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长征胜利已经50周年了(写于1986年)。伟大的长征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壮举，意义深远。重温这一段光辉历史，将成为我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鼓舞力量。 红1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结果。1933年9月至1934年秋，由于党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同志等先是犯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来又犯了军事上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错误，红1方面军未能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它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行动，又以掩护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安全转移为主要任务。因此，敌我双方对之都高度注意，人民群众也极为关切，举国瞩目。红1方面军的长征在红军长征中起着先导和主体的作用。 一、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1934年9月中旬，1军团由福建回到了瑞金地区。周恩来同志找我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后来得知毛泽东同志在瑞金，我和林彪去找他，想问个究竟。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没有说什么，却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我们也没有再问。 10月上旬，1军团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10月12日以前，我们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域。 长征之前，张闻天同志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的总依据。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长征命令。10月16日以后，红军先后离开瑞金地区。跨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很激动，不断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10个月的地方，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的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政委杨尚昆同志）在右翼，其后有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同志）；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在左翼，后面有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同志，政委蔡树藩同志）；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同志，）和军委纵队（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政委李卓然同志）殿后；以甬道式的队形开进。 中央和军委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队伍庞大，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10多里或二三十里。 10月21、22日，1军团、3军团先后袭占赣南新田、古陂，迫使粤敌两个多师退守信丰、安西、安远三点，红军在王母渡到新田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军渡过信丰河（今桃江）。 11月2日，1军团6团智取了粤北城口。稍后，3军团围困了湖南汝城守敌1个师。11月8日，红军大部队于城口到汝城之间，顺利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6日至11日，1军团抢占九峰山，保障了左翼安全；3军团先后攻占良田、宜章，打开了红军前进的道路，至15日，全军由良田到宜章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和林彪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1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个人主义严重，有时极端不负责任。当时军委给1军团的任务，是要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的九峰山，防备敌人占领乐昌后堵截我军，以掩中央和军委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地区通过。 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我不同意林彪的做法。我说，我们担负的是掩护任务，如果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应坚决按军委命令行事。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建议派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以后侦察部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11月6日，得知敌人3个团到了乐昌，1个团已经开往九峰去了。我军先敌占领九峰山，击溃了进攻之敌。 11月中旬，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的突围企图，遂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以15个师分5路追击和堵截我们。第1路刘建绪率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地区。第2路薛岳率4个师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 这两路主要是堵截我军去湘西。第3路周浑元率4个师，第4路李云杰率两个师尾我追击。第5路李韫珩率1个师在我军南侧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广西军阀5个师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恭城等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集中重兵，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敌人的第一着恶毒计划是合击我军于天堂圩到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11月18日，红军兵分两路，由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西进。右路我军占领了冷水铺、天堂圩、柑子园等地。22日1军团2师长途奔袭道县成功。左路我军攻占江华、永明（今江永）。这使敌人的第一步计划未能得逞。 敌人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敌人麋集了20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刘建绪的4个师向全州急进。薛岳的4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周浑元的4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在红军背后，像拉网似的压过来，在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边，敌人抢修了140多座碉堡。 我军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时，11月22日，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5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意在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跟进广西腹地。这时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我军前进方向的灌江、湘江一线敌兵力空虚，如果中央和军委纵队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可以先敌抢渡湘江的。但到11月25日，博古等才发布命令，以1军团在右翼、3军团在左翼开路，抢渡湘江，其他军团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随后跟进。 27日，1军团2师渡过湘江，在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建立起阻击阵地。同一天，3军团4师也渡江成功。我军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4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和军委纵队27日已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多里，如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博古等仍然让人们抬着“坛坛罐罐”行军，每天只走40至50里，大约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指战员为了完成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1月29日，刘建绪以3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出动，在飞机配合下，向我2师脚山铺阵地猛攻。30日凌晨，我1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人阵地。30日阻击战进人高潮。敌人第1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2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5团政委易荡平同志负重伤后英勇牺牲，4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 30日晚上，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给军委发电，请求“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月1日，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名命令1、3军团：“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12月1口，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方圆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了悲壮惨烈的白刃战。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和军委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退入通资源的越城岭山区。 这一天，1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军团部指挥所门口。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告诉我说，敌人上来了。我说，你没有看错吧？ 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们赶紧撤收电台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就地抗击敌人。我还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去山坡下通知部队，让他们也紧急转移。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这次避免了损失。 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撒传单，很多同志被吸去了注意力，不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 在1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3军团在灌阳附近的新圩，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5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部等追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由于几个军团共同奋勇作战，才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受损失最大的一仗。 像5军团的34师，3军团的1个团，8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切断在湘江以东，大部烈牺牲。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4万人了。 我们到了广西资源县的油榨坪，才摆脱了敌人。到油榨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站在山顶上朝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 在油榨坪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了休息。几天几夜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觉，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二、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 过了湘江，离中央苏区越远，就越感到没有根据地的难处。新区群众对红军不十分了解。伤员无法后送，也难以就地安置。兵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也成了一大难题。干部战士不断提问，部队向哪里去？开始我们回答是战略转移，后来不得不说明是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 但由于指导思想错误，干部战士看到的前程仍然是千难万险。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博古等仍决定去湘西。针对红军企图，蒋介石调集薛岳等的16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截。为此，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人，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人敌人罗网，并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 1军团12月11日占领通道，14日攻占黎平。 鉴于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面临着前述种种困难，在多数同志有所觉悟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我在由黎平去剑河的路上，得知了政治局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了“能取得与4方面军及2、6军团密切的协同动作”，“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第2天我们又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会议精神的决议。决议要求2、6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向永顺西进，以牵制铜仁地区的薛岳部队；要求4方面军在川北重新进攻，牵制四川全部敌军，以配合中央红军西进贵州。随后，总政治部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指战员提高了信心。在此之前，为充实战斗部队，军委还命令中央和军委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委，叶剑英同志任副司令；将8军团并入5军团。黎平会议使红军的长征开始转入主动。 黎平会议后，我军分两路向乌江进发。1军团受命在右路先渡乌江。2师由军委直接指挥，1师由林彪和我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军委纵队则在2师后跟进。1935年1月2日，2师和1师击溃对岸守敌3个团，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路。左路3军团在茶山关渡过乌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2师方向。乌江宽250米左右，而流速达每秒1.8米，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强渡乌江成功，充分显示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行军就得坐担架，有时跟着军委纵队行军。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地位，王明路线在党内越来越占上风。我从白区到中央苏区，越是深人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 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的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后来知道，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即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地作过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时，王稼祥同志因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1935年1月7日，由刘伯承同志指挥，1军团6团智取遵义成功。打开遵义后，我随军团部紧跟2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最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最繁华的城市，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相当繁荣。 军委纵队1月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14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2、6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我军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他们显然另有所图。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此时，刘建绪已任第1兵团总指挥，率部在铜仁、秀山、酉阳一线构筑堡垒封锁线。薛岳任第2兵团总指挥，他的部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其本意在尽快抢占贵阳。这就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层中做思想工作。王稼祥等同志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同志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同志都讲了话。 我给1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附近一家地主场院里进行的。传达时正下小雨，谭政同志帮我撑着伞，大家精神很集中，几个小时无人走动。 人们称颂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恰如其分的。遵义会议确实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由于军情紧迫和当时的条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很讲策略，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贯穿了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所必须遵循的高度运动战思想，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证明，这也是当时红军摆脱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撤换了党的领导人，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大家深切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第5次反“围剿”正是由于排斥了他的领导，违背了他的作战指挥原则，导致了失败。经过正反对比，更加提高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崇高威信，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他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绝大多数与会者，包括博古同志在内，识大体，顾大局，忠于党的事业，显示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这是党的领导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 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和遵义会议的余波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3路向土城、赤水城方向前进，拟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军团为右路，从桐梓、松坎地区向西；3军团为左路，经仁怀向北；5、9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路西进。当时我脚伤没有好，仍随军委纵队行军。1军团攻占温水、土城等地，于1月25日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赤水城比较坚固，又有川敌增援，1军团在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与敌人1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1月26日前后，中路与左路到达土城地区。1月28日，我3军团、5军团、干部团与川敌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旅共6个团，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 由于地形不利和对敌情掌握不确，激战了1整天，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损失也不小。态势于我不利，军委下令退出战斗，在元厚场到土城之间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土城战斗后，我的脚伤好了，又回到了1军团。我军一渡赤水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在宜宾附近渡江，但部队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川敌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调集了10多个旅向长宁一线堵截。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2月中旬，军委发现川敌10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孙渡纵队3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决定我军向东，去打击在遵义一带的王家烈部。2月19日，20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 这时黔军6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凭险据守。经过激烈交战，1军团2月24日再占桐梓，2月26日，3军团重占娄山关。敌人溃败后纷纷夺路南逃。1军团在黑神庙窃听电话，得知遵义守敌空虚，只有约1个营，城外有娄山关溃退下去的少量部队。2月27日，1、3军团乘胜奋进，再取遵义。3军团比1军团先进遵义。 为了配合3军团作战，我骑马赶到城里3军团指挥部，还没坐下，就听说3军团前卫部队在向城南追击溃敌时，碰到吴奇伟率两个师上来增援，并且已经在丘陵地接火，战斗很激烈。彭德怀同志闻讯，马不停蹄，立即赶赴前线。我赶紧通知1军团进城后不得停留，立即去城南配合3军团作战。经奋勇战斗，我军在烂板凳、刀靶水地区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由于敌人逃过乌江，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这一战，红军歼敌93师大部，59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3000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3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鲁班场一线，有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乘吴奇伟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这次本来想用运动战歼敌，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1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吴奇伟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3月10日主动放弃遵义，于16日攻占茅台。为摆脱被动，我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摆出再次向古蔺方向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急令周浑元、吴奇伟、郭勋祺部分头向北、向西追击。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 3月21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河，并迅速向南，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3月31日，我军架浮桥渡过了乌江。9军团奉命留乌江北迟滞敌人南下。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竞长驱直人，前锋直逼贵阳。他当时正坐镇贵阳，吓得急令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4月9日在贵阳与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 我军四渡赤水，都是在十多万敌人包围的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机动作战，不断调动敌人，由被动变主动。这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作战的“得意之笔”。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4月中旬，我车先后渡过北盘江，连下贞丰、兴仁、安龙等地。这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几乎是日下一城，到了云南曲靖，部队休息了两天。这时，追敌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尾我进人云南，估计各路敌军约70个团。于是，军委4月29日发布命令：红军速渡金沙江，甩掉敌人，去川西与4方面军会合。 接命令后，1军团走左翼，3军团为右翼，刘伯承同志率军委纵队、5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路，北插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3军团在洪门渡江。这两路都因为水流太急，找不到船，渡江未成。5月3日，中路干部团在皎平渡夺到了一条船，偷菠成功，占领了渡口南北两岸。军委急令3军团、1车团务必不顾疲芳，兼程老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军情急迫，电报还没有译完，但大概意思已经知道，到那边去渡江。 我们立即决定，沿着山谷间的江边小道，向皎平渡急进。这1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急流边上，上面尽是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很滑。我们1夜过了40多次急流，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居然赶了120里路，疲劳极了。由于5军团在团街附近抗住了敌人1个师的进攻，3军团、1军团终于及时赶到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5军团于5月9日也渡过了金沙江。 过了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1个崖洞里等着我们。一见面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才算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1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与此同时，9军团(3月下旬起，政委为何长工同志)在乌江北岸广泛机动、英勇作战，进占水城，以后也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等地，并在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他们的行动，迷惑和牵制了敌人兵力，对红军大部队起了积极的战略配合作用。 1935年5月上旬，3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红军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四渡赤水以后，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风潮，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是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应该走号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林彪有次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绝了。 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对这些听不进去。他写了一封信给“3人小组”，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我在信上签名，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不讲别的，仅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他仍然不听，这封信他单独签名上送了。 1935月12日，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会理城郊铁厂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上述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1军团5月17日攻占德昌，俘敌200多人。以后我们与5军团一起向西昌进发。西昌城高3丈，而且很坚固，城内有刘文辉部守敌4个多团。于是，我们监视守敌后通过西昌，20日进占泸沽。 同一天，军委命刘伯承同志和我率领1军团第1团，带1个工兵连和电台，1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他任司令，我任政委，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 与此同时，左权、刘亚楼同志率领1军团第5团为右路先遣队，经越西占领了大树堡渡口，在那里佯渡大渡河，既掩护了先遣队右翼，也转移了敌人对红军主要进军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队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5月21日，先遣队占领了冕宁。我们高度注意了党的民族政策，当即将国民党当作人质关押的不少彝族首领放了，并向他们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打下了基础。此后，伯承同志找当地彝族部落咕基家首领小叶丹谈判，并与小叶丹结拜金兰之盟。 在咕基家等部族的护送下，我们通过了彝族区，23日到达擦罗。红军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咕基家等部族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 5月24日，先遣队突然袭击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击溃守敌两个连，占领了渡口。河水轰隆的巨大咆哮声，淹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现。 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10米以上，流速达每秒4米左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中我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大声一点，对方会听不到。 5月25日拂晓，我军强渡大渡河。在团长杨得志同志指挥下，有名的迫击炮手赵章成同志和团机炮连的李德才等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若干挺机枪掩护，1团2连以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首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敌人阵地。我和伯承同志在河边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感到骄傲，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随后，他们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水急浪高，浮桥架不成，没有办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每船只能渡约40人，速度太慢，令人十分焦急。 第2天毛泽东同志来到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的53师已经渡过了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的部署是：1师和干部团仍由伯承和我率领，渡河后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由林彪率2师和5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340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们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 防守河对岸的敌人、只是被我们驱逐走了，并没有走很远，我们不知道。 我和伯承同心过河不久天就黑了，找到一处村庄宿了营。第2天天亮起来，才发现敌人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庄上了.我们在山坡的这一边，他们在山坡的那一边，劈里啪啦打了一仗。又经历了一场惊险！ 队伍沿着大渡河东岸北上。我边走边审问俘虏，得知右侧高地有刘文辉的河防部队1个旅。我们决定带着3个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将这个旅击溃了，保障了我们的安全，也使行进在对岸的2师4团免受敌人隔河射击。2师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而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我们互相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注意。虽然由于河水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 我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这次飞夺泸定桥、好在采取了夹河而上的办法，因为大渡河不宽，越往前进就越窄，两岸的敌人都可以隔河射击，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夹河而上，就可以消灭和驱逐两岸的敌人，保障对岸同志的安全。 4团以急行军的最快速度，27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边走边消灭碰到的敌人，真是行走如飞，日夜兼程，黑夜点起火把，第2天用的是“1天240里”的速度，于29口晨6时到达泸定桥西岸。泸定桥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 4团组织了以2连连长廖大珠为首的22名勇士，当天下午4时，在同志们的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匈射击前进，奇绝惊险地夺取了泸定桥。然后，4团冒着敌人燃放的熊熊大火，攻占了泸定城。赶到泸定城郊，对4团夺取泸定城起了策应作用。泸定守敌向天全遗退，我军俘敌百余，补充了一些弹药。 我和伯承同志冒雨赶到泸定城，已是后半夜了。那时我正有病发烧，但为查看泸定桥能否通过大部队，要杨成武同志带我们到了桥上。伯承同志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 红车渡过大渡河，是长征中又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安图要我们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 过大渡河后，军委命令红军北上占领天全、芦山。于是我们翻越了二郎山的一片原始森林，林中尽是纠缠不清的葛藤和横七竖八被雷电击倒的枯树干，地上则是老厚的腐枝败叶和苔藓。在原始森林中行军，暗无天日，那天正下着小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尤其下山时非常陡，大家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哧溜而下。这天的行军，搞得人精疲力尽。 至6月8日，9军团攻占天全，掩护3、5军团渡过天全河，1军团攻占芦山，接着占领宝兴。一到天全、芦山，就像到了天堂一样，能见到各种蔬菜和从外地运来的各种物资。在天全、芦山我们接到军委指示，迅速北上与4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后夺取懋功（今小金)。根据军委指示，红军以1军团为先导，军委纵队、3军团跟进，5军团断后，9军团保障右翼的队形向懋功进军。 到了宝兴，再走百余里，就是晶莹耀眼、高耸人云的大雪山了。我虽然是四川人，但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看壮丽惊心的大雪山，生平还是第一次。 6月12日，我们进到大晓碛，已经到了夹金山的脚下。这时，陈光同志来电，说4团已经翻过夹金山，在达维与4方面军先头团第80团会合，并得知4方面军部队8日已占领了懋功。接到电报，大家高兴极了，给我们翻越夹金山增添了力量。6月13日，我和左权同志都是带病过夹金山的。一大早，战士们用担架拾着我出发。上坡时我见左权同志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要担架去拾左权同志。 这时，1师的几个连队，也从东岸夹金山，主峰海拨4500米，山1上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铺撒在浩瀚的六月雪中，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雪，随风狂舞，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我们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我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过来，但不敢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 身体都比较健壮，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倒下来就完了。在山上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就整个来说，我们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红军过雪山的佳话，名扬四海，流芳千古，是当之无愧的。 6月13日晚上，我们到达维，见到了4方面军的同志，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我和儿个同志在四方面军25师师部住了1夜，他们搞了些好吃的东西款待我们。第2天到懋功，见到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是30军政委，率领30军88师及9军25师、27师各一部为4方面军先头部队，来与中央红军会师。他又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先念同志见我没有骡子，就送给我一匹、这匹骡子我一直骑到陕北。 6月16日前，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懋功地区。1、4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4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中央红军，共10万多人，声势大振。两支红军主力会师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不是后来张国焘闹分裂，而是团结一心，按中央的意图北上川陕甘，是有可能打开局面，在那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那对中国革命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会师过程中，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欢迎战友的热情，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装备，给了中央红军的同志以深刻的印象。4方面军的同志，从上到下，自发地从精神到物质上多方面安慰和慰劳1方面军的同志，更使大家深受感动。1方面军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也使4方面军的同志赞不绝口。就这样，两支兄弟部队在懋功及附近地区进行了多种热烈感人的联欢活动。 五、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在张国焘没有来中央以前，6月16日，中央和军委曾致电张国焘，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即：1、4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并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张国煮不同意中央意见。而且在受到敌人进攻以后，放弃茂县、北川等地，率领4方面军大部队向懋功以北一线转移。 为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无疑是正确的。张国焘却坚持异议，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会后，又大肆进行分裂主义活动。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2天，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去吃饭。席上，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干劲很大”等等。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单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说，吃就吃吧，有什么！然后会心地笑笑。他也意识到这是张国焘在想拉拢我们。 6月29日，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在松潘附近胡宗南的16个团。为此，我军编成左、中、右3路军：左路由1、3、5、9军团组成，由林彪和我同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统一指挥；中路10个团由徐向前同志指挥；右路11个团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北进。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区，部队严重缺粮，天天为粮食发愁。这种状况，完全证实了中央的正确判断。 7月16日，我们击溃胡宗南部1个营，占领了毛儿盖。但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影响了1、4方面军的统一步调，左路军1军团孤军突出，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3日，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松潘只作为牵制方向，全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城建立新的根据地。 为此，决定1、4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逐渐集中，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指挥，由1方面军的1、3军团、4方面军的4军、30军及军委纵队一部、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同志和张国森指挥，由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一方面军的5、9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完会留下吃晚饭，吃完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对这两个会议我早已有了态度，都赞成，都拥护。我意识到，很明显，陈昌浩同志是代表张国焘想拉拢我。谈到晚上10点多钟，话不投机，我告辞摸黑回到了1军团。 8月4日至6日，应张国森的要求，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斥责张国焘是要开“督军”会议，对他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斗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 8月中旬，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前进。 8月20日，中央利用部队在毛儿盖集中的时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出席了会议。会上诵讨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再次强调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批判了张国焘主张红军“主力西菠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畏惧敌人，对自己力量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还决定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到班佑、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进。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8月21口起向草地前进。我率1军团4团走前卫。随后是右路军司令部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军委纵队，再后是红军大学、4军和30军，病中6天没有进食的周恩来同志则随3军团殿后。 离开毛儿盖北行40里进人草地。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我们第1天到腊子塘，第2天到分水岭，第3天到后河，这几天夜间常下雨，就冒雨在树下宿营。第4天是在色既坝附近宿营。第5天到班佑。 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香无人烟，“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簿火，食野菜，冒风雨，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在沼泽草丛中顽强前进。多数同志挺过来了，数以百计的战友倒下了，把忠骨留在了草地上。 8月底右路军30军在4军一部配合下，于包座消灭了国民党军第49师，歼敌5000余人，打了个大胜仗。 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左路军按命令前米会合，张国燕却在阿坝强调那里如何如何好，反复要右路军去阿坝，拒不受命。后来，他竞然凶相毕露，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全部南下，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居心险恶。 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到了，他火速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这时1军团已到了俄界，我们对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9月10日收到了3军团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亭同志前来送信，我们才知道了中央的危险处境。 当时中央在巴西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3军团、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为北上先遣队，半夜立即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继续北上，同时电令左路军等随先遣队后北上，不得违误。张国没有执行。 红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徐向前同志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这是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 4方面军是1支英雄部队，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他们在鄂豫皖苏区打了许多胜仗，以后艰苦转战到达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一次再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先后歼敌十多万人，自己的兵力从1万多人发展到会师时的8万多人。张国泰搞分裂主义，4方面军走了弯路，受了损失，责任当然在张国焘。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4方面军的光辉历史，也不能因此而湮没了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显赫战功。正如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和过湘江时遭受的巨大损失一样，责任在指挥错误的领导人，指战员们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这是我们应有的认识。 六、出腊子口，到吴起镇结束长征 先遣队到俄界后，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并确定将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 然后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打天险腊子口是进人甘南的关键性一仗。腊子口是通往岷县的奇峻隘口。9月16日，红4团在前进路上击溃了鲁大昌堵截红军的1个团，抵近腊子口。 腊子口真是天险，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被巨斧劈开了似的，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奔腾咆哮的腊子河，河上木桥的桥头筑有碉堡。敌人在这里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有不少碉堡。山口往里，直到岷县，纵深配置有鲁大昌的4个团。 红4团决定，1个连从正面攻取木桥，另两个连沿右岸峭壁迂回敌侧后奇袭，达到全歼守敌占领隘口的目的。我们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入夜负责攻桥的连队连续猛攻，负责迂回的连队在腊子口上游不远处，用马匹渡过河，然后一位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率先登上峭壁，用裹腿带牵引别的战士上去，绕到敌人背后。许多战士勇敢跳下悬崖，像神兵天降似地奇袭了敌人。我军两面夹击，敌人狼狈逃窜，9月17日占领了腊子口。并在当天穷追90里，占领了大草滩，缴粮数十万斤，盐两千斤。这对刚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 当地回、汉族群众对红军的热情欢迎，更使部队受到鼓舞，我们在大草滩买了不少回民烙的大烧饼，因为饥饿，吃着真香，于是又叫老乡烙了一些。后面毛泽东同志等来了，吃了也赞不绝口。9月19日，我和林彪随2师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得知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叫骑兵通信员赶紧把报纸送给毛泽东同志，陕北红军还在坚持斗争，真是天大的喜讯！ 9月22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竞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下编为3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兼1纵队司令，聂荣臻任1纵队政委。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政委李富春同志。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同志，政委邓发同志。全支队共7000多人。 会后，红军继续北上。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几次和敌人骑兵遭遇。骑兵倏忽来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如何打骑兵？是个新课题。林彪当时对此抓得很紧，部队都学会了打骑兵歌。 越过六盘山，10月7日，我们在青石咀突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两个骑兵连，消灭了敌人，缴获了100多匹马，大家对如何打骑兵有信心了。 10月8日，我们走到白羊城附近，驻庆阳邓宝珊的两个地方小团队迎面而来。我军趁敌不备，组织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全歼了敌人。 10月19日我们进人了吴起镇（今吴旗）。这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紧追我们不放。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他指示我们设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经侦察，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敌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建议打。毛泽东同志同意。 10月21日，2纵队在左翼、1纵队在正面，向正在迂回吴起镇的敌两千多骑兵出击，敌人很快被打垮了。随后、我们又乘胜击溃了敌人两个骑兵团。此后一段时间，敌骑兵没敢再来侵犯。 我们初进吴起镇，见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我们到陕北根据地了！从此，中央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 10月底，中央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同志领导的红25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了。 此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配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战役，打了许多胜仗。至1936年10月，4方面军、2方面军在历经艰辛后，先后到达甘肃会宁，与1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打了山城堡战役，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为国共第2次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其伟大的。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的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才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1986年6月于北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