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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风摘要： 费孝通先生在当年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知识分子响应号召，真正鸣放起来以后，“双百”方针又重新作诠释了。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09年7月3日，原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何成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方针》 1956 年初，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要求意识形态领域更好﹑更快地为发展各项事业创造条件，而现实又存在着束缚这些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存在“舆论一律”的严重制约，学习苏联经验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所谓姓“社”姓“资”的阶级标准。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表明，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确领导科学和文化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 “百花齐放”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1951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应邀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在会上的发言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同年2月，陆定一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汇报学术界的情况时，如实地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在领导科学、文化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及其对我国的不良影响，提出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其中提到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在遗传学界，苏联说米丘林学派是社会主义的，并以此作为权威；相反，则把摩尔根学派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不容许它的存在和发展。陆定一明确表示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哪一派是正确的。 第二件事是医学界，有些人乱贴政治标签，认为苏联的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德国的魏尔啸(细胞病理学说的创立者)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则是封建医学。陆定一指出，按照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反对中医，排斥西医，专靠巴甫洛夫的药包医百病。 第三件事是历史学界，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陆定一明确指出这是学术问题，要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讨论解决。 总之，陆定一认为，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 抬高另一个学派。
陆定一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会议在讨论过程中，陆定一于4月27日的发言再次提出：“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并且指出，“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陈伯达4月28日的发言说：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毛泽东采纳了陆定一、陈伯达的上述意见。4月28日，他在会上所作的总结讲话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由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 “双百”方针（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化为“双百”的名称，是由陈伯达提议的）的形成和公开宣布，在知识分子中很快成为谈论的热点。陆定一受党中央的委托，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评 陆定一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发表后，在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响。但是不少人鼓掌欢呼之余，还是将信将疑。大家期待毛主席出来讲话。 张光年回忆说：听说毛主席当时有个习惯：遇到某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人一起谈谈，于是有了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颐年堂举行的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 关于座谈会情况，张光年说：当时在颐年堂前厅一条铺了白桌布的长桌前，毛主席迎门坐在正中。紧挨他的右首，坐着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因通宵熬夜请假了)，还有康生、陈伯达等。周扬、胡绳等也坐在右边。文艺界应邀参加的，我记得的有林默涵、邵荃麟、严文井和我(可能还有何其芳及其他同志)。胡乔木坐在毛主席左边，军委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坐在毛主席对面，他拉我坐在他左边。坐定后毛主席笑问我：“张岱年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我笑答：“也不是。”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空气轻松一些。 据严文井回忆，座谈开始，先由林默涵扼要汇报文艺界近况。据说这是周扬的安排：今天的会，由默涵开头，别人不要插话，只静心听毛主席谈。 张光年说：自从1956年5月中宣部领导人倡导双百方针，文艺局面开始活跃，文学、戏剧创作出现一些新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回避现实、格调低沉乃至讽刺现实的作品，引起文艺界有些好心同志的不满。1957年1月初，部队作家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在《报日人民》联名发表文章，对创作上新出现的某些不健康或不够健康的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这篇文章被东欧国家的报纸同情地转载了。大家知道，毛泽东对苏联、东欧的教条主义一向是很反感的。现在，他的方针刚刚提出，就出现这样的批评和响应，这似乎是泼冷水，毛泽东把这看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在颐年堂座谈会上，毛对这篇文章提出尖锐的批驳，也对在座的总政文化部长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 1956年9月，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人民文学》发表，引起文艺界截然不同的反响。张光年自称当时思想不开展，不赞成《文艺报》发表赞成这篇小说的文章。而李希凡在报刊发表文章，对王蒙的小说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小说描写青年人看不惯市委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批评王蒙不该把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写成有官僚主义的地方。这时中央已决定党内整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先从中央机关整起。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于是前者受到赞扬，后者受到毛主席的严正指责。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毛泽东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 大约在颐年堂座谈三个多星期后(即1957年3月1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重申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关于党内整风、关于双百方针。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又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这些话都是讲得很好的。 巴金直言要“独立思考” 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舆论一律”。巴金在1956年7月28日《报日人民》副刊发表的“独立思考”一文，可谓是代表了当年老知识分子在听到“双百”方针之后心灵深处引发的反响。巴老“独立思考”的原文是：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使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可望而不可及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周恩来在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时举例说，“……要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
胡先骕(1894-1968)——植物学家、教育家，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胡先骕的一本学术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胡先骕根据1952年底起，苏联植物学界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况， 以及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几十年所积累的丰富的分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与水平很低，研究工作不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的新见解必须予以根本否定。 《简编》出版后，胡先骕陆续受到政治批判，首先是当时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胡先骕的《简编》对苏联进行政治诬蔑。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人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骕进行政治批判，认为《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 ,“动机是不纯的”。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授意，在纪念会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声讨胡先骕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报日人民》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与刊发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胡先骕事件”的后果，导致《简编》一书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发表不同于苏联李森科的见解或观点。 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1956年7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1955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文学艺术界出现的新气象 “双百”方针的提出，首先在戏曲领域得到了反映。中国的传统戏曲极为丰富，是人民大众娱乐的重要形式。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五万个剧目。1950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工作的指示》提出：“戏曲应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在单纯强调戏曲的政治功用的思想指导下，禁演剧目越来越广，一些古老剧种无力存续，许多私营剧团和民间艺人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状况都表示出不满。3月8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团全部国营,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计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他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曲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恩来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这时，浙江省的昆剧团排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内容是揭露官僚主义）。《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剧团的演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并发表讲话。他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4月25日，周恩来再次观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 据统计，到1957年春，全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时间内，戏曲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与之同时，“双百”方针也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有近二十种之多，包括在全国有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是一批新生代作家披露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其中包括《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等，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当时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然而，就在这时，知识分子的多数对“双百”仍处在半信半疑之中，即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状态，费孝通先生在当年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知识分子响应号召，真正鸣放起来以后，“双百”方针又重新作诠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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