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 · 精彩 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上） 文 / 朱永新 摘要：21世纪以来，新教育实验坚持以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为价值准则，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和相关课程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进行了二十年的田野实践探索。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三专模式”使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成长为卓越教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营造书香校园”“家校合作共育”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实践，为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家校社政共育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抗教育异化，回归教育本质以及大面积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等方面，新教育实验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力争把新教育实验建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使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关键词： 新教育实验 ; 幸福完整 ; 十大行动 ; 新教育学派 作者简介  朱永新，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目录概览 一、引言 二、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 三、新教育实验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四、新教育实验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五、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 六、新教育实验的主要贡献、问题反思与未来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危机”成为世界教育的一个关键词（库姆斯，1990）。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但随之也产生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择校热等社会问题。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与此同时，多种教育改革探索也应运而生。无论是官方的新课程改革，还是民间的各种教育实验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教育。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开启了以“面向未来教育创新”为主要方向的教育改革。如，美国有试图将公立学校交给民间托管的“特许学校”；有试图打破传统按照年龄分班教学的年级制，开展“由学生内在动力驱动学习”的“阿克顿学院”；有试图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项目式学习探索的“高科技高中”（HTH）。此外，教育技术日新月异，教育平台日渐丰富，如可汗学院、斯坦福网络高中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资源创新教育平台，积极拓展教育途径。 在中国，21世纪的教育变革也是潮流涌动。无论是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变革、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变革、清华附小的主题式学习，还是民间关于蒙台梭利、华德福等教学模式的探索，以及小规模学校、“教育自救”式在家学习方式的兴起，都为推动教育改革注入了充沛的活力。在这众多的改革探索中，“新教育实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什么要把我们对于教育的探索定名为“新教育实验”？我们认为，取名“新教育”，既是一种“学术认祖”，也是一种理论自觉，更是一种创新意识，可以视为新教育人在新时代主动进行教育创新的使命担当。 1889年，英国教育家雷迪建立了阿博茨霍尔姆学校，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成人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关系允许有经验的长者指导而不是控制学生（吴海明，2008）。相较于传统教育，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引领下，教育界开始探索新的教育实施路径，且新教育理论也逐渐丰富。 1889年以后，欧洲各地新教育实验学校逐渐兴起。如，1893年巴德利在英国南部创办的贝达尔斯学校，1897年里诺·赫贝在温切斯特创办的韦斯坦斯学校，1898年德国利兹创办的乡村教育之家、德摩林创办的罗什学校，1899年瑞士费里埃尔创办的“国际新学校事务局”等。1899年瑞典女作家爱伦·凯发表《儿童的世纪》，从新人文主义角度预言20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呼吁新的教育变革。可以说，19世纪末叶，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新教育思想的种子已经播撒，一场新的教育变革呼之欲出（吴海明，2008）。欧洲各国在开展“新学校（教育）运动”的同时，教育家们也在酝酿新的教育理论。如，20世纪初叶出版的蒙台梭利的《蒙台梭利教育法》、怀德海的《自由教育中数学的地位》、沛西·能的《自然科学的教学》、凯兴斯泰纳的《德国青年的国民教育》、托尔斯泰的《论教育》等。 1921年，在法国加莱成立新教育联谊会并明确了新教育的纲领，根据纲领可看出新教育有两大核心观点：一是儿童中心的主张，即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内在精神力量；二是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吴海明，2008）。许多耳熟能详的学校（如，尼尔的夏山学校、小林宗作的巴学园、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等）以及近百年来教育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如，罗素、蒙台梭利、皮亚杰、怀德海、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都深受新教育思潮的影响（朱永新，2019）。 “新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叶。1912年2月，蔡元培先生在《教育杂志》发表了《新教育意见》，吹响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号角。1919年2月，《新教育》杂志在上海创刊。同年7月22日，陶行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讲演，题目就叫《新教育》。1929年，庄泽宣正式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的主张（庄泽宣，1929）。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许多教育家都把他们的教育探索命名为“新教育”（李海云，2009）。 21世纪初叶中国关于教育改革探索的“新教育”，既可以视为“世界语境”中的“新教育”在当代中国的一声“回响”，也可以视为对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新教育的一种“承继”。因为此项探索与历史上的“新教育”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性：都试图对当下的教育和社会进行改良和创新，都主张尊重儿童的个性与自由，都建立了一批实验学校，都是民间草根的自发行动等。从传承意义上讲，我们关于教育的探索和创新是历史上“新教育”精神在新时代的“链接”和“延续”。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教育”，我们将这项教育改革探索称为“新教育实验”。 命名中选定“实验”，一方面与新教育的探索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借鉴了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一般是指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而人为地控制、调整或模拟研究对象（自变量），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因变量），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的过程。显然，新教育实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叫“实验”，是因为笔者经过对我国的教育改革进行系统整理后发现，教育界把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保定的教育变革运动称为“平民教育实验”（张志增，2016），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称为“乡村教育实验”（杨东平，2003）。所以，我们把这项针对学校变革的体系命名为“新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的英文命名，最初我们直接翻译为“New Educational Experiment”。在与国外专家交流后意识到，这样的英文命名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实验，容易引起大家对于新教育实验的误解。因此，最终定名为“New Educational Initiative”。 就新教育的理论来源而言，它既借鉴了西方的教育理论，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体现了中国本土的、独特的创造性；它直接借鉴和继承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让教育回归生活并回应社会发展和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在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在新教育实验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笔者拟通过这篇文章，对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进行简要回顾、梳理，以期让更多学术界同仁对新教育形成清晰的认识，为新教育实验的发展把脉问诊，并确定新教育实验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我们也期望以此为个案，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探索提供理论与行动上的借鉴和参考。 二、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 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实验酝酿期（1986年—1999年）、实验初创期（1999年—2002年）、实验建构期（2002年—2013年）和实验深化期（2013年至今）。 （一）实验酝酿期（1986年—1999年）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属于前新教育实验阶段。作为发起人的笔者，在这一时期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外教育理论与改革实践，深入考察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实际，为开展推动教育变革的新教育实验做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师资班学习。其间跟随燕国材先生从事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并阅读了大量古代思想家的著作。1986年开始，为编写《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笔者不仅系统地研读了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方新教育运动代表人物等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更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1988年，在编写《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期间，笔者收集了大量当代中国教育的数据与资料，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而鼓舞，也为越来越严重的教育经费短缺、应试教育等问题而焦心（朱永新，1990）。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驱使笔者要为改变中国教育做点什么。到1989年《中华教育思想研究》这部著作完成之时，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创造更好教育的使命感（朱永新，1993）。 1990年，在日本上智大学访学期间，笔者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二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实地考察日本教育，并主持编写了近20卷的“当代日本教育丛书”。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近邻日本教育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朱永新，王智新，1999）。1993年，笔者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任职期间，先后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必读书目制度、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学分制、文科改革试点班、理科强化实验班等教育改革措施。这一系列探索，为日后“新教育实验”的书香校园建设、卓越课程研发等积累了初步经验。 1997年，笔者调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此时，笔者开始系统思考如何办群众满意的教育和理想教育的模样，先后在苏州市推出改造相对薄弱学校计划、名师名校长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等，并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教育的品质，改变了教师的精神面貌，也激发了笔者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的愿望。 这一时期是新教育实验的酝酿期，这个阶段的工作客观上为新教育实验的萌发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时代需要教育变革，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与教育探索。此时，新教育实验已经呼之欲出。 （二）实验初创期（1999年—2002年） 这个时期的新教育实验，基本特点是用理想和信念激励实验教师，用思想和行动引领实验学校。1999年，为了更好地适应政府工作，笔者开始在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修读苏东水先生的东方管理学课程，并系统阅读管理学、领导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中的一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笔者：1950年元旦，德鲁克父子去看望弥留中的另一位管理学大师熊彼特，熊彼特对年轻的德鲁克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杰克贝蒂，1999）。熊彼特的这番话给了德鲁克“衡量自己成就的尺度”，也给笔者带来了内心的冲击，让笔者重新思考人生意义的角度和个人社会价值的考量尺度。笔者猛然意识到，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不少作品，但并没有真正走进教育生活。于是，笔者决定改变话语方式，改变行走方式，真正地走近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学生父母，走进中小学、幼儿园，走进一线教育生活。 从研究者过渡到行动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要转变理念、情感，更要改变方式方法。1999年夏天，江苏教育报刊总社邀请笔者为“创新教育笔会”的代表讲述“我心中理想的教师”。感谢这次笔会，正是因为这次讲演，让笔者找到了自己的教育话语方式，找到了走向教师与教育生活的路径。会后，笔者应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校长奚亚英的邀请到学校授课带徒，系统地与教师们分享关于教育的理想。那时候，这所学校还只有两排破旧的平房，教师也是以农村青年教师为主体。但是，教师们追寻理想的激情和渴望成长的热情深深感动了笔者，该校也成为践行“我的教育理想”的第一所学校。 2000年，笔者把关于教育理想的讲演系统整理，出版了《我的教育理想》一书。此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理想教育的系列目标，对理想的学校、教师、父母、校长、学生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论述，同时讨论了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等问题（朱永新，2000）。这本关于教育理想的小书，点燃了很多教师对教育的激情。在很长时间里，此书都是中国教育界颇受欢迎的教育著作，并被评为“建国70年70本教育著作”之一。但也有人认为，书中提出的教育理想是天方夜谭，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根本无法实现，让校长、老师们戴着镣铐跳舞，根本无法实现理想。对此，笔者认为“戴着镣铐也可以跳出精彩的镣铐舞”。尽管对此书的褒贬不一，但新教育实验最初的一些理念与行动，皆源自此书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对教育理想的探寻。此书直接“催生”了“新教育”，新教育人把《我的教育理想》的出版，作为新教育实验主要思想提出的标志，也作为新教育实验正式诞生的标志。此书的卷首诗《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宣言。 2002年6月，新教育实验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平台——教育在线网站。初创时期的新教育实验，以其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与清新的教育理念点燃了许多校长和教师的教育激情。网站开通后的半年里，注册会员就超过4000人，发帖量超过5万，访问量达到21万人次。在这里，每一个帖子都会引来关注，每一篇随笔都会赢得鼓励，每一次欢笑都会听到回声，每一次争论都会点燃思想。网站很快就被敏感的媒体誉为“中国教师的精神家园”“中国教师成长的网络师范学院”（李晔，张斌，2004）。一位网友在教育在线的论坛中写道“教育在线是幸运的，它在如林的网络争锋中脱颖而出，长成一片茂盛的教育绿洲；教育在线的网友们更是幸福的，他们在网络的大旗下找到了教育的真谛和职业的价值，他们的心灵天空因理想之光的照耀而充满意义”（张菊荣，焦晓骏，2005）。通过网络汇聚新教育实验的人才、传播新教育实验的理念，是新教育实验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新教育实验能够在短期内迅速传播，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互联网居功至伟。 实验初创期是新教育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阶段。为中国教育探索一条新路的理想，在实验推行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是强大的。基于这一教育理想，新教育实验得到了许多学校和师生的关注与参与，并开始形成新教育实验共同体，为追逐美好的教育生活积极前行。初创期的新教育人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迎着新时代的第一缕阳光踏歌而行，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话语方式。 （三）实验建构期（2002年—2013年） 系统建构“十大行动”，用课程和项目推动、用培训和现场拓展新教育行动路径，是新教育实验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002年9月，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成为第一所获得授牌的新教育实验学校，新教育实验就此扬帆起航。此时，新教育实验提出了“五大理念”，即：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无限相信师生的发展潜能，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在玉峰实验学校，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双语口才训练、聆听窗外声音、建设数码社区等新教育五大行动的雏形正式被提出。由于教育在线网站的传播，一批学校与玉峰实验学校同步开展了实验。同时，成立了以五大行动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实验项目组，推动实验研究。 2003年7月，新教育实验首届研讨会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召开。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盐城市大丰区南阳小学等10所学校，成为第一批正式命名的新教育实验学校。其后，新教育基本上每年均会举办一次研讨会，对新教育进程进行总结，并规划未来发展道路。以学术年会的方式推进新教育实验，也成为日后的新教育实验发展模式。2003年12月，“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课题成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2004年4月，该课题开题会分别在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和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举行。我们把这场开题会同时作为新教育实验第二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上，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陶西平对初生的新教育实验寄予了深切期望，并预言“新教育实验，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一条鲶鱼，搅动中国教育这缸水”。 2004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新教育、教育在线和教师成长”为主题在江苏省宝应县翔宇教育集团举行第三届研讨会。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在网络背景下教师成长的规律问题，是新教育实验首次用年会的方式关注教师成长。当时，学术界对一线教师的成长生态相对关注不够，新教育实验团队较早意识到教师发展困境这一问题，并自觉地利用互联网帮助教师成长。2009年，新教育实验成立网络师范学院。十年之后，《中国教师报》以《教师成长的“新教育范式”》为题，报道了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的故事（褚清源，2019）。 2004年5月和9月，江苏姜堰市教育局和河北石家庄桥西区政府分别建立了县域新教育实验区，开始以行政推动的方式推进区域实验。前者是教育局直接发动，后者则是由区政府直接推动。自从江苏姜堰、石家庄桥西区等众多区域以行政方式推进新教育实验以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好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更加有序、规范地推进新教育实验的问题。实际上，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公益性教育改革实验，在缺乏人力、物力、财力的背景下，如何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实验，是团队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问题。2006年11月，新教育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第一次实验区工作会议，总结区域推动新教育实验的经验与策略。 此后，区域推进新教育实验，逐渐成为新教育实验发展的主导模式。每一年召开新教育实验区工作会议，交流分享行政推动新教育实验的经验，也成为新教育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在实践中，不同实验区的建立也有不同的推进模式。有的实验区是以区域内优秀的新教育团队为主导，如河南焦作新教育实验区，就是由教科室的老师在自己女儿的班级里开始探索，继而吸引一群优秀教师参加，最后教育局决定整体加入新教育实验区，这是实验区内部的自下而上模式。有的实验区则是由一把手教育局局长亲自推动，如山西绛县新教育实验区。相对加盟新教育实验较晚的甘肃省兰州市新教育实验区，也是在教育局局长的直接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互联网和实验区是新教育实验发展的两个“推进器”，那么理论研究则是新教育实验发展的“加速器”。为加强新教育实验的理论支持和培训指导力量，新教育实验一开始就注重加强理论研究工作。 2003年11月，新教育实验分别成立了新教育研究中心与“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总课题组，以苏州大学的教师与研究生为基本骨干，吸收部分苏州高校和中小学的优秀教师参加。研究中心和总课题组在苏州大学定期举行“相约星期二”新教育沙龙，对玉峰实验学校研究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讨论新教育实验的理论问题。 2005年6月，总课题组编写的《与理想同行——“新教育实验”指导手册》正式出版，确认在五大行动的基础上增加“构建理想课堂”（“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总课题组，2005），至此新教育实验的活动拓展为“六大行动”。后来，新教育实验陆续成立了新教育研究院（2007年）、新教育研究会（2007年）、新阅读研究所（2010年）、新生命教育研究所（2015年）、新家庭教育研究院（2015年）、新科学教育研究所（2018年）、新艺术教育研究院（2018年）、新职业教育研究院（2020年）等十余个研究机构，从事新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课程研发，为新教育实验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持。2005年7月，新教育实验第四届研讨会在四川成都盐道街中学外国语学校举行。会议的主题为“新德育”，会上发布了《新公民读本》系列教材，新公民教育和新生命教育开始进入新教育实验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教育实验的课程建设，是从新德育起步的。2005年12月，“北国之春——全国新教育实验与教师专业化成长研讨会”在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召开。这次会议将新教育实验关于教师成长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归纳整理为新教育实验的“三专模式”（即“专业阅读 专业写作 专业发展共同体”，后来把“专业发展共同体”修正为“专业交往”）。这次会议也是新教育实验第五届研讨会。 2006年7月，新教育实验第六届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新教育的核心理念“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新教育人将这次北京会议视为新教育实验的“进京赶考”。核心理念的凝炼和专业化团队的建立，对于新教育实验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007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共读、共写、共生活”为主题在山西运城举行了第七届研讨会，正式提出“晨诵、午读、暮省——新教育儿童生活方式”“毛虫与蝴蝶——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等项目。生命叙事，从此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的言说方式。随着实验规模的拓展，新教育不仅需要专业上的研究推广，更需要各项事务中的管理协调，更好地服务于实验者。此次会议期间成立了新教育实验的重要协调与管理机构——新教育研究院。同年11月，为了加强新教育的学术研究，也为让新教育实验有一个“正式”的身份，新教育在江苏省教育学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又一个学术组织——江苏省教育学会新教育实验研究专业委员会（即新教育研究会）。在成立仪式上，笔者提出了日后作为新教育价值观的“新教育精神”，即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新教育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至此基本形成。 2008年7月，新教育实验第八届研讨会在浙江温州苍南举行。这次会议在总结新教育实验构筑理想课堂“六维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的主张，以及“知识、生活与生命深刻共鸣”的核心观点。对课程与课堂的关注，使新教育实验更加深入学校和教师，也让新教育实验不断深耕一线，在教育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年12月，“新教育实验与素质教育行动策略的研究”课题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立项，这也是新教育实验第二次获得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表明新教育实验自觉地开启了为素质教育探路的学术旅程。 2009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为主题，在江苏海门举行了第九届研讨会，用生命叙事理论和“三专”理论把职业认同和专业发展作为教师成长的双翼，完整地提出了新教育实验的教师成长理论，自觉地搭起教育理论与一线教师之间的“桥梁”。为中国的普通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与成长平台，逐步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一大亮点。 2010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文化，为学校立魂”为主题，在河北石家庄桥西区举行了第十届研讨会。这次年会对新教育的学校文化，从使命、愿景、价值观到校风、学风、校训、学校建筑、学校仪式与庆典、学校故事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研讨会的主报告为新教育学校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同年9月，为了深化对“营造书香校园”行动的研究，新阅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这是新教育实验旗下成立的第一个专业性的研究机构。新阅读研究所成立以后，致力于研制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先后推出“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中国幼儿基础阅读书目”“中国初中生基础阅读书目”“中国高中生基础阅读书目”“中国大学生基础阅读书目”以及“中国教师基础阅读书目”“中国父母基础阅读书目”“中国企业家基础阅读书目”“中国公务员基础阅读书目”等成果，成为有影响力的书目研制机构。新阅读研究所成立第二年即荣获全国阅读推广机构大奖。目前，新阅读研究所正在研制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项目研究指导书目等。同年12月，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新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一家集公益和专业于一身的基金会，也是新教育实验的专属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探索素质教育新路，推进新教育实验发展，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基金会的愿景是成为中国教育创新和新教育实验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致力于讲好新教育故事，鼓励教育同行交流合作，奖励优秀教育创新类项目，扶持薄弱地区教育资源，并把新教育的优秀成果转化为公益项目。 作为一个民间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在缺乏资金、缺乏专业人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可持续发展？成立基金会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创新路径。一方面，基金会通过讲述新教育故事，争取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新教育的研究项目和实验推广提供造血机制；另一方面，基金会通过帮助和支持边远地区、薄弱学校和贫困教师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各项活动，为扩大实验规模，吸引更多区域和学校参与新教育实验创造了良好条件。新教育基金会目前有新教育童书馆、完美教室、新教育星火教师计划、新教育研究项目等品牌项目。同时，新教育基金会自2016年起，每年都会评选新教育年度人物、新教育年度智慧校长、新教育年度榜样教师、新教育年度完美教室和新教育年度卓越课程，激励优秀的实验区、实验学校和实验教师，为培养新教育骨干人才不断汇聚力量。在中国的教育研究团队中，用基金会的方式推广项目、推进实验，新教育实验具有一定的首创性。 2011年7月，首届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在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美、日等国专家与新教育人就教育田野研究等进行对话与交流。与新教育基金会相仿，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是新教育实验创造的又一种“借力”发展的新模式。随着新教育事业的发展，新教育国际交流的必要性也逐渐显现。同时，每年新教育年会之前，新教育都要举行中美新教育论坛，与来自美国的学者就年会的主题进行深度交流。举办新教育实验国际交流，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新方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对世界讲好新教育故事。同年9月，新教育实验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主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举行第十一届研讨会，会议提出了“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主张。为回答如何自觉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等问题，新教育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陶西平先生再次做出预言：新教育实验在为中国教育探路的过程之中，必将涌现出一个最优秀的教师群体，一批最优秀的教育家。时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的朱小蔓教授在会上指出，新教育实验倡导的“上天入地”的教育科研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新教育团队这十年来的探索是开拓性的、创造性的，他们已经贡献很多，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同年11月，新阅读研究所成立新教育亲子共读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新父母研究所）从事家校共育、亲子共读等阅读与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新教育萤火虫亲子共读项目先后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建立了“萤火虫工作站”，为数万名教师、父母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一万多场。 2012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缔造完美教室”为主题，在山东淄博临淄实验区举行第十二届研讨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新教育缔造完美教室行动的研究成果，指出缔造完美教室要将愿景、文化、课程等融合在一间教室里，师生汇聚在伟大事物的周围，“吻醒”故事和经典，编织诗意的生活，最终让教室里的每一个生命走向卓越。同年10月，以“教育的文化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宁波效实中学举行。此次论坛把新教育的基本行动项目由最初的“六大行动”扩展为“十大行动”，增加了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和家校合作共育等“四大行动”。新教育的十大行动，至此相对确定。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报告提出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八大提出的这一教育方针，成为我们开展新教育实验的重要指导思想。 2013年3月，为了满足新加入实验的区域和学校的培训需求，在南通市政府和海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海门市新教育培训中心）正式成立。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成立以后，承担了新教育实验的重要培训功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新教育理念培训和项目推广的重要基地。 除在本节开头分析的新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外，实验建构期的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加专业化与规范化。从组织构架、理论构建到机制保障、经费筹措、决策体系，新教育实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 （四）实验深化期（2013年至今）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深化新教育实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系统研发新教育课程，丰富完善理论构架。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随着新教育实验的深入，新教育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课程层面进行变革，才能真正把握教育的未来。 2013年7月，以“研发卓越课程”为主题的新教育实验第十三届研讨会在浙江萧山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新教育提出了课程体系框架，即在新生命教育的基础上，建构新智识教育（真）、新德育（善）、新艺术教育（美）和个性特色课程。至此，新教育实验的理论框架、十大行动项目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初步架构基本形成。 2014年7月，以“新艺术教育”为主题的新教育实验第十四届研讨会在苏州市举行，会议提出了“艺术教育成人之美”的主张。新教育明确提出：新艺术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儿童身心的解放和生命的幸福完整；应该是遍及儿童生活的全部领域；应该是为了普惠儿童的教养性教育。新艺术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职业艺术家，不是教出艺术尖子和进行精英的选拔与培育，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源于儿童天性的自由发挥，注重艺术欣赏力和艺术情怀的培育，注重培养具有艺术精神、艺术品位、艺术思维和健全人格的人。所以，新艺术教育是源于艺术（每个儿童的自然天性）、通过艺术（无处不在的中介作用）、为了艺术（艺术化的人生目的与境界）的教育，其宗旨是体验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成就一种幸福完整的人生（朱永新，2014）。新教育实验在经历了14年的发展后回到发源地。苏州年会拉开了新教育实验课程研发的帷幕。年会以后，新教育开始筹备新艺术教育研究院，研发以艺术大概念为基础，融美术、音乐、戏剧、电影、设计、动漫等艺术样式于一体的新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研制艺术学科的基础阅读书目，筹建新艺术学习中心等。 2015年1月，新教育实验“缔造完美教室”叙事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王定华教授等参加会议，对新教育榜样教师的完美教室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教育实验的行动，踩准了基础教育的时代节奏，跟上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我们找不出理由不去支持新教育实验”（王定华，2015）。这次会议，邀请了十余位在一线深耕新教育的榜样教师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吸引了全国千余名教师参加会议，也展示了新教育课程本身的魅力。同年7月，以“新生命教育”为主题的新教育实验第十五届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金堂县举行，会议提出了“拓展生命的长宽高”的主张。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代表见证了新生命教育在灾区重建中的独特价值。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与课程体系构架。会后成立了新生命教育研究所，研发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的生命教育教材体系（朱永新，冯建军，袁卫星，2017c）。 2016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推进每月一事”为主题在山东诸城举行第十六届研讨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新教育推进每月一事行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习惯养成第二天性”的主张。2016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当天，新阅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以“改变，从阅读开始”为主题的领读者大会。新阅读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书目研究，为了凝聚更多的阅读研究和推广人员，新阅读研究所发起举办了领读者大会。此后，每年9月的领读者大会也成为新教育的年度重要工作会议，并吸引来自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国际儿童阅读联盟（IBBY）的专家们参加会议。2019年，在西安举行的以“儿童阅读与世界未来”为主题的领读者大会上，“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正式成立，新阅读研究所作为秘书处单位，全面提供服务支持。 2017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家校合作共育”为主题在江苏南京栖霞实验区举行第十七届研讨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新教育家校合作共育行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家校合作激活教育磁场”的主张。 2018年7月，新教育实验以“新科学教育”为主题在四川成都武侯实验区举行第十八届研讨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新科学教育行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科学之光照亮求真创新之路”的主张，指出了新科学教育以“做中学、读中悟、写中思”作为实施路径（朱永新，2019b）。 2019年7月，以“新人文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十九届研讨会在江苏泰州姜堰实验区举行。会议提出了“人文之火温暖幸福家园”的主张。作为全国第一个新教育实验区，姜堰教育局一直努力探索新教育在姜堰的生长样态，通过“一书一世界、一人一博客、一周一行走、一班一风景、一课一风格、一人一平板、一人一课表、一月ー主题、一生ー舞台、一家一宇宙”等“十个一”的姜堰实践，让新教育十大行动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自己的模样。 2020年10月，以“新时代，新德育”为主题的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研讨会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举办。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超过120万的新教育人通过新教育APP、CCtalk、爱奇艺、腾讯等直播平台观看会议。截至2020年10月，全国新教育实验共设立地市级实验区12个、县级实验区162个、实验学校5575所，共有620万师生参与新教育实验。一项民间的教育改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形成了如此大的实验规模，这在中外教育历史上并不多见。 三、新教育实验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是一项教育改革与探索必须首先确立的目标和准则，也是一个机构安身立命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使命或者责任，指明其为什么而存在；愿景或者蓝图，说明其要抵达哪里，成为什么；价值观或者信仰，代表其对好坏、善恶、美丑、成败、是非的基本评价标准和价值追求。使命、愿景和价值观，集中体现其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通过20多年的探索与建构，新教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这些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成为指导和约束新教育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因此也成为新教育实验的“基本法”。 （一）新教育实验的使命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2006年第六届新教育实验年会主报告的题目，也是我们发起新教育实验六年后，在教育理想与理论方面探索的重要成果。“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完整的表述是“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包括学生、教师、父母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实验用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教育生活；从价值论来说，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而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从方法论来说，新教育主张通过营造书香校园等行动，并不断研发、开展新教育项目来实现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使命。为什么要把“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作为新教育实验的使命？这与新教育实验对于教育与幸福、生活与生命的理解有关。 第一，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即生活，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杜威指出，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意义（吕达，刘立德，邹海燕，2008）。在中国，教育与生活通常是分开的，许多学校和家庭都认为教育是为了未来的，是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的。新教育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美好生活手段的同时，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师生在为长远的人生与社会理想服务的同时，也应享受当下的教育生活。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本身应该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当下和未来是一条川流不息的人生长河。 第二，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必须确保受教育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成长，必须实现社会对于一个未来公民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是一种选择性、超越性的特殊生活。而且，这种教育生活，不能仅仅等同于学校的教育生活，也应该包括家庭和社区的教育生活，是一种泛在的教育生活，是贯穿人生始终的终身学习生活。 第三，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2003）。他认为，我们做其他的事情，最后都是为了得到幸福。在当代教育史上，幸福教育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也坚定地传承了把幸福作为生活和教育的目的的思想，认为“好教育就应该极大地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幸福”（诺丁斯，2014）。既然教育的目标是努力促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种幸福的生活，其本身也应该是幸福的。人们无法从单纯的富裕的物质生活中得到真正的幸福，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享受才能获得真实的幸福体验。精神与道德是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幸福就是精神与道德上的完善。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不少孩子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无情的竞争与不断的失败，心里没有美好的梦想，眼中失去了凝望世界的神采。新教育强调“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为了改变某些违背人性、摧残童心的畸形教育。所以，新教育的使命，既是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也是对当下教育进行改良的愿望与行动。 第四，教育生活在追求幸福的同时还应该强调完整。幸福，是目的方向；完整，是质量标准。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成长比分数更重要。教育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幸福；教育的质量，不是分数，而是成长。完整，从根本上是指人格的完整性，人自身的统一性，潜能得到最大的实现，生命得到最大的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完整的生命，指个体身、心、灵，德、智、体、美、劳的和谐发展；完整的教育，应是家、校、社、政的和谐发展；完整的教育质量，应该是学习性质量、发展性质量和生命性质量的整体提升。当今教育的问题在于奉行唯智主义，过于注重知识的掌握，缺乏做人的教育，缺乏德行的教育。新教育希望通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和谐的成长”，让每个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成功的智力、整合的智慧、高尚的德性、丰富的情感，成为更好的自己。 （二）新教育实验的愿景 新教育实验的愿景，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新教育实验初期，曾用“理想的四重实验境界”表达我们的愿景，那就是：（1）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2）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3）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4）成为新教育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和共同成长的“理想村落”（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总课题组，2005）。这是新教育实验的“四重实验境界”，是一种比较诗意化的新教育愿景的表达。 2006年新教育实验年会上，我们在“四重实验境界”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了两个“成为”：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成为植根本土的新教育学派。这是一种更加凝炼的愿景表述。同时，为了方便理解和记忆，新教育用四个“改变”重新阐述了“四重实验境界”，即“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的科研范式”（朱永新，余国志，2015）。随着新教育实验区的不断增加，2017年，又增加了第五个改变——“改变区域的教育生态”。 后来，根据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方针，进一步把“成为植根本土的新教育学派”，改为“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这样，在第一个愿景“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之下，有四个改变的目标，即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和改变区域的教育生态；在“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之下，有改变教育的科研范式这一目标。两个“成为”和五个“改变”就构成了新教育实验的愿景体系。 1. 愿景一：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1987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教育”。此后，素质教育逐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柳斌，1998）。遗憾的是，素质教育讲了多少年，但实际上却依然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做应试教育”。究其原因，就是素质教育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扎扎实实的行动。 对“素质教育是什么”一直有着不同的论述，但有三个标准是公认的。第一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新教育实验“为了一切的人”的理念，与这个标准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新教育实验倡导的“为了人的一切”的理念，与这个标准也是一致的。第三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新教育实验强调的“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的理念与这一标准是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教育实验就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尝试、一种探索。 更加重要的是，新教育实验以切实推进扎扎实实的书香校园等实际行动，为素质教育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脑科学研究表明，好的阅读不仅对人的大脑生理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茂木健一郎，2013），还能滋养人的心灵，使人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没有阅读就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没有人精神的发育。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早在童年的阅读中就已经悄然形成，甚至决定了个体精神成长的深度和广度。人最基本的素质是精神成长，而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所以，素质教育应当从阅读开始，阅读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朱永新，2012a）。中国要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大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如果没有阅读，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了阅读，就谈不上素质教育。由于新教育实验的内涵与素质教育的主旨高度契合，新教育实验理所应当成为有影响力的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朱永新，2019c）。 对于新教育实验而言，素质教育的成效应该主要体现在四个改变上：一是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教师从逼着学生往前走到与学生一起成长，从专门负责检查监督的教育“警察”变成陪伴成长的朋友，从消极被动地完成教学目标到积极主动地阅读写作、享受教育生活的幸福，其行走方式得到很大改变。二是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学生从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从作业、考试导向变成合作探究，从单一的文化课程变成艺术、运动、品德等主题丰富多样的课程，生存状态得到良好改变。三是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学校从过去的“升学就是硬道理”“分数才是生命线”，到发现比分数更美好的东西，比升学更重要的使命，从关注学生的成绩到关注学生的成长，从关注学生当下的考试到关注学生终身的发展，其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四是改变区域的教育生态。区域教育水平不再是以分数GDP论英雄，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合作育人的新模式逐步形成，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2. 愿景二：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改变教育科学研究的范式，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努力建构新教育的理论体系、课程体系与学校文化，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是新教育实验的第二个愿景。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历史，但我国对世界教育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大概只有孔子、陶行知等少数中国教育家出现在世界教育史上。尽管在数千年的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学派从未间断，从先秦时期的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到宋代的理学家、心学家、事功学派，再到现代教育史上的生活教育学派、乡村教育学派、活教育学派、平民教育学派等。但是，古代学者的教育思想大多包含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之中，而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的现代教育学者，又很少有学派形成过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当下我们的教育理论，基本上也是言必称西方，“拿来主义”盛行。学者们讲建构主义、认知理论、人本主义、多元智能、学习科学，忽视了对本土教育土壤的适应性问题。有着悠久教育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够为世界教育贡献自己的理论，那将是我们的巨大遗憾。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借鉴还是本土传承，都需要扎根教育田野，通过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检验和选择最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模式。 我们相信，在探索素质教育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同时，也一定能够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风格，形成新教育自己的学术品牌，为世界教育思想宝库贡献新教育人的智慧。虽然我们知道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一条必须要坚持行走的道路。 我们知道，话语体系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从表象上看，话语体系是作为人类交往行为中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深层地看，话语体系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影响力制约的，是反映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王莉，201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听清、听懂中国声音，认识一个真实的、立体多彩的中国。新教育实验期望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努力建构新教育的理论体系、课程体系与实践体系，成为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新教育学派。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新教育人的努力，其实也是努力建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两个愿景，是新教育人的共同梦想。它一方面代表了新教育团队的理论梦想，即真正地形成新教育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文化体系，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教育文化；另一方面代表了新教育团队的实践梦想，即真正地参与到中国教育变革中去，创造出操作性强、效果良好的课程与方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素质教育路径。两个愿景是基于五个改变提出的，愿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个改变能否真正实现。新教育的所有行动与课程，都是围绕五大改变设计的。五大改变实现了，新教育的愿景也就水到渠成。 （三）新教育实验的价值观 价值观反映了应该弘扬什么、反对什么、摒弃什么，决定着我们如何去完成使命、实现愿景。2007年江苏省教育学会新教育实验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简称“新教育研究会”）成立的时候，笔者讲演中提出的新教育精神，后来逐步被确定为新教育人应该恪守的基本价值观。 1. 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 教育和理想是一对孪生兄弟。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而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点是人具有精神性，精神性注定了人不仅仅是为了当下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追求理想而活。人的生命价值，与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也是一个理想的事业，几乎所有伟大的教育家都是理想主义者。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教育大变革的时代，处在一个需要教育理想主义者的时代。我们知道，任何教育变革都会遭遇许多困难、挑战、矛盾、冲突，但是，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我们仍然会坚定地往前走。我们相信，再渺小的一份付出，也会悄悄影响世界，增益理想的善。 新教育实验正是从理想出发的。2000年，《我的教育理想》的出版标志着新教育实验的诞生，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此书及后来出版的《新教育之梦》，系统地从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十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新教育实验的教育改革方向及新教育共同体的理想，昭示着新教育实验始终坚守远大的教育理念，去深入探寻未来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实现这些理想，本身也是笔者发起新教育实验的初心。所以，新教育一开始就是一个追寻理想的教育实验，新教育人一开始就是一群追寻教育理想的“尺码相同的人”，是为了推动人类不断地走向崇高从而也让自己不断走向崇高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一群“擦星星”的人，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这样的“擦星星”的事业。我们一开始甚至考虑过定名“理想教育实验”，因为担心有可能被误解为德育中的一个领域“理想教育”而作罢。 新教育实验之所以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是因为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没有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将新教育坚持到底的。执着是一颗神奇的种子，坚守是一株顽强的野百合，理想主义是一片丰沛的土壤，当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者真正走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妙不可言的教育春天。 2. 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 在所有的应用学科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节可能是最严重的。教育研究者缺乏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和改造教育的行动力量，一线老师对艰深难懂的教育理论不感兴趣，教育理论进不了中小学学校，是困扰教育的世界性难题。 解决难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在于用理论去武装一线的教师，在于树立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当下中国教育有三种人：“官人”“学人”和“农人”。“官人”，是制定教育政策，管理教育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学人”，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发表教育论著的人。“农人”，则是耕耘在教育的田野里，在校园里、教室里与孩子们打交道的一线老师和科研人员。新教育如果只有“官人”和“学人”，永远不能成功。新教育更需要“农人”，需要把两条腿深深扎到泥巴里的人，需要每天深入课堂与孩子们进行心与心交流的人。 在历史的星空中，那些熠熠生辉的伟大教育家，从孔子到杜威，从亚里士多德到陶行知，几乎都能担当得起“农人”角色，他们都是具有田野意识、知行合一的行动家。如，陶行知先生在《我们的信条》中直言不讳地宣称，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董宝良，2012）。在教育史上能够留名的教育家，也大部分是有着行动力的教育理论家。 新教育实验提出的“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理念，是新教育的田野精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反映了新教育人与生俱来的田野意识。新教育人清晰地意识到，脱离生活、远离课堂，关起门来写文章、高谈阔论做研究，是走不远，也是做不出真学问来的。所以，新教育鼓励教师们扎根田野，深入课堂。新教育的卓越课程、完美教室、榜样教师、智慧校长等评选活动，都强调真正来自“田野”的东西。新教育提倡师生共写随笔，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而是培养认真生活、热爱生活的人。 新教育实验提出，只有做得精彩，活得精彩，才能写得精彩。新教育期待每个参与者都沉下心来，像农夫那样扎根在大地上、田野里，在教育现场、校园课堂和孩子的悲欢中，倾听自己的内心，思考教育生活，培养田野意识。也正因为如此，新教育实验架起了一座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性的桥梁，帮助教育理论落地，帮助一线教师掌握理论。而理论一旦成为一线教师手中的“武器”，他们就会真正地拥有了教育的智慧和强大的行动力量。 3.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 如果说理想代表我们的追求，田野代表我们的行动，那么，合作则代表新教育的人际交往态度。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合作，对于人类社会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马丁·诺瓦克认为，合作是继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诺瓦克，2003）。的确，无论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是单一组织或者机构面对的问题，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正如斯坦福大学原校长汉尼斯所说，最高效团队的人员组成都在技能、看问题的视角以及个性方面拥有着最大限度的多样性（汉尼斯，2020）。人才的多样性、人与人的互补性是成就事业的前提。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也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合作的前提是平等。新教育实验是求真的事业，平等是求真的前提。新教育应该是一个只问真理的团队，不屈从于任何上下级的行政关系和不讲原则的庸俗关系。 在新教育共同体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老师”成为新教育人在任何场合下共同的称呼。只有平等了，我们才不会盛气凌人，才不会俯视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才能尊重所有的人，才能平等地交流，真诚地“争论”，才能集思广益、形成共识。 新教育人很早就意识到，要使教育变革顺利推进，势必离不开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创造与团队协作，并把自己的事业形容为“熬制一锅石头汤”。虽然新教育参与者们散布在五湖四海，甚至素昧平生，然而仰赖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另一重意义上，又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 为促进共同体成员共同成长，新教育实验建立了网络师范学院、新教育种子教师群体等成长共同体。新教育作为一个民间教育改革的团队一直坚持——有组织结构，但没有行政压力；有激烈辩论，但没有党同伐异；有坚持己见，但没有挖墙拆台。大家在这样平等的、求真的、合作的团队里共同成长。 4. 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 教育与公益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甚至可以说，教育就是最大的公益。而公益本身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伟大的慈善公益机构，在选择支持领域的时候，教育总是最受关注的重点。正如卡内基在《财富的声音》里所说，在公益捐助的六大最佳领域里，建大学和免费公共图书馆，是公益行动的首选（卡内基，2012）。 在新教育团队内部，曾经围绕着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性进行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作为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实验，没有政府拨款，没有资金来源，且实验推行中无论是网络运营维护，还是研发人员薪酬和实验管理工作经费都需要比较多的资金，新教育实验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是，新教育实验一开始就决定不向实验区校收费，不走市场化的道路，不举办以盈利为目的的培训。从早期教育在线网站的暑期西部义务支教到为边远乡村捐赠图书，从新教育童书馆到新教育种子教师的公益活动，都是新教育悲天悯人的基因表达。 新教育一直认为，中国教育最短的板在乡村，最需要关怀的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儿童。新教育实验学校62%是乡村学校，我们需要更多地走向边远乡村，那是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那里发生了好的变化，才能说中国教育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所以，新教育基金会的重点支持对象，也放在乡村和边远地区。 在研究与推广经费方面，新教育实验一直在用最少的资金投入，撬动社会与政府多方力量支持和参与教育发展。作为一项民间教育实验，最初完全是志愿者模式，从发起人到研发人员、网站管理人员、实验推广人员都是志愿者。至今，绝大部分工作也是以志愿者为主力，通过公益项目的方式推动。因为单一的志愿者模式，很难大规模地深入开展新教育的研究推广工作，所以，在2010年成立了新教育基金会，以筹措资金扶持重要的研究项目和贫困地区的新教育工作。新教育实验一直坚持实验的公益性原则，除将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实验区校使用外，还为农村学校和贫困地区资助新教育童书馆、完美教室、新教育工作室等，向边远地区的学校提供图书、培训等各类实验所需的支持。新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连续十年蝉联中国最权威和公正的基金会信息披露指数网站（中基透明指数）透明度第一名（并列）。 总之，新教育共同体以执着的理想为导向，秉承合作的态度，通过扎根于田野做一番公益事业的路径，力求帮助所有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以此成就我们的人生，成就我们的教育，成就我们的民族。这是新教育人的使命，也是新教育精神的本质内涵。 四、新教育实验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与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相对应，新教育实验具有自己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相对于教育的本体论而言，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基础是人本论、行动论，也可以说，这是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哲学和行动哲学；相对于教育的价值论而言，新教育实验的伦理学基础是崇高论、和谐论，这是新教育实验所追求的境界和倡导的目标；相对于教育的方法论而言，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基础是状态论、潜力论和个性论，这是新教育实验的基本路径与方法。 （一）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基础 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基础就是人本论和行动论。“人本论”是指“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是为生命奠基的事业，这是笔者在《我的教育理想》中明确提出的观点。“为了一切的人”，这里的“人”当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理念，指在教育对象上应该面向所有的人，尤其是要关注弱势人群。以人为本，历来是古今中外优秀教育家的根本出发点。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苏霍姆林斯基，2006）。“为了人的一切”传达的是一种“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理念，在教育的内涵上，应该“成人之美”，旨在培养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人，而非“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新教育不仅要关注分数，更要关注人格、关注心灵、关注生命成长。 新教育主张以人的个体生命为本位，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的目标并实施教育，从知识的人本化和学习的人本化出发，引导教育圈中每一个人发展个性、舒展自我，在教育中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最终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新教育不仅关注学生，而且关注教师、关注校长、关注父母、关注一切和教育相关的人。 行动论是强调教育的实践探索，通过行动去改变教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教育实验的行动哲学倡导“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一方面优秀的教育理论无法落地，另一方面一线教师对理论望而生畏不感兴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是世界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新教育实验努力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对于新教育实验而言，我们的定位是：当务之急不是创造多少深刻的教育理论，而是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行为。 新教育实验与过去一些教育实验有诸多的不同，“行动性”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们不能说过去的实验不强调行动，但是由于没有寻找到让理论落地的路径，教师们往往难以行动。新教育实验以其独有的、与以往的教育研究迥然不同的行动研究方式进入中小学，其行动性、实践性以及舍弃浮华与虚假的可行性，给教育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推动。教师们在新教育理想的感召下，唤醒了沉睡的教育激情，很快投入其中，享受着自身的成长，收获着教育的快乐与幸福。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行动论的关键在于“坚持”。真正能够做出成效的，真正能够创造奇迹的，是那些坚持不懈的人。新教育实验的推进，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新教育提出的“相信种子，相信岁月”这一理念，在强调行动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坚持的意义。 （二）新教育实验的伦理学基础 新教育实验的伦理学基础是崇高论与和谐论。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目的可以分为两种，即“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可能的目的”，是指与儿童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的目的，也就是“学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必要的目的”，是指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和最基本的目的，这就是教育的道德或者伦理目的。“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赫尔巴特，2015）。 从赫尔巴特提出的教育目的标准来看，如今的教育是不够完善的。教育职责不明确，教育方向不明晰，教育标准不契合个体发展需要，这类看来简单其实决定着教育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教育的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崇高论，是指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新教育实验认为，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是一项通过培养人、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让人类不断走向崇高、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事业。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教师、学生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就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因此，判断教育的好坏，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出发；推进教育的改革，也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开始。新教育实验之所以如此重视阅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伟大的智慧、崇高的精神，往往就在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之中。和谐论，是指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新教育实验主张，教育应该为学生的终身负责，为学生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负责，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一个具有自我学习和发展能力的人、一个最好的自己。 人的一生有许多比考试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乎一个人一生幸福的习惯、技能和生活方式，这些核心素养被视为21世纪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林崇德，2016）。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主要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分别包含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学会学习与健康生活、责任担当与实践创新六大素养（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2016）。可以发现，核心素养的内容是蕴含了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比如，人文底蕴里既有对人文积淀的知识要求，也有对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的情感要求与态度要求；科学精神里既有对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又有对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等思维品质的要求。而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里面都包含了对人的学习习惯、学习技能、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是2016年正式提出来的。以此观照新教育实验的课程与项目设计，可以发现我们在更早的时候，从实验开始就是从学生的终身发展这个立足点出发的。新教育实验的晨诵、午读、暮省课程，“每月一事”习惯养成课程，以及智识课程、德育课程、生命课程、艺术课程等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无不充分考量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和谐发展。 （三）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基础 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基础是状态论、潜力论和个性论。状态论，是指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只有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才会“不待扬鞭自奋蹄”，才会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影响他们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往往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卢金老师在《智能学习的未来》中提出了学术智能、社交智能、元认识智能、元认知智能、元主观智能、元情境智能、自我效能感等7大要素。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的智能是与其社会互动能力紧密相连的。“智能不仅源于人际互动，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人际互动之中”（卢金，2020）。所以，人类想要在21世纪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就需要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锻炼各种智能。卢金的理论，为新教育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提供了实施路径的依据。 唤醒潜能、激发力量、促进教师和学生走向成功，这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观点。新教育实验主张，学校教育要给学生创造感受成功、体验成功的条件，从而使其不断增强自信，不断挑战自我。通过让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尔后在成功的体验中确立新的目标，求得更大的进步。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如此。新教育的教师成长，不仅仅表现在专业发展上，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内在的事业心和职业自豪感。在这一点上，新教育实验与西方的积极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2000年，我国新教育实验正在兴起，西方的积极心理学几乎也在同时诞生。2000年1月，塞利格曼和西卡森特米哈伊发表了论文《积极心理学导论》，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这与新教育倡导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新世纪的开始，东方和西方不约而同地关注人的幸福与成长问题，关注人的积极的心理状态与良好的生活态度。 潜力论，是指“无限相信师生的发展潜能”。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孩子和教师身上的潜力怎么去评估都不会过分。而只有自信，才能使教师和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开发，才华得到充分展示，从而获得“高峰体验”。教育应该是一个不断培养自信心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扬长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补短的过程，不应是一个不断摧毁自信心的过程。所以，教师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启动学生的心理自信系统，让学生在自信中不断地追求成功、设计成功、撞击成功。而教师自己的自信，也是他们创造力和教育智慧的源泉（朱永新，2017b）。新教育实验主张，要无限地相信教师和学生的潜力，为其体验成功与自信搭建舞台、创造空间。而自信能够创造奇迹，我们给教师和学生多大的舞台，他们就可以演绎多大的精彩；我们给教师和学生多大的空间，他们就可以创造多大的辉煌。 个性论，是指“强调个性发展，重视特色教育”。个性发展是指个人在禀赋、气质、兴趣、情感、思维等方面的潜在资质得到发现，心灵自由和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得到尊重，思考的批判性、思维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创造性得到鼓励。也就是说，教育实践中应充分正视和发展师生在心理方面存在的个别差异性，把每个人培养成更好的自己。新教育实验崇尚的是个性与特色。我们一直认为，特色就是卓越，最好的就是最有特色的。特色是在学生和教师个性张扬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学校、社会共同呵护下发展起来的，是在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新教育希望每个学校都办出特色，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拥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有了特色，学校就是与众不同、值得尊敬的组织，学生和老师就是大写的人。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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