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藩镇——一个难以被纳入唐宋变革论的议题？

唐时期全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回应、讨论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研究宋代的学者恐怕远多于治唐史者。这倒不奇怪，唐宋变革论的落脚点在于宋，通过勾勒唐宋间的变化与不同，揭示宋近世社会的性质，唐代很大程度上作为变化的缘起与比较的对象在研究中被呈现。一般认为，内藤湖南系统提出“唐宋变革论”学说，以1922年发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为标志，距今恰好一百年。从这一学说的“生命史”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是二战前提出的，但它真正成为一个无法绕过或者说任何研究唐宋历史者都必须面对的议题，其实是战后时代分期论争的产物。其次，内藤湖南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及其他论著中表达的关于“唐宋变革”的诸种判断，尽管也谈到中世向近世的转化，仍基于广义的文化史观，与战后的讨论有明显不同，后者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下，强调把握唐宋之间“变革”的性质到底是从中世走向近世，还是从古代到中世，同时更重视对经济形态的考察。

仅从内藤湖南笔下“唐宋变革论”而言，大体上仍是一种纲要式的总括，既有受明治以来西方史学传入的影响，尝试给历史分期，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中国文化长期浸润与观察后的“直觉”，并没有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当然“体系化”或从来不是内藤的本意，他本人也是一位从传统学问向现代史学过渡的人物。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战后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基调是在广义马克思主义的笼罩下，对“中国停滞论”的反省与批判，“唐宋变革论”作为少数被肯定的战前“学术遗产”，其被纳入时代分期论争的过程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甚至有一种“嵌入”的异质感。

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80年代日本东洋史学者围绕唐宋间的历史变化，展开了大量实证性研究及论辩，尝试把各种问题都纳入这一框架中予以检证，激发了很多精彩的讨论。一方面无疑把“唐宋变革论”的假说给充实化了，直到此时“唐宋变革论”才变成一个难以绕过的框架，似乎讨论唐宋间的任何问题，不回应这一理论，便无法展开。但这是学术史演进的产物，恐怕距离内藤湖南原初的语境已稍远。另一方面，这一假说在被实证化的同时，也膨胀化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代分期论争落幕，但对唐宋变革论的探讨并未随之衰落，反倒有了更广泛的影响。以笔者有限的观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除了唐宋变革论外，似乎没有一种假说能同时在日文、英文与中文学界激发如此热烈的讨论，并被广泛接受。但这一假说在“世界化”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被工具化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谈唐宋变革，但很少有人去尝试回答变革的实质是什么，是否仍需在时代分期论的框架中理解唐宋间的变化，甚至对变革、变化的定义与区别，亦避而不谈。某种意义上而言，80年代以后，与世界范围内宏大历史叙事的衰败相伴随的唐宋变革论的世界化，实际上是一段让人稍感意外的学说跨语际传播的历程。不同学者在各自学术传统中对唐宋变革的理解、阐释与发挥，不但可能已溢出了内藤的原意，也脱离了战后日本东洋史论争的语境。

回到藩镇这一议题，首先要指出，目前学者研究的议题很多其实是前人设置的，有些议题甚至出现得很早，未必是现代学术的产物，例如将藩镇视为唐王朝衰落乃至灭亡的几个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看法，唐人自己已有提及，至宋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将藩镇视为唐史的基本问题，宋以来便已成型，一直延续至今，哪怕再简明的通史，唐代部分一定会谈到藩镇割据。藩镇研究的学术史，理应包括如何在现代史学框架下“重构”这一传统史学命题，哪些部分古今学术有接榫的可能，哪些部分需被扬弃，但这一话题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已延续了一千年。

尽管藩镇这一问题既古老又重要，而且如日野开三郎在战前就已完成现在看来仍堪称精彩的研究（日野开三郎1942年出版『支那中世の軍閥』这一通论性著作，后收入1980年发行的『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但20世纪50～80年代日本东洋史时代分期论争最激烈、研究最繁荣的时期，藩镇这一论题反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藩镇割据”现象出现在中晚唐，至宋初已被彻底解决，使之成为一纯粹的唐史问题，因此不能被很好地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中。当时学者曾尝试将一些讨论纳入其中，如讨论南方藩镇与地方土豪层的关系，背后的关怀是寻找五代南方各国成立的社会基础乃至宋代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又如关注藩镇内部主帅与军将、兵士之间“义父子”之类拟制血缘关系的形成，意在考察人身支配关系的形成与强化。当然也会谈到藩镇僚佐、武人的崛起对原有贵族制的冲击（相关研究综述参读栗原益男『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但不得不说这些努力显得有些挣扎，甚至不无削足适履的嫌疑。

或许直到现在，多数研究者仍赞成藩镇造成唐王朝衰亡这样的观点，这点姑且不论，如前所述这其实是宋人史观的产物。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角度加以观察，或许有不同的认识。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曾有一个精彩的概括，称之为“两千年三循环”，即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一直在两级制与三级制之间摇摆。唐代前期是典型的两级制，地方置州县两级，唐代有三百多个州。二级制的优点是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行政效率、官员选拔、监察等方面会造成种种问题，反过来，三级制下高层政区幅员较大，地方获得了更强的自主性，行政上亦有便利，弊端是容易造成地方做大。一个乃至几个州发生叛乱，力量终究非常有限，如果是一个甚至几个藩镇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平定起来可就不太容易。

从秦至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一直摇摆于两级制与三级制之间。严格来说，安史之乱前唐代地方行政已经出现向三级制转变的倾向，且不说置于四边的节度使，作为监察区存在的开元十五道，与汉代刺史部有接近的一面。如果把藩镇视为一种高层政区的话，它的出现是有合理性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向三级制转变的趋势，同时又使这一转变包含了地方军事化的内容，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从政区的角度而言，藩镇和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倒可互相勾连，宋人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尽管设置了“路”这一高层政区，但分散其权力。

其次，藩镇这一问题虽然没有延续到宋代，但很多和藩镇密切相关的中晚唐经济、制度方面的变化，却能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得到体现。比如说两税、盐铁转运、漕运等都和藩镇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盐铁转运使后来成为三司之一，三司使在宋代非常重要，宋人称为“计相”。因此，也不需要把藩镇这一问题孤立化，中晚唐很多因藩镇而起的变化，确实可以和宋相接。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中去筛选一遍，但可以尝试回到内藤湖南，甚至承续时代分期论争的遗产，去抓住一些本质性的变化。困难或许在于时代分期论带有线性史观的色彩，当代学者基本不愿去触碰这类“庞大而过时”的问题。如果不讨论分期的话，无疑回避了对“变革”的定性，光罗列种种变化与现象，或能凸显某些在既往研究中被忽略的面向，恐怕很难在学界形成正面交锋，更遑论共识，“唐宋变革论”及衍生出的一些解释框架亦不过是某种“称手”的分析工具而已。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湘 宇

校审：映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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