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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失败战例分析——总结篇（下） 编译 老狼是也 【编注】这是日本包括防卫大学在内的专家教授对日军失败战例进行的分析研究，他们主要从日本所拥有的丰富资料出发，对这些战例从组织行为学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而并非从战略战术角度所做的战史战例研究。但这里展示了一些新史料及新视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组织上失败的原因分析 偏重人际关系的组织构造 日本军特别是陆军由参谋进行指挥这一实情逐渐清晰了，这构成了许多失败的原因。诺门罕事件的经过就是最典型的反映。 诺门罕事件贯穿始终的，就是作为派驻部队的关东军随处表现出无视或者轻视中央部这一事实。而在关东军内部，以第一课（作战课）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诺门罕事件主要作战担当的辻政信少佐为中心的作战参谋掌握着主导权，这就是其组织构造上的特异性。这可以看作是当地军队和参谋们的独断专行，或者是下克上的行为。但是从其他角度看，问题在于为什么最高统帅部（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指挥官不能阻止和纠正这些错误行为呢？这里，我们对诺门罕事件的中央统帅部、关东军司令官以及该作战课之间相互的行为关系再做下梳理。 中央部在第一次诺门罕事件阶段，对于关东军的行为就没有正式表示意见，或者期待妥当处置但没有实质性的指示，因此就埋下了第二次诺门罕事件以后中央部和关东军之间对立的萌芽。 5月末大本营作战课制定了以事件不扩大为指针的“诺门罕国境事件处理纲要”的基本方案，而这只是大本营的内部指针，最终也没有向关东军下达。关东军中以激进派辻政信参谋为中心，制定了新的作战纲领，程序要求应该提交大本营取得认可，但是他们认为肯定会遭到中央部的拒绝，结果甚至没有征求连军参谋长认可就着手进行准备，在实施作战前才向中央部进行了报告。 参谋本部第二课长（作战）及陆军大臣认为“只动用一个师团（作战）的话，由当地调度处理即可”，就这样实际上事后承认了这一独断专行的作战行为。 关东军在6月23日下达了空中轰炸命令，因为中央部肯定会否定这一举措，一切都秘而不宣。但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向大本营透露了这一作战行动，大本营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来电要求自行终止轰炸作战，也没有以命令形式加以明确。因此，关东军毅然决然强行于27日实施了作战。 “没有使用命令形式要求中止作战，是尊重关东军的地位由其自发处理，对此关东军却无视中央部的旨意，这是对中央的背信行为。”这就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对此所作的感言。尽管中央部和当地驻军地理上相隔甚远，而且二者之间的意见沟通也未必顺畅，但是对于执意要进行作战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有意加以阻止却不下达明确的指令，这难道是统帅部实际军务负责人妥当的处置吗？ 到了7月20日，大本营才首次对关东军参谋长就中央部关于“事件处理纲要”做了说明，但仍然担心刺激关东军的情绪，有伤感情，没有采用正式下达处理纲要的手续。8月因苏联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关东军的败局已定，30日大本营才终于发出中止作战的命令。但是，其内容表达仍然暧昧，关东军甚至不认为这是命令中止作战。大本营派遣副总参谋长直接传达命令，结果还未能把中央部的意图传达到位，关东军更抓紧进行反攻的准备。大本营这才匆忙于9月3日下达了明确的停止进攻的命令，这样作战才终于停下来。 大本营8月30日第一次的中止进攻的命令之所以未能奏效，是因为大本营虽然有意中止作战，但考虑到中央指挥的原则，实际的作战运作尽量由关东军来处理，于是在兵力使用限度等暧昧的表述试图告知大本营的意图。就这样面临中止作战这样重大的局面，就免不了暧昧不清。 与此相同的场景，在英帕尔战役中止作战中也能够看到。第十五军在英帕尔作战开始经过了一个月，作战行动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但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进行现地视察的秦彦三郎副总参谋长对南方军参谋长、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提出了终止作战的意见，却无意掌握主导来作出决断，据说这是因为两人都看似同意终止作战，以为他们不久就会提出正式的请示报告。 6月上旬方面军河边司令官访问第十五军牟田口司令官。尽管两人都意识到中止作战已是不可避免了，但谁也没有说出口。牟田口后来就说“希望他能从我的脸上看出难色”，但是河边司令官却只要牟田口自己不明说，他也无意下令终止作战。 尽管日本军队在二战之前就已经采用了官僚制的合理的组织体制，但以上的事实反映了实质上在其体制内混杂的是感情用事，是由非正式人际关系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特异组织。 在人际关系方面，诺门罕事件时服部和辻政信这样的关东军的参谋组合，到了1941年7月服部担任了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辻政信于1942年3月就调任为其属下的作战班长。此后，以瓜达尔卡纳尔为首的几个重要战役，都是由二人作为作战军务主要参谋进行作战指导。
陆军中，从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中选拔优秀人才进入高等教育机关的陆军大学，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是，“作为掌握高级指挥艺术的军官之同时，增进军事研究，并且对高级指挥进行研究”，所以陆大就是专门培养高级参谋的机构。陆大由参谋总长统辖，毕业生及其陆大出身的人事安排并非由陆军大臣掌管，而是由参谋总长掌管（编注：日本二战时的陆军参谋本部指挥统帅军务，陆军省负责军政）。毕业生在陆军中都是精英，大部分被任命为参谋，而且几乎都能够升任为将官。事实上，到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第十六期为止的毕业生，没有升任将官的只有7%左右。 以陆大出身的超级精英为中心的集团通过参谋职务强烈地介入指挥权，形成了极其牢固的人际关系。因此，在组织内部的主导权往往不是该部门的部队长或者最高领导执掌，而是由参谋们自下而上地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造成所谓的参谋指挥和领导作战的局面。在陆军大学中，重视强调具备能言善辩和意志坚定的素质教育，因此陆大出身的参谋，像辻政信所代表的那样，与其说是辅佐指挥官，不如说是领导指挥官了，有时甚至代替或领导第一线指挥官直接进行作战的行为也比比皆是。 日本军作为军事组织，既具有明确的自上而下的阶层官僚制，又是个由强烈的感情为纽带、允许个人英雄主义的下克上的系统，两者共存而形成了日本军组织构造上的特异性。本来官僚制通过垂直的阶层构造行使正式的权限是制度应有的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军即使在需要官僚制发挥作用并具有很大时限的紧迫情况下，由官僚阶层自上而下进行决断的体制也无法发挥效能，更多的是通过下层相互通气或者相互揣摩来做决定。英帕尔战役中，上级指挥官呀中央的参谋都认为必须终止作战，但是真正终止是过去了一个多月才做出的决定。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从大本营作战参谋考虑撤退起，到经过天皇裁可得以执行，足足花费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海军的某些状况或略有不同。海军的参谋是辅佐指挥官，干涉指挥权或者介入指挥是种禁忌。奇袭珍珠港时，尽管当初海军军令部（海军中央的参谋）强烈反对，但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实际作战部队的长）却积极主张出击，结果也就被认可了。中途岛作战时，军令部认为攻取斐济、萨摩亚为好，但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主张为了诱使美航母舰队出击，应该攻击中途岛，他强硬地坚持己见。莱特湾海战中，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作战参谋也承认了栗田舰队方面提出的对敌主力进行舰队决战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海军作为高级教育机关海军大学的方针和制度也和陆军大学有很大差别。陆军大学主要培养高级参谋，没有参谋经验升任高级指挥官的机会非常罕见，对此海军大学的入学资格也以大尉、少佐（陆大入学者为中尉、大尉）等具有一线经验的人为多，教育方针是培养将官。而且，海军即使是海大出生的也与其他人员一样全部由海军大臣总揽人事安排，具体安排上也不像陆大出身的参谋和其他非陆大出身的有什么明确的区分。因此，在海军中很少见到形成少数超级精英组合具有决定性影响来左右重要作战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在海军中也存在下克上的情况。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海军内部以少壮派军人为中心表现出亲德倾向，他们甚至不时采取比陆军的少壮派军官更加强硬的下克上的行动。由于海军少壮派的掣肘，使得上级指挥官和军政的主要负责人（大臣、副大臣、军务局长）也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难以充分发挥领导权。 以上所例举的日本军组织构造上的特性，可以称之为是“集团主义”。这里所谓的“集团主义”，并不意味为集团利益做奉献而否定个人存在是最高价值标准，它不是在个人和组织中的二选一，而是立足于为了组织和成员得以共存，将人与人的的关系（人际关系）本身视为最高价值的“日本式集团主义”。 因此，他们与其说合理地系统地考虑组织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手段，不如说更关注的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诺门罕事件中的中央统帅部和关东军首脑的关系，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撤退迟迟无法定夺的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在英帕尔战役中缅甸方面军河边司令官和第十五军牟田口司令官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反映出受着“人际关系”左右的日本式组织意思决定的过程。日本军的“集团主义”的原理，就这样不时使得战斗开展·战斗结束的意志决定迟缓拖延，结果招致的是更为惨重的损失。 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军的作战速度之迅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日本军苦心经营的最后阶段一举被粉碎的战例很多。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修建机场的日本军，在几乎完成之时（1942年8月7日）受到美海军陆战队攻击，原来预订两周后的8月21日，日本第六航空部队战斗机队和三泽航空队第一批对地轰炸机队将从拉包尔进驻该地的，但美军的作战行动抢占了先机，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取了机场。 美军作战开展之神速，有赖于其强大的生产力、后勤补给、优秀的飞行员补充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在作战的计划、准备、实施等各个阶段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决断这一组织特性更是其开展作战的基石。 其中一个代表事例就是由太平洋舰队尼米茨司令官实施的指挥官更替程序。航母舰队指挥官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将军在相隔一定时间就进行互换，指挥官更换后舰队名也随之变更。尽管原本是同一支舰队，哈尔西任指挥官时为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任指挥官时就改称为第五舰队。这是考虑让有能力者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避免在同一岗位造成思维固化的弊端。这种交替的人事体制不只限于指挥官，也同样适用于参谋人员。美海军的作战部长阿纳斯特·金上将曾竭力减少作战部人员，因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组织上保持活力，大家都尽心尽责地工作非常重要，能者多劳是应该的。但是，人总会疲劳，不适宜于一直从事同样的工作，重要的是量才适用。阿纳斯特·金上将基于这样的考虑，除了特定的人员，每年还对作战部的人员与第一线作战的人员进行调换，这种良性循环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并同时引入前线战争的紧张气氛，据说因此计划作战中很少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同时也使决策更加快捷果断。
美海军这种充满活力的人事体制，也运用于对将官的任命制度中。在美海军中，一般只升任到少将军衔为止，以后根据作战的需要任命为中将、上将，而作战任务结束后又恢复到原来的职衔，这使人事安排富有弹性和灵活性。这与日本海军根据“军令承行令”固守对指挥权的先任、后任序列的僵硬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军的人事制度纠正了官僚制所具有的对局势变化的适应能力低下的缺陷，成功地不断注入活力，因此可以说美军的整个组织构造是根本不同于日本军基于人际关系的集团主义原理而形成的体系。它完全以体制程序为中心进行运作，同时通过对人才的甄别、评价，使得这一系统更加具有活力及与时俱进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称为“具有活力的构造主义”组织。 个人替代组织的综合指挥 为了近代大规模作战计划的制定、准备、实施，需要综合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必须确保其自始至终的一贯性和整合性。在各个战斗中也必须具备能够综合组织和指挥枪炮、飞机、坦克等大量综合战斗力的指挥系统。在这一点上，美军出色地发挥了其总体实力，压倒了日本军。 为了计划综合战争，有必要在高级参谋组织中具有混成的综合指挥系统。美军的高级参谋组织，陆军中有总参谋长为首的参谋本部，海军中有作战部长为首的作战部。这点与日本军没什么不同。但是随着战争开始，由罗斯福组织了综合统领陆海军两个参谋组织的联合指挥参谋部（Joint Command Staff）（编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身）。其成员有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长阿纳斯特·金上将、陆军航空部队总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三人组成。美国总统是陆海军最高司令官，综合参谋本部从属于总统决定权的地位。因此，陆海军的作战通过综合参谋本部研究讨论，进行必要的调整，就能够将其作为综合作战来组织统一的作战体系，最后由总统作出决定付诸实施。 攻克塞班岛后关于选择怎样的路线对日本本土进行攻击的决策中，就充分发挥了联合指挥参谋部的功能。海军的尼米茨将军主张的最佳方案是，以小笠原群岛作为垫脚石使用B-29轰炸机进行攻击，以及占领台湾和中国沿海基地的两线进攻。陆军的麦克阿瑟将军则相信夺回菲律宾后即进攻日本本土为上策。
这一战略分歧关系到如何能早期迫使日本投降并怎样能减少美军所付出的牺牲，双方争执不下。联合指挥参谋部对双方的主张进行了研究，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方针，决定进攻菲律宾由西南太平洋部队实施。 1942年7月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了威廉·莱希将军为陆海军最高司令官（总统）的参谋长。这是为了对承担政治军事两方面繁重要职的总统进行辅佐而设置的，他主持联合指挥参谋本部的同时，也作为总统和联合指挥参谋部之间的联络渠道起着重大作用。 美海军陆战队的水陆两栖作战原理就是在具体战斗中的综合作战。水陆两栖作战具有通常陆战的特性，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部队乘坐母舰（运输舰）进行长距离航行后到达登陆地点，再转移到登陆舰上，在没有炮火支援下以轻型装备进行登陆，并在无所依凭没有根据地策应的敌占区域进行的作战。为了进行水陆两栖作战，指挥系统、舰炮射击、航空支援、登陆行动、构筑桥头堡和补给站等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作战特性，必须把这些组合起来，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综合展开。美海军陆战队早在1922年到1935年就完成了极高的综合作战水平的水陆两栖作战概念，这些作战以太平洋为舞台在日美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军队的战斗力是什么，围绕这一基本问题，美军极其重视的就是综合作战能力。“海军的战斗力就是所有武器装备、所有技术的综合。不仅仅是战舰、航空战机、登陆部队、运输船队，港口、铁路甚至农家的牛马都包含在海军的作战实力之中”，说这话的就是太平洋战线美海军最高司令官尼米茨将军。 相对而言，在日本军中，关于陆海空三位一体作战问题陆海军几乎就没有进行过共同研究。原本在1907年（明治四十年）开始制定“帝国国防方针”以来近四十年，陆军以苏联为假想敌，海军已美国为假想敌，就分别进行着军力装备和战略准备。因此，从一开始的国防方针就已经造成对综合作战的障碍。通常，军令机构（统帅指挥）各自为政，在陆军方面设置了参谋本部，在海军方面设置了军令部。战时或者发生事变时设置的战时机构大本营，陆海军的指挥机构就分别成为“大本营陆军部”、“大本营海军部”。大本营本应该是协调陆海军的相互策应，也就是以两军的综合作战为其要务的。 大本营陆海军部在1940年末左右，开始相互进行沟通策划作战计划。但是，这终究还是陆海军各自的作战计划，并非研究综合的作战计划。关于陆海军双方的协同作战部分，则分别做了规定有“陆海军中央协定”、“陆海军现地协定”。 陆海军之间，存在着战略思想的差异、机构上的分立、组织思考和行动样式等不同的根本性对立，使其难以达成一致。1942年3月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今后应遵循的战争指导大纲”，就是以陆海军最高统帅之间妥协的形式而实际缺乏一贯性、整合性的体现。其中的第一项这样表述：“为了使英国屈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将继续扩充既得战果，进一步调整和保持长期不败的政略战略，审时度势推进积极的策略”。这就是海军历来主张的扩充战果先发制人的积极进攻，和陆军主张的确保南方资源确立长期持久战态势的妥协折中的表述。东条英机首相对此也流露出不满，称“这有什么意义啊？” 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和莱特湾海战中陆海军的协调策应无果而终。不仅如此，在瓜岛作战中，陆海军的目标差异使得作战的后期丧失方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莱特湾应该是真正以陆海空综合作战来进行的，但是陆海军协调不充分，而海军内部的陆海空综合作战也只是止于一纸画饼而已。 大本营陆海军的综合作战未能达到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对于大本营来说，陆海军都有独自的机构和参谋人员，互不相干，独立并存。大本营命令两军相互策应协调，但是现实中却发生了许多对立和摩擦。两军协议无法达成的话，进行裁决的就只有天皇了，但天皇没有亲自行使对于各种问题进行调整和指挥的实际权力。天皇只是等着陆海军之间统帅指挥和军政上产生的对立在双方达成协议妥协后予以裁决。因此，实际上陆海军的作战协调和综合作战的开展极为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也进行过若干次尝试。“大本营会议”是大本营的内部会议，由陆海军的两统帅总长、陆海军大臣、两统帅部副总长、两统帅部的第一部长构成。这是为了对“陆军部、海军部相互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协议，制定作为大本营的方针计划而召开的。为了商讨实际作战事务，又同时设置了由两统帅部副总长以下有关作战部门的部课长构成的“大本营参谋会议”。但是，当两方面出现对立而不能达成一致时，却没有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的上级机构。而试图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问题，即所谓的政务和军务、国务和统帅之间的协调问题而设置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原本设置直接统辖现行陆海军两军种的组织机构的替代案也曾经有过探讨。几个具体方案如下：
在塞班岛失陷前后开始，陆海军协同作战的必要性越发紧迫，1944年在两军之间对上述替代案进行了探讨，但最后还是以陆海军两部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而告终，军政方面的陆军省和海军省也都持有反对意见，几乎就未能取得一个可行的方案。
日本军的综合作战行动，与其想要由一定的组织构造或者体系来完成，不如说由个人来实现的情况为多。如前所述，日本军的作战目的暧昧，战略制定基于归纳法的加减累积。作为克服暧昧判断的方法，在作战第一线就要求不断进行微调，产生了由个人进行综合的必要性。而且，人际关系的形成和以此为基础的集团主义的组织构造的存在，也为由个人进行综合提供了条件。比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任首相兼陆相，为使国家政策和战争指导能够统一协调，而在1944年他更兼任了参谋总长职务，就是为了克服军政和军令的对立。海军中这时也由岛田繁太郎海相兼任了军令部总长职务。特别是在陆军中，中央的参谋和现地的参谋为了对作战进行确认和协调，频繁进行意见交换，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和调整，但同时因为允许这种个人间的往来，经常导致作战欠缺了统一性、一贯性。 这样依赖个人进行综合调整，一方面允许通行无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助长了无视组织原则和组织运作，结果也容易使得计划和体系综合本身都难以实现。 最终，日本军在1945年1月20日初次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但是此时本土以外的地区（西南诸岛、小笠原方面）都因为美军的进攻而陷入长期苦战中，这个作战大纲几乎就成了为实施本土作战而制定的、只是战争终局的大纲而已。而这个共同作战的实施大纲，也没有取得陆海军的共同认可。大纲出台不足7个月就迎来了最后的战败。 轻视学习的组织 可以说日本军几乎就是缺乏指导力和组织体系而又集团性地积累和传染着失败。 在诺曼罕大败于苏军时，应该是学习近代战模式的机会。这次战争中坦克和重炮等发挥了决定性的威力，但是陆军却以大量增兵为重点代替了推进装备的近代化。装备落后不足，就用增加兵员来弥补，这里强调的无非就是精神至上。这种精神至上结果在两个方面妨碍了日本军的组织学习。一方面导致对敌人实力的过小评价。即使承认敌人装备上具有优势，但是经常以为日本军拥有精神力量，就仍然可以战胜敌人。可以说他们忘记了敌人也能同样拥有的精神力量。 精神至上的另一表现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夸大评价。“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就能战胜百发一中的百门大炮”（日本海战后不久东乡平八郎的训示）之类的精神论在日本海军中也绝非例外。在奇袭珍珠港获取成功的是日本海军，马来海战中用航母战机击沉了英军引以为傲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卻敌号”的也是日本海军。但是从这两次作战中学得经验的却是美军。美军中止了至此为止的大型战舰的建造，开始集中力量建造航空母舰和航母战机，逐渐建成了占据优势的机动部队。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本军运用了日俄战争中的战法一举进行正面的突击结果未能奏效，尽管如此却仍然反复运用同样的战法。不仅如此，以后的战场上的战法仍不断地墨守成规照搬这一教条。令人惊异的是，日本军就一直未对这种失败的战法、战术、战略进行分析以寻求改善，并将这些经验教训作为组织的日本军进行共享。这意味着日本军根本就缺乏对事物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精神。 而且日本军不具备作为组织学习中不可欠缺的情报共享的习惯。在日本军中不允许自由奔放的议论，所以情报就滞留在个人或者相关人员内部，很少把作战知识和经验教训传达共享给组织全体的成员。制定作战计划的精英参谋们在地理上心理上都距离遥远，也不采用对熟知现场的人的意见，只是一味地闭门造车。因此，他们只能采用教条的战法，结果在战场上相同的模式遭到反复失败也数见不鲜，甚至像一种必然的程序。瓜达尔卡纳尔的失败是日本军重审战略战术的最初机会，但是因为怠惰却丧失了这一机会。同样，对于成功的经验积累也并不彻底，没有对战略战术的新概念加以展开进而加以理论化。直到莱特湾海战，还没有脱出舰队决战思想的窠臼。在冲绳战中，军部中央将此定位为本土前线的作战，而机动反击的战略战术却踟蹰不前。太平洋战争中自始至终反映出来的是，日本军是个不擅长学习的组织。 对此，美军却尊重理论重视学习。哈尔西属下的美第三舰队参谋长罗伯特·卡尼少将在进攻莱特湾之前曾说：
这种对理论的尊重当然促使着美军不断进行学习。对于美军来说，他们认为理论并不是植入的，而需要自己来积累创造。美军从1942年末为止的瓜塔尔卡纳尔的经验中，海军陆战队就针对进攻日本军怎样最有效，什么不可取，将成败战例进行了详尽的解析。实际上，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是美军自1899年以来初次进行的水陆两栖作战，瓜岛之战也就具有事实上的实验性质。因此，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成为美军以后登陆作战的一个指针，美军通过多种多样的作战，多元地促进着作战方法的学习。 美军组织学习的行为模式，促进了美军注重客观现实，重视研究情报和战略。相对而言，日本军往往轻视情报，在自己的脑海中构筑事实，以此为前提当然难于保证战略的合理性。在进攻中途岛的兵棋推演时，得出“赤城号”被命中九发炸弹的结果，而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少将说：“现在只当命中三分之一，三发而已”，本来是被击沉的就此变为负了小伤。但“加贺号”遭到数次攻击，怎么也不得不判定为被击沉了。但继中途岛作战的第二次斐济、萨摩亚作战的兵棋推演中，应该已经击沉的“加贺号”却又复活。 据说，宇垣参谋长怕影响兵棋推演人员的士气而采取了这一措施。也就是说，在日美机动部队对决这样重大场面中，遭受重大损失而败北的兵棋推演结果，会影响到参谋和前线指挥官的信心。这种担心自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兵棋推演本来就是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综合探讨问题所在和改善策略的重要学习机会。中途岛海战的结果，对于日本军来说遭受了比兵棋推演结果更为惨重的失败，而作战结束后，甚至没有召开通常作战后所进行的经验教训研究。担任作战参谋的黑岛参谋战后做了如下的回忆：
从这里可以看出，优先顾及的还是人际关系却缺乏从失败的经验中积极进行学习的姿态。 在日本的陆海军中这种对学习的轻视，也可以说与士官学校、海军兵校、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各种级别的教育方法息息相关。 为培养陆军士官的教育机关有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士官则同样有海军兵校培养。而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选拔出特别优秀的人员学习研究高级战略战术的教育机构就是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在这意义上说，这些学校所实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应当对日本军的组织学习的方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来应该说日本军这一组织所具有的体质特征，决定了士官学校、兵校及两个大学的性格，片面地认为教育机关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日本军的学习体制，也未必正确。但关键是，这两个要素相互作用难于分割，它使得无以实现变革是客观事实。 在重视教育这一问题上，日本军并不劣于外国军队。日本在明治以后取得了工业化高速发展，显然和扩充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与此相同，日本军在短期内得到发展壮大，达到能与西方列强并列的地位，这也是对士兵、士官、上级军官的军队各阶层的教育训练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等专业教育机关所作出的贡献无可否认。
但正因为此，这些教育机关所具有的问题及其负面影响也投射在了日本军的组织学习中。在日清、日俄两次与大国之间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确实学得了许多东西。即，学习和理解了成功背后的因果关系。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本军内的各级教育机关却逐渐把重点放在了对所赋予的目标如何从既有的手段中加以选择来有效运用和实现。对于学生来说，问题只是来于教科书和教官，甚至几乎不允许随意地创设目标或者目的。 几乎所有的场合问题只在于方法和手段，有时不仅仅是目标、目的，甚至方法手段都被授予了。教官或者各种操典所指示的，你只要机械地背下了与此相关的下半段，能够忠实地再现既定结果，就能受到评价和奖励。因为所谓的“标准答案”都已经具备了，答案与此吻合的程度就成为了评判的基础。士兵在训练上采用的就是“削足适履”一刀切的教育方法，而士官的教育方面，同样的教育方法也占据上风。 而海军中视为圣典的“海战要务令”所指示的，虽说实战中一次也未有类似的场面发生，但海军用语中有“照旧行动”（编注：日语为“前动续行”），这就是在作战中继续按照从来的惯例来行动的概念。日本军整体几乎就是无论状态怎么变化，不断重复着“照旧行动”。 从学习理论的观点来看，日本军的组织学习停留在给出目标和问题构造以求出最优选择答案的学习体系，即“单循环学习”（single loop learning）。但是，学习本来并不应该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是根据需要，对目标和问题等基本构造进行重新定义的更为充实的体系。一个组织为了长期适应环境的变化，有必要按照不断变化的现实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修正，更进一步地作为学习的主体使自身也随之变化，它包含着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超越的意义，这种“双循环学习”（double loop learning）是不可欠缺的。日本军却在这一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重视过程和动机的评价 诺门罕事件后为了追究责任进行了人事调动，中央部中的副总参谋长、第一部长、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还有第六军司令官、第二十三师团长等被编入预备役。但是主导作战的实际负责人关东军司令部作战班长服部中佐以及事件的主要担当辻政信少佐未被免除军职，只是进行了调动。第六军司令官强烈主张辻政信私自到第一线指挥部队有违军纪，应该承担责任编入预备役，陆军省人事局长也支持这一主张。但是掌握参谋人事安排的参谋本部总务部长认为他是将来有用之才，仍然保留了其现役军职。其后，服部和辻政信作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和该课的班长，占据了陆军统帅部的中枢位置。1942年在总攻菲律宾巴丹半岛战役后，发生了按照大本营命令枪杀美军俘虏的行为，这就是作为大本营派遣参谋的辻政信的越权行为独断专行所发出的命令。辻政信在该年7月又以派遣参谋身份专断地发出攻击莫尔兹比（Moresby），使军队遭受重大损失。辻政信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继续无视当地司令部的意向，积极支持川口少将变更进攻路线（从正面攻击改为左路迂回），结果招致川口少将被罢免。他在瓜岛战役中始终一味地主张总攻，使得将士们遭受大半战死的毁灭性打击。辻政信自己也承认：“轻视敌火力，未能脱却野战阵地的观念，一切责任在指挥作战的本人身上，当罪该万死。” 当然，全部责任不能都归于辻政信一人，但同时作为参谋，他的越权行为、专断命令等负有重大责任是明确的事实。尽管如此，日本军却没有追究这些责任，向诺门罕事件所见到的事例一样，对于作战失败的责任往往就以转任的手段加以解消了。
而且，这些转任左迁的人其后又不知不觉地担任了中央部门的要职，其中还有占据大本营作战课重要岗位的。这都是与实际意义不符的左迁，反映了陆军人事行政的一个侧面，信赏必罚在陆军内部并不公正。积极论者即使犯有过失，人事部门也网开一面，从轻处罚；而另一方面对慎重论者却被看作是怯懦，如果犯有过失常常遭受严厉的追究。 这样的陆军人事行政结果就不断助长了无事生非搅浑水的莽撞冒进行为（林三郎《太平洋战争陆战史略》）。 这一指责明确道出了日本军不重视结果而是以过程进行人事评价的侧面。在各个战斗中，不是看战果如何，而是按照指挥者的意图、干劲来进行评价。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川口少将被罢免的理由就是，对于突袭机场决心不足。但是，如前所述这恰好是由于辻政信参谋干预指挥的结果。 而在英帕尔战役中对于死守科希马阵地的命令，第三十一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以缺乏补给为由抗拒了牟田口军司令官的命令撤出阵地，结果被追究责任问题，虽没有召开正式的军法会议，却以“疯了”的形式让其退役了。同时，对整体作战的责任人牟田口司令官只是进行了调动，其后被任命为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校长，责任追究不了了之。 个人的责任不明确、评价又暧昧，这阻碍了组织学习，放纵了粗声大气压倒正常论理的风气。这种倾向制约了作战结果的客观评价和经验积累，在官僚制组织体系中还助长了下克上的行为。 在日本军中海军还算具有相对公正的评价制度。自我申报和由直属上司、上级部门以及海军省人事局进行的被称为三重考核等等是现在还通用的制度。但是，作战指挥或者统帅的责任却不过问。在中途岛海战吃了败仗，机动部队的司令长官南云和草鹿参谋长就没有追究责任，相反地给予“复仇”的机会，在以后的作战中仍然让其参与并承担作战指挥。
1944年3月31日，随同联合舰队古贺峰一司令长官乘坐二号机因天气原因迫降的福留繁参谋长（编注：迫降后福留等被菲律宾游击队捕获，虽称文件包丢入河中，其实被捡回交给了美军，后经交涉福留获释）持有的最高机密文件最后落入美军手中（海军乙号事件），真相也没有彻底搞清，以机密文件落海遗失的形式作处理，据说结果此后的作战计划仍以其为前提进行设定。不仅如此，福留中将还荣升为第二航空舰队司令官。 关于在莱特湾的撤返，栗田司令官以下的第二舰队司令部也没有被追究责任（栗田此后转任海军军校的校长）。就这样在海军中，许多作战在明显实施上的失败也没有进行包括组织的反省、批判和明确的评价而既往不咎了。 海军中一直有着被称为“铺位主义”（编注：军舰官兵的铺位按级别排序，意指严格的顺序）的军官序列和晋级制度，但这种具有成绩万能倾向的评价，对于大佐或者将官级别的高级指挥官就未必适用了。现实中军校毕业、成绩优秀者进海军大校，海军大学又是成绩优秀者晋升将官的情况占据着压倒性多数。 在海军中确立了各种人事考评制度，而这些制度比较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考评，由于采用了“铺位主义”这种考评，有欠活力而流于形式。但在陆军中，参谋和其他非参谋人员有着两种并存而有区别的考评。因为下克上的风气浓厚，怎么说也是声高气粗的人容易得到好评。特别是因为业绩评价的暧昧，想要贯彻信赏必罚的合理的考评极为困难。结果，评价往往也反映了浓重情绪色彩，对于信赏必罚，实际上只是时不时地奖赏，“必罚”则疏于运用。 美军的人事考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尼米茨设定并向海军作战部长阿纳斯特·金提出和采用的海军指挥官选考程序。这是从大校中选拔什么样的人可以升任为司令官级别的少将职位的制度。首先，候选人必须具备持续6个月以上巡洋舰舰长的经验，由海军部人事局选择拥有合格资历的9～11名将官组成审定委员会，其投票结果交海军司令、海军部部长、副部长、人事局长、航空局长和相关人员进行合议，须有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的话才可决定升任。这样就排除了感情成分，被选上的人可以拥有充分的自信，没有选上的人可以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从而激发进一步提高的积极性。这个选考制度反映了虽以官僚制组织为基础，但是避免组织构造固化封闭而能够激发活力的美军的组织特性。 小 结 从诺门罕到冲绳的六场败战中，我们从战略和组织这两个层次分析探讨了日本军失败的原因，现在将其以图表形式概括，参见如下： 表 日本军与美军的战略·组织特性的比较
这里列出的日本军和美军的差异，一个个例举出来的话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和组织的各种各样的特性并不是个别的互不相关的存在，这些特性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联。 比如日本军的战略目的不明确就和短期决战倾向因果相连，也与战略策定中采用归纳法不无关系。没有明确的战略设计的情况下，战略手段就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抱着短期决战的倾向和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的话，合理平衡的武器装备体系也无从谈起了。 此外这些问题限定了进行组织目标和构造变革的双循环学习；而以人脉网络为中心的集团主义的组织构造，产生了以人际关系为重、以个人替代组织进行统合的组织体制，在业绩考评中也就偏重动机和勇敢精神而轻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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