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有一批人是不容易安置的，就是集中收容来的妓女。首先是健康问题，她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病，必须给她们医治。同时，还要组织她们学习，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事实上，人民政府对她们关心、爱护，给她们治病，本身已经是最好的教育。 她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没有生活技能，所以还要让她们学文化、学技术。由民政部门办了一个针织厂，训练她们学得一技之长。最后还得考虑给她们安个家呀！政府考虑到去新疆一带的支边工人、转业军人大多为男青年，也有成家的问题有待解决，就把这些改造好的健康妇女全送到新疆去了。20世纪50年代有部很感人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写的就是她们的故事。 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确实实是绝迹了。虽然我并未具体分工办理这件事，但是几十年奋斗追求妇女解放，能见到它的 实现也是无比欣慰的。 在“三反”运动结束后，救总分会迁到市民政局附近办公，便于工作上的请示联系。因离家较远，我每天要换乘两次电车，但从未迟到早退过。 除参加小组的集体政治学习外，我还自己买了好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自学。如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我都孜孜不倦地认真研读，以补自己多年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在理论修养上的不足。 因此每逢机关举行学习测验，我总是第一个交答卷，并取得优良成绩。每逢节日，我总是被指派为救总分会的代表，参加由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慰问团，去驻沪军警部队慰劳，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与其说是去慰问，倒不如说是我们光荣地接受了子弟兵们的慰劳接待，也使我感受到了组织关怀的温暖！ 我在救总分会工作五年里，在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支持下，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居然圆满地完成了一百一十六个旧社团单位的清理结束工作，为一千多人安排了工作，接收了大批房地产，均造具清册报请市政府批准，转交市房地产局接收，从未有过一封对我不满提出批评的群众来信。 1950年12月31日下午，昌杰儿忽然自北京来沪，找到市救总分会与我相晤。 母子别离二十余载，今日终得重圆，真是喜从天降。我立即带他回瑞华公寓的新居。当时，长女允中因扁桃体发炎在家休息，小儿文中及小女一中在客厅玩耍。我当即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你们同母异父的大哥。 昌杰很细心，听说有两个小弟弟、小妹妹，上楼之前，先买了个大皮球。我让他和小儿女在客厅玩，我到允中卧室说明我前夫宛希俨烈士的遗孤宛昌杰来了，说着说着不禁眼泪滂沱。允中很聪明很懂事，当即高兴地笑着说：“妈妈大喜，母子重圆，我们 亦为有了兄长而高兴，真是皆大欢喜啊！” 此时大中从学校回来了，文中高兴地捧着皮球迎上去说：“二姐，这是哥哥给我 的！”大中还以为是泛指的哥哥，就严肃地说，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她推门进来，看到我坐在允中床边，两眼哭得红红的，感到奇怪极了，等到知道事情原委，也很高兴，赶紧回到客厅亲热地叫昌杰哥哥。于是我拉着杰儿的手，儿女们团团坐 下，细细叙谈。 我虽然知道组织上会关心宛、贺两个遗孤，但依然母子情深，一直在思念他们，却囿于白区工作的环境和纪律，无法团圆。 解放后，我一方面向组织反映，恳求帮助寻找他们，另一方面也积极向有可能知道他们情况的朋友询问。志皋走后，我收到武汉大学粱园东教授的信。梁说，通过朋友辗转相告，得知抗战胜利后宛希侃（希俨之弟）曾在当时的武汉市政府工作过，听说他的侄儿在邮电局工作，后来去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许多部门都迁到北京，叫我不妨写信碰碰运气。 我就写了北京东长安街邮电局宛昌杰收的信。天从人愿，居然让杰儿收到了。杰儿说，非常凑巧，恰好是在他生日那天，传达室说有他的信，他感到很意外，看后才知是上天送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从此他这个孤儿有母亲了。在此以前，他并不知我的情况，亦不知生父乃中共烈士，想来是叔父为保护他平安长大，出于善意而有心对他隐瞒其身世真情的。 他将信将疑，恍如在梦中，犹豫再三，就把信呈送给党委书记看，问书记自己该怎么办。书记回答得很干脆：“给你几天假，看你母亲去，有什么不明白的，当面问嘛！”昌杰心中还忐忑不安，不知会碰到什么情况。 见到了我，见到了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对他都非常亲切，真是感慨万分，从此不仅有了母亲，还成了大哥哥，也很开心。 当时，我对五个儿女简略地谈了我与宛希俨的婚姻和与宛氏父子生离死别的经过以及母子骨肉分离二十二载心中日夜思念之情……说至伤心处，不禁悲从中来，边说边流泪。 允中聪明，立即劝慰说：“妈妈，今日母子重圆，真是大喜事，你是喜极而流泪，流的是慈母泪啊！我们也请大哥讲讲他的成长经历如何？ 杰儿就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祖父宛瑶峰乃家乡著名开明士绅，1936年逝世。祖母对他极慈爱。1937年，他十岁时离开故乡，在叔父宛希侃照料下，从黄梅到宜都、宜昌、巴东，最后从宜昌流亡到重庆。先在一位邓姓少将的帮助下在江北的心勉中学读中学的预备班，后来由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文六（映光）保送进了由赈济会办的大公职业学校商科，接受政府对流亡青年的助学金。 这大公职业学校是五年一贯制的，读了三年半，没有助学金了，只好去报考世界书局的练习生。当时报名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只取两名，因为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要求下写得一手好字，就考中了。过了半年，又考进了电讯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入电信局工作，因学习、工作勤勉，不久就成为报务员中的业务骨干。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到汉口市电信局工作。1947年曾回过老家，奶奶看到他才二十岁就能自立，深感快慰。1948年，调到南京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邮电部到南京挑选二十名业务骨干、技术能手，他有幸也在其中。 1950年1月，调到北京。在老家时用的是爷爷取的名字：宛良骏；后来叔叔带他到重庆后，坚持要他改用外公取的名字：宛昌杰。我听后很感激，小叔坚持让他改名宛昌杰，看来是为了便于我寻找他，真是用心良苦。 因杰儿来沪探亲仅有三天假期，母子别离二十二年间的往事一时也说不完。当天晚饭后，潘汉年即打来电话，关心地询问：“你的大儿子来了吗？恭喜你啊！” 我想，潘汉年怎会这么快就知悉此事呢？由此自然感觉到此乃党组织对我关怀而周密布置安排好了的，否则，梁园东教授与我已有好多年未通音信了，他怎会突然通知我杰儿的情况呢？于是，我就在电话里回答潘汉年的祝贺说：“感谢组织关怀，党恩深重友谊绵长。” 这个电话挂掉半小时后，志皋亦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同样是询问此事并示祝贺说：“你已与大儿子团聚了吧！”（他的信息如此灵通迅速，可见他与国内定保持有直接联系渠道）。 我告诉他说，刚才潘汉年已来过电话向我祝贺，此事还要感谢梁园东；并说正儿（允中）很懂事，虽与杰儿是同母异父，却一样手足情深，对杰儿表示热烈欢迎，说妈妈大喜母子重圆，我们亦有兄长了，岂不是皆大欢喜吗！志皋说：“正儿天性淳厚，我也放心了！祝你幸福，千万多保重，不要太兴奋、太累了！” 这两个电话，杰儿都在旁听到的，而且他一进家门就见到了陈姓的四个弟妹，因此我向他说明了如何与志皋结合的往事，杰儿表示完全能理解。 1951年元旦前，我曾与“牛尾”老友金学成约定，去他家参加宴请自京来护的孙晓村、吴羹梅等人。因杰儿来探亲，我就不打算去了，打电话告知金学成此中原委。他说；“母子重圆是大喜事嘛，务必带你的大儿子一起来，让老朋友们共同为你祝贺！” 于是，我就携杰儿同往。那次赴宴的有孙晓村、吴羹梅、陈高佣、李南香、蔡叔厚、王民伸、陈宝骅等，均系“牛尾”成员。另一位胡子婴大姐，虽非“牛尾”成员，但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在上海孤岛时期与我在妇女慰劳会亦曾共过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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