在那个时期里予以大致的贯彻；围绕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的各项前提假设，在1950—1953 年间作为朝鲜战争的一个结果被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 杜勒斯的“新面貌”战略，从1953 年延续到1961 年；肯尼迪- 约翰逊的“灵活反应战略”，直到约翰逊总统1969 年去职为止规定了美国对世界的方针；与“缓和”一词联系起来的、由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和实施的那套观念体系，它实际上由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继续下去，直到1979 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里根总统的新的遏制战略，它据加迪斯论说解决了“我已在它的诸多前驱那里辨识出的自相矛盾”，完成了乔治· 凯南起初首度提出的遏制任务，并且“他还以凯南本人预见到的方式行事：召唤一位苏联领导人参与从事改变其本身政权的任务。”8. 《权力优势 : 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部关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权威新史，在综合论述方面技艺精湛……简而言之，这是迄今有关冷战起源的最佳著作。一部里程碑式的研究……从未有一部本主题的图书在出版前就得到如此热切的渴盼，并在出版后得到如此广泛的赞誉……一部美妙的作品——迄今关于冷战初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佳著作。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官员们并没有想到他们会与苏联进行权力政治的零和博弈。他们本想与克里姆林宫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对苏联怀有的极大不信任，要求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条件必须与美国的重大利益相一致。当杜鲁门强调这一点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必须在85% 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行事。阿瑟·H. 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参议员是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说得更加明确一些：“我想我们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制度可以同处一个地球——但只能是建立在当我们说话时一言九鼎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将这些怀疑态度变成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一开始遏制意味着优势，但只是在防御意义上说是一种优势：苏联指挥的世界共产主义必须加以阻止，以防克里姆林宫控制欧亚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而寻求主导整个世界。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官员们确实没有在海外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愿望，也不想承担战略义务，或者也不想取代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广大第三世界地区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也许某些产油国比如沙特阿拉伯是一种例外）。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喜欢采取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力图创造一个有助于货物、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他们想打破英国的英镑集团，创立可兑换货币，以便为实现非歧视性贸易创造条件。在1944 年和1945 年，罗斯福、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极为重视创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他们认为这些国际机构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繁荣。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准备好承担英国以前扮演的金融霸主的角色。他们意识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他们想要阻止双边贸易做法和自给自足政策的扩散，他们就必须防止他国有意获取可能用来增强军事实力的经济资源。贷款也可能被用来获取政治妥协和经济让步。
然而，在一个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没有障碍的世界上，私营部门也可以充当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尽管它并不是非常听话和温顺的工具。例如，石油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有助于确保美国对最重要原材料的控制。他们认为，如果美国能够管理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将是一个更加和平的乐土，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这样的话，美国作为战争结果继承下来的权力优势地位将会依然完好无损。杜鲁门及其顾问们非天真之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总统就对国会发表了几场演讲，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鲁门想施行普遍军训（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建立海外基地体系，维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维持我们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地位，直到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和平机器能够充分运作为止。”战略空中力量、金融霸权、经济支配地位被认为可以有效阻止任何可能的苏联对权力优势的追求。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打错算盘了。英国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虚弱；欧洲的金融问题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棘手；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不景气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难以处理；革命民族主义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致命；苏联采取的行动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不妙；美国的军队复员步伐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快。在1947 年和1948 年，美国的官员们开始通过采取以大规模经济援助和有限军事援助为核心内容的新政策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杜鲁门政府以同样的高效率和更加熟练的手法利用私营部门在欧洲打造出一些新的统合式安排（corporatist arrangements），这些新的统合式安排旨在努力缓解社会冲突，预先阻止共产党人获取政治胜利，并促进经济增长。其总的目标就是在西欧、德国西部和日本恢复生产，并在这些地区被吸引到东方之前将它们整合到美国主导的轨道上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和情报分析人员知道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做出负面反应并采取一些反措施。但是，他们相信苏联人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将是有限的，因为苏联领导人不会与美国开战。虽然美国的现有军队规模可能不是很大，但美国的战略优势、核垄断地位和战争能力都可以支持这项事关欧亚核心工业区重建事业的冒险行动。詹姆斯·福莱斯特1947 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只要我们能比世界其余地区更高产，只要我们拥有制海权，只要我们能够用原子弹打击内陆地区，那么我们就可以承担一定的风险，若非如此，这种风险便是不可接受的。”通过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美国还可以恢复它们潜在的军事能力。为了使西欧、德国西部和日本永远与美国站在一起，美国的官员们深信这些地区和国家必须缩小美元缺口，美国必须帮助它的工业盟国在欠发达的外围地区出售其货物，赚取美元，并购买粮食和原材料。在革命民族主义兴起的形势下，将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连接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它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是美国的官员们认为这可以摆平。为了避开美国在第三世界承担义务，他们努力说服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通过承认殖民地人民拥有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政府的权利来笼络民族主义运动。但它意味着可以创造一个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热情友好的世界环境；意味着可以开发出消除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意味着可以动员力量逐步减少苏联对自身外围地区的影响力；意味着可以逐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意味着可以设计出管理自由世界的制度方法和机制；意味着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权力结构（configuration of power）和军事态势（military posture），如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就可以战胜对手。如果对手觉察到了灾难降临前的预兆，它们将会顺从美国的愿望。保罗·尼采在1952 年中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可以“获得优势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