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发行量巨大、读者众多、影响遍及海内外的传记文学作品。该书的定本自1964年问世以来,截止到2013年,已累计重印26次,发行190余万册,并有多种外语译本;如果加上灰皮本、批校本及全本，至今的发行量已经超过200万册,可谓传记文学史上的奇迹。
《我的前半生》 群众出版社 由于传主本人身份的特殊性和所处历史的复杂性,《我的前半生》不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且更具有丰富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但是,该书灰皮本问题较多,尤其清末一段“参考了清宫演义等笔记小说,大多不可靠”，“民国一段，也多是道听途说”，后经公安部同意,在溥仪的积极配合下,由李文达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并采纳各方意见、三易其稿,最终形成定本。定本对晚清和民初历史的描写,得到了许多近代史学者的肯定。但是,它仍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历史人物回忆录,而是一部兼具真实与虚构、史笔与文笔的传记文学。如果不能从中辨析出哪些内容属于史笔,哪些内容属于文笔,史笔叙述中又有哪些不准确之处等，利用该书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在对晚清日记进行整理与研究时，发现《绍英日记》中的部分内容颇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绍英 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光绪末曾以京师大学堂提调身份东渡日本考查学务;又曾任商部右丞,充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擢度支部左侍郎,派充崇文门监督。宣统年间擢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兼任八旗护军营都护使之职,后特授太保。绍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经动乱,其日记经后人精心守护,仍保留下来三十三册之多。记事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起,至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止。这样一位逊清内廷大臣的日记,用来与《我的前半生》对读，恰可有效辨析出后者叙述中的虚与实、正与误。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鹿钟麟率兵逼出皇宫,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我的前半生》中对此自然有所反映: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唬！” ……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电影《末代皇帝》剧照 溥仪被赶出宫 这段描写绘声绘色,颇有老舍京味小说的风采,可惜其中颇有不准确之处。其一是溥仪闻知鹿钟麟带兵入宫的时间绝不会是在上午“九点多钟”。因为《绍英日记》该日明载:“午刻鹿钟麟司令、张总监璧率队警进内,云奉大总统令,二人与清皇室商订修正优待条件等因,并附有五条条件,一如各报所登记,且云限于三点钟请上出宫,否则兵警愤愤不平,伊等恐弹压不住,并欲请见,当面说明。予云可将公事交来阅看,阅毕,对云此事自应和平解决,可由我辈陈明再为回答。” 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的经过》一文则云:“1924年11月5日上午九时,我携带摄政总理黄郛——代行大总统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石曾由警卫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后随卡车两辆,分载军警20人,直驱神武门。当时守卫故宫的清室警察,见我们突如其来,惊慌莫措,我即下令预伏于神武门附近的国民军警卫队,先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械。继又将神武门左右的清室警察四个队（每队百人,分驻护城河营房）全部缴械,听候改编。我警卫部队完全控制了神武门一带之后,我偕同张、李率军警各20人,进入故宫,沿路见到人就喝令站住不许动,直入隆宗门原军机处的旧址。在军机处我们召来清室护军统领 毓逖,给以监视,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再令其传知内务府主管人员即刻来见。未几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到来……”虽未言及到达内宫时间，但考虑到鹿钟麟到达内宫隆宗门之前还要解除清室守卫的防御力量,他直入隆宗门的时间不会太早,中间又传召绍英等人晓谕及往复辩驳,然后才由绍英入告,则溥仪闻知逼宫信息的时间理应在11月5日午后。 其二是当时出现在宫内溥仪周围的大臣,《我的前半生》中认为除绍英、荣源、宝熙外,还有后来经过交涉才得以进宫的载沣、陈宝琛和朱益藩。这与《绍英日记》所载多有不同: 11月5日（十月初九日）:午刻,京师警备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率队警进内。……适荣大人亦到，予即持所交公事请上阅看,朱大人、荣大人、耆大人均在旁,又王大人汝珍、国维亦在旁,公同商议,请旨定夺。奉谕既已如此,只得允许。皆云电请醇王爷来商议,移时王爷到,亦同意,令办覆函,公拟函稿致国务院,另有函底。大致有此次条件及善后办法应由双方商妥交换,以资信守等语,请上阅定,缮交二人。鹿司令要玉玺,复经请示,准将檀香、青玉宝各一方交二人领回。三钟时,予随从主人乘坐汽车至北府,皇后、淑妃均同至北府,荣大人亦跟随同往。鹿司令、张总监送至北府,面见主人,陈明此后既永远废除尊号,即与国民平等,上对云我已明了,共和国自应如此。鹿司令、张总监皆鼓掌称赞,握手而去,遂派军警保护,甚为严密云。上与后妃均平安入府,奉上命,予与荣大人均住府,泽公爷、涛贝 勒、忻贝子、佳三爷亦均住府。予因痢疾，夜间大解二三十次，明早只得回家医治也。是日郑大人偕川田东医前来看视后归去。陈大人、庄大人、杨大人、柯大人均来看视。 在绍英笔下,是日在场的大臣除自己之外,有荣源（荣大人）、朱益藩（朱大人）、耆龄（耆大人）、朱汝珍（按:日记中误将“朱”写作“王”）、王国维,后来载沣亦赶到。至于那个被安排了对白“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的宝熙压根不在场,陈宝琛（陈大人）、郑孝胥（郑大人）、庄士敦（庄大人）、杨鼎元（杨大人）、柯劭忞（柯大人）等皆是在溥仪入住醇王府后始获准前来探视。当时国民军严禁他人进出皇宫,载沣因是溥仪生父且要接纳溥仪入住才被放入,其他如庄士敦虽是英国人，依然被坚拒，“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自然更不可能。
庄士敦与溥仪 另外,像“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之类的生动细节和其后维妙维肖的对话,在最初《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是没有的。心理学中的记忆偏差理论告诉我们:有时人们会把实际发生的事与经过推理觉得符合情理的事混同起来,大脑还会不断接受后来的信息为残缺的记忆做完形填空,从而导致记忆被修改或出现偏差。这可能是《我的前半生》愈往后的版本细节愈丰富生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的前半生》是一部传记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同在,牢牢记住这些,就不会被其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所迷惑。 总的说来,传记文学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尤其是像《我的前半生》这样的自传体文学,力求呈现的是自我真实的人生经历,因此虽容有一定的虚构,但纪实传真仍是其追求的最高叙事伦理。当然,这种“实”或“真”是一种文字叙述呈现出的真实,既无法等同于记忆里所谓的“真实”,更无法等同于已经永远逝去的历史真实。《我的前半生》多大程度上展现了那个真实的溥仪呢?那些与史实不相符合的叙述中,哪些是有意的忽略和扭曲,哪些又是自然的遗忘或是无意的修改呢?哪些是查阅历史资料后的“后见之明”的书写,哪些又是出于艺术加工的需要而虚构的呢?本文只是揭露出冰山下的一角,更为细密深邃的研究,有待来者。 ·本文源自张剑《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内容有所删节。现题目为微信编辑所拟。  【点击图片 特惠购书】
 |
|
|
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