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楼梦》阅读碎札 · 五

《红楼梦》阅读碎札·五

吴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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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有人说：《红楼梦》写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什么什么，其实，曹雪芹并未写四大家族，他只写了一个贾家，即贾府，而且只是写了贾府里的荣国府。

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四大家族里的八分之一。

想想也是，薛家母子三人，在书中只是寄居贾府的客人，而不是薛府的主人。在具体描写中，一次都没有作为薛府的主人出现过。

史湘云也只是常来贾府的客人，并不是史府千金的形象来描述的，更没有涉及史家。忠靖侯史鼎虽然来过贾府，却没有一句具体描写。

王子腾、王子胜，还有王仁，更是从来没有露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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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小说可以被查禁，但是被查禁的小说，最悲惨的命运，也只是被烧毁，并没有因小说而获文字狱的。

因为人们一向认为，小说只是诲淫诲盗，不会危及朝纲。

《红楼梦》在当时能够时隐时显地保存下来，并能够在小的范围内传抄，也与人们这种认识有关。

即便是后来反对《红楼梦》的人，也认为它是一部诲淫的书——坏的闲书。

有人把它与《金瓶梅》相提并论，同样是这等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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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对自然人性的描述和张扬，《红楼梦》则是通过对整个人性的认真观察，深刻思考，而详细剖析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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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凤姐的出场，互相衬托对比，有声有色，文、武，动、静，一个小心谨慎，一个满不在乎。

仅此一点，便也可看出作者的匠心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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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女性，一个个地相继毁灭了。

然而，她们又是为什么惨遭毁灭的呢？

总觉得，追寻她们毁灭的原因，才是探讨这部伟大著作主题的正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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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写作完成，是要有一些条件的。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一、作者是个天才，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

二、作者熟知中国文化。《红楼梦》之所以出现，是中国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

三、作者生活坎坷，摔过几个跟头，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四、家庭的兴衰沉浮，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

五、作者具备再生活的环境。譬如说自家虽然败落了，但他依旧有机会出入一些大的府第，看某些人钟鸣鼎食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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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从曹锡远，到曹玺、曹寅、曹颙等，谁都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而《红楼梦》里的贾家，偏偏有一些人死得扑朔迷离，死得令人纳罕，如贾敬、可卿等。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红楼梦》一书，并不是曹家的家史，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是一部小说，一部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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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是清廷的奴才。

虽然从曹玺起，曹家任了六十年的“江宁织造”，但“江宁织造”并不是一个世袭的官职。

“江宁织造”虽不是世袭的官职，实际上，却被曹家“世袭”了。

《红楼梦》中，为何写了“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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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皇三子允祉向康熙告发皇长子允禔雇用巫士谋害皇太子允礽一事。

这颇似《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中，赵姨娘委马道婆使巫术镇压宝玉，为贾环夺位。

这也是“嫡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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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许多描写和情节，表面看来是些生活琐事，其实细细品来，会觉得与康、雍、乾的许多史实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大概是当时的社会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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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书读得有意思，是读者在这些栩栩如生的有如活在世上的文学形象中，特别想进一步地了解他（她）们。

就像我们本能地想了解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前生后世一样。

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是在探索人生。

因为人生这个大谜实在是充满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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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称《红楼梦》代表了“中华大文化”。这，自然不对。

其一，《红楼梦》并不能囊括或取代所有的中华文化；

其二，“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其本身或各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大”“小”之分。

但是，《红楼梦》的孕育和诞生，确实是“中华文化”结出的硕果，而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从下面这个简略的“流程”，似乎就能看出一些问题来：

卜辞—诗经—古诗十九首—建文七子—魏晋—（禅、理学……）—牡丹亭—长生殿—聊斋—红楼梦（两种文化的另类——关于人或被统治者的研究）

当然，还有《金瓶梅》。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乃至有人说：《金瓶梅》是《红楼梦》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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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大彻大悟的书。

作者也不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如果作者大彻大悟了，恐就不会呕心沥血地写他的书了，一如开了悟的高僧，会感到所有的语言，均是多余的……

书中的《好了歌》，只是看透了人世间的一些现象，诸如功名、钱财、妻妾、亲情等等，并没有看透生命本身……

所谓的大彻大悟，当是对生命的彻底否定。

或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没有彻悟的一个佐证。如果他彻底开悟了，也许在采菊东篱下，也许在悠然见南山，却未必会告知世人了。

佛陀在菩提树下的开悟，也只是悟到了一部分真理，或悟得层次较低，他对宇宙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走向彻底的，直到他临终时，他还向弟子们强调说：我什么法都没有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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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的哲学思想，比较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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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种象征。

在《红楼梦》中，这“一僧一道”总是联袂而行，这是有违生活本真的。

僧是僧侣，道是道人，彼此的信仰不同，焉能终日里形影不离？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这“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里，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均是仪表不凡，道风仙骨。到了凡界，却成了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一副埋汰相了。有时候，二者还合而为一，唤作空空道人。

空空道人，又名情僧。（他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石头上刻着的故事，从头到尾抄录下来，问世传奇，这便是所谓的《石头记》。“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其实，“空”为佛家术语，却冠于“道人”头上。而那癞头和尚，本是佛家子弟，却时常画符——“画符”是道家伎俩啊。

而且这“一僧一道”，总是飘忽不定，来去无踪。

曹雪芹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两个人物呢？

在我看来，实因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困惑，有许多无奈，他希望有个“谁”来指点迷津，救苦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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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看，原来是有块石头，无缘补天，却又灵性已通，因此便在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悲号惭愧。

这情景，恰巧被“一僧一道”看到，便对其指点迷津，并将其携入红尘，于是便成就了《红楼梦》一书。

其实仔细想想，这块“石头”，又何尝不是曹雪芹，这“一僧一道”，俨然就是李鼎、曹頫。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李鼎、曹頫，恐也就没有《红楼梦》。

是李家、曹家的兴衰，是李鼎、曹頫的亲身经历及对尘世、对政治的切身感受，在一定意义上，触动了曹雪芹的创作欲望，也构成了《红楼梦》的大致框架，以及大致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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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几位学者认为，《红楼梦》写了理想和现实两个世界，大观园就是理想世界的描述。

其实围绕大观园描写的许多脂批，都明确地告诉读者：

“作者经历过非虚笔”，“非别文杜撰妄拟者”，“说明作者经历过”，“批书人已忘了，作者竟未忘”，“批者曾经，作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实写旧日往事”，“此亦是余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者”……

我们不必怀疑批语在造假，那么如此写实、全无梦幻的文字，理想何在？

大观园应从另一阔绰子弟累世居官的贵族家庭的视角，来重新作一番理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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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他把一首《醒世歌》，辑录在了自己的《悦心集》中：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沓沓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

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中。

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我们在当时的野史笔记中，还可以找到多首类似的诗歌，阐释“色空梦幻”的佛家思想。

当时的社会，普遍弥漫着这种人生的价值取向，把人生的积极进取，看得毫无意义。

历史上连年的战争和毫无人性的杀戮，以及汉末所产生的“闲逸”文化的影响，应该说这是康雍时代的文化氛围。

而这种人生若梦的色空观念（出世思想），在那些宦海沉浮、贫富变换无定的大官僚、大家族、大贵胄阶层中，更是他们人生的主流观念。

由此，联想到《红楼梦》以及她的作者曹雪芹。

曹家虽是“家奴”，但是非常体面，而又有权势财富。

曹家的亲戚，李煦、傅恒、平郡王……也是权倾朝野的大官僚、大贵族。

但他们，无一不是时荣时贱、时升时沉。

曹家蒙罪入京后，一时悲观失望，一时又似要家道中兴。

曹雪芹在京城所看到的，大多是隆科多垮台，年羹尧赐死，表哥福彭的病故，皇后孝贤的离世……

这令他心惊肉跳，心潮起伏，再联想到自己的家族、亲戚，以及他从小就把人际关系的纽带，看出了一个“情”字。

这个“情”，既强大又软弱，即使有着任何经历的人，也无法找到“情”的最后归宿。

“情”是人的本源，也是人的归宿，也许这便是《红楼梦》的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