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显然，如果沈醉没有加入军统，单纯从军或者从政，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毕竟沈醉家教相当严格，颇有文化水平，不干杀手的话，就算当一个学者也不错。
可沈醉选择加入军统后，沈醉人生的后半段也将注定了腥风血雨。 事实上， 在谈到沈醉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在军统之中地位很高，甚至就连沈醉自己也这么认为，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岱山，军统内部分裂成好几块，沈醉自认为自己可以去争一争这个军统局局长的宝座，哪怕是后来保密局局长的宝座。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确实如果从表面上来看，沈醉有这样的资格，他19岁加入军统，深受戴笠信任，帮着军统处理了很多棘手的事情，军统四大杀手、三大剑客都有他的名字，他也被称作是“年龄最小，资格最老”的一号人物。 可实际上，如果从军统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沈醉离军统局局长宝座还差的十万八千里。 沈醉被捕时，实际职务是军统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但按照军统的组织结构局-区-站-组-队，沈醉还不够看，别的不说，光是徐远举、周养浩，职务上就比沈醉高一级，两人一个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一个是副区长。沈醉后来被转移关入功德林后，当时功德林里面关着至少十六个少将级别的军统特务，其中还包括康泽比戴笠资历还老的特务，他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别动总队的创始人，是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
不过，沈醉有一句话没说错，他在军统中如果比毛人凤，资历确实要老一些，更关键的是，戴笠生前对沈醉确实很重用，虽然不至于是当做接班人来培养，但基本上有什么事情，都会交给沈醉来处理，从沈醉回忆录来看，他做事风格老辣，戴笠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也因为是在戴笠身边，所以沈醉了解他很多密辛。 一一般人看来，军统就是复兴社，其实不然，军统其实是出自于复兴社，只是在戴笠手里发扬光大了。 1931年，蒋介石仿效墨索里尼“黑衫党”，以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十三太保成立了复兴社，后来又在复兴社内部核心成立了一个力行社，而力行社下属有个特务处，专门用于谍报活动，戴笠任处长。这个力行社特务处是军统的前身。 一直到1937年，蒋介石将力行社特务处与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密查组（特工总部）联合，成立了军统，并向蒋介石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以戴笠的资历，还当不上军统局局长，只是整个军统都是由戴笠负责，可以说戴笠虽然不是局长，但在军统内部，他也是一把手。 军统也正是在戴笠的手中，才逐渐发展壮大。 话说回来，沈醉参加军统，其实相当早，早到什么程度呢？蒋介石于1932年下令成立力行社特务处，沈醉就经姐夫余乐醒介绍，参加了特务处。 余乐醒早年是中共党员，甚至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在起义后，余乐醒却干了一件不地道的事儿，他拿着部队的黄金做了逃兵，尽管后来在上海，余乐醒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但自此以后，余乐醒便没有再与党组织联系，算是事实意义上的脱党。 余乐醒脱党后，受戴笠拉拢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还把自己的小舅子沈醉也引荐进入。 沈醉初入军统时，留在姐夫余乐醒身边担任联络员。 当时戴笠正在筹措组建自己的特务班底，对沈醉这样的年轻人十分关注，事实上沈醉确实没辜负这份期望，是个杰出的干才，于是进行了特别的培养。
据沈醉回忆，戴笠对其他人都是不苟言笑，唯独对自己总是和颜悦色，那时戴笠经常对沈醉说，自己的儿子和他年纪一样大。 按照资料记载来看，戴笠说得很有可能是他儿子戴藏宜（比沈醉小一岁），只不过戴藏宜加入军统是在1940年，后来因为顽固不化，1949年被逮捕，1951年被判死刑。 戴笠的重视让沈醉感觉受宠若惊，要知道在当年，沈醉也不过才是一个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1933年5月，戴笠破格提拔沈醉担任了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沈醉正式踏上了特务之路。 一直到1937年，沈醉才离开上海。 沈醉在上海的这段时期，正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发展时期，戴笠也是因为在上海的“成绩”，逐渐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其中有不少沈醉都参与过。比如监视鲁迅、恐吓、威胁宋庆龄等等，其他一些诸如逮捕、绑架、审讯中共党员以及民主人士，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沈醉逐渐地心狠手辣，他与当年那个初出茅庐，天真善良的少年越走越远。 复兴社特务处早年经费并不多，戴笠也有一套歪理。 沈醉就曾向戴笠提过，特务处经费太少，希望能够增加，但戴笠反过来却说他： “我们是干革命工作的，不能贪图享受，应当刻苦一些。” 可实际上这话也只能骗骗一般人，却瞒不过沈醉，后来戴笠才对他说了实话，原来他只是担心人员贪图享受，不愿意工作，于是刻意给较少的经费，就是希望他们能卖力工作，好争取奖金，工作越好，奖金越多，这样既能够避免庞大的人员开支，又能够增加效率。 也因为军统经费本身不高，所以底下的人自然是想方设法的贪污腐化，特务们都希望自己在任务之余还能兼任公职，这样以来，既能领取生活费，又能有另外的“灰色收入”。
底下的人收了钱，为了不让上面的人管，自然也是需要好处费的，沈醉自己就收到过这些好处费。 一次，沈醉抽屉里突然多出200块现钞，送钱的人还在信奉上注明“请笑纳”，结果被沈醉黑着脸退了回去，沈醉也因此被身边的人骂“不近人情”，后来戴笠知道了这件事，还奇怪的问他，为什么不收钱，沈醉告诉他：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 戴笠因此对沈醉更加赏识。 二沈醉在上海期间，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湖南通讯社驻上海办事处的记者。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沈醉与一个叫白云的女作家谈起了恋爱，甚至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这个叫白云的女作家也不一般，她就是后来创作了《延安颂》的莫耶。 不过，那时沈醉没敢说自己真实身份，而是以记者的身份与莫耶交流，只是沈醉这第一段感情注定要横生波折。 沈醉谈恋爱自然不可能瞒得过戴笠，戴笠早就暗中吩咐人调查了这个莫耶的情况，发现她不仅仅是思想左倾，来往的朋友也大多数都是“左联”的人，于是戴笠敲打沈醉：
见沈醉置若罔闻，戴笠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沈醉，这个“白云”不可信，她的思想太激进，很不可靠。
对于同莫耶这段感情，沈醉也曾反复犹豫过，但却始终没放下，两人后来还有了一个儿子，可惜的是，到1937年，思想进步的莫耶打算去延安，沈醉注定不可能与她一起走，不过自始至终，沈醉没告诉莫耶自己的真名，只是告诉她自己是抓捕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特务。 莫耶后来到了延安，沈醉还想同他恢复联系，结果被戴笠知道了，狠狠痛骂了一顿，自此以后，两人便中断了联系。 要知道戴笠管理军统，规矩十分严苛，其中一条就是，无论大小特务，统统不准结婚。 按照戴笠的逻辑：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败，怎么可以结婚？再说，结了婚，就有牵挂，就不能一心一意为国效力了。” 沈醉也因为这个缘故，结结实实地打了好几年光棍。 不过，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沈醉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粟燕萍。 1938年初，戴笠在湖南临澧举办了“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年2月，沈醉带着从郑州招募来的800余名流亡青年来到临澧，并担任了”行动术”中校教官。 一次授课中，一个女学生误入深水区，沈醉及时出手，将这个女学生救上了岸，这个女学生就是粟燕萍。
也许是缘分，粟燕萍后来请假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坐得是沈醉的车，到家后，这位病重的父亲一见沈醉生的高大英俊，还以为是女儿的男朋友，于是临终前拉着沈醉的手嘱咐： “很好，很好，我的女儿就拜托了。” 沈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只能点头答应。 后来沈醉把这件事回家告诉了母亲，沈母却认为，既然是对已经去世的人许下的承诺，就应该遵守。 沈醉后来与粟燕萍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因此结婚，当然为了能绕过戴笠不许结婚的规定，沈醉请姐夫余乐醒出面，余乐醒尽管是戴笠引入军统，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乐醒却反而要算是戴笠的引路人，对他的话，戴笠不能不重视。 余乐醒找了个借口，说沈醉与粟燕萍当年订过娃娃亲，戴笠一见这个情况，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答应下来。 沈醉对粟燕萍十分疼爱，两人婚后琴瑟和谐，并育有多个子女。 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儿是，一次军统宴会上，沈醉携妻一同出席，没想到在宴会上，被戴笠看到，问了一句： “那是谁的夫人？” 沈醉见状大惊失色： “他是我妻子。” 戴笠笑着点点头，连说了两个“好”。
沈醉心里凉了半截，自此以后再没带妻子外出过。 沈醉在戴笠身边工作了很多年，对这位上司的脾气、个性都很了解，他虽然驭下严苛，但自己私生活却很糜烂。 三除了贪财以外，戴笠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好色，甚至于已经达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沈醉对此心知肚明，据说在军统内部，戴笠看上了一位廖姓处长得太太，于是不管不顾，想方设法的霸占为已有，沈醉很担心，如果戴笠看上粟燕萍，说不准也会想方设法的占为己有，到时候恐怕就有麻烦了。 戴笠私生活糜烂，在军统内部似乎是一种不公开的秘密。 据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就曾提到过。
因为许多资料记载不一，余素恒也称余淑恒。 随着戴笠社会地位不断攀升，他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开始不满意起来，他希望在自己身边的人是一个知书达理，有文化，会社交的女性。 余淑恒应该说满足了戴笠所有的幻想，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追求，甚至还有了结婚的想法，但余淑恒并不喜欢这个几乎可以当他爸爸的男人，只是迫于戴笠的强势，不得已而同他在一起，但戴笠后来送她到美国留学后，余淑恒就甩下了戴笠，同一个美军军官走到了一起。 戴笠在情报工作上精明了一辈子，却唯独在余淑恒身上吃了亏，一直到3个月后，他才知道了余淑恒的情况，那时余淑恒已经把自己的父母全部都迁到了美国，虽然戴笠在国内一手遮天，但对逃到美国的余淑恒，却也是鞭长莫及，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不过，戴笠之所以没选择报复，恐怕也和他转移了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那时的戴笠，已经和影星胡蝶走到了一起。 如果要评述民国年间的奇闻异事，“影星胡蝶被戴笠霸占”一说被传得沸沸扬扬，时至今日依然是人们的谈资。 胡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已成名，拍过很多电影，胡蝶第一段恋情是同林雪怀，但并不顺利，第二段婚姻是与潘有声，两人经过六年马拉松式的恋情，最终于1935年年在上海成婚。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蝶与家人一起躲到了香港，一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才和丈夫一起回到重庆。不料也就是在到重庆的途中，胡蝶托运的30几个箱子全部丢失，要知道这是她经年累月积攒的财富，一朝化为乌有，不由得十分痛心。 就在胡蝶请杜月笙帮忙时，杜推荐了戴笠，戴笠倾慕胡蝶已久，立马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追回这批财宝的重任。但在战火纷飞的时局下，想要追回这些财宝，难度不亚于登天，戴笠为了讨胡蝶高兴，自己出资买了一大批珠宝，谎称是追回来一部分，胡蝶自然能认得出，这些东西不是原物，但事到如今也只好接受戴笠的好意。 为了给胡蝶出气，戴笠还下令，将负责运这批行李的杨惠敏以及其男友关进监狱，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被毛人凤强迫签了保密协议才被放出，值得一提的是，杨慧敏就是那个给四行仓库送旗的女童军，突然遭受了这样一个莫名的冤枉，很受打击，一直到晚年依然难以释怀，可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却丝毫没提起杨惠敏的事儿，包括当年丢行李的事儿。
据沈醉回忆录记载： “戴笠对胡蝶可以说是一见倾心，格外欢心，自从有了胡蝶后，对于其他女性的兴趣少了一些。” 要知道在当年，蝴蝶可是有丈夫的，戴笠依然无所顾忌。 更重要的是，据沈醉回忆，戴笠有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就让胡蝶同她丈夫离婚，然后与他公开结婚。 可惜的是，戴笠的这个想法，随着他的飞机失事也宣告失败。 戴笠死后，沈醉也可以松口气，至少他不用再担心自己妻子被戴笠看上。
1949年12月，沈醉在云南参加卢汉起义，不料却在事后被当做战犯关押，妻子粟燕萍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后来不得已之下选择在香港成婚，沈醉获特赦后，还曾到香港探望妻子，那时粟燕萍想到沈醉过去心狠手辣，一度感到惶恐不安，但沈醉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心性早已大不相同，他见到妻子的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是： “燕萍，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没有保护好你！” 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沈醉最终收获了他人生的圆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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