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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父姑母的乡野 姑父和姑母是我们童年最重要的亲戚，一直都是。 父亲常年在县城工作，祖母和母亲领着我们一家子在乡下宅子里安生，当时的困难也就在于当家的男人离得太远，有些要一把子气力的事情就得求助于近处的亲戚。当年除了很主动且愿意帮助我们的舅公之外，来得最勤快的是祖母的那些女婿们，也就是我的那些姑父们。
祖母对女儿们远远好过儿子，因为对儿子的情感里头有一种叫“养儿防老”的东西夹杂其中，她对女儿就会少很多功利因素。这种情感纯粹起来时会在女婿们回馈时有所表现：女婿们总是乐意讨好岳母以证明自己对妻子的爱。所以从小我们会很盼望姑姑姑丈们归宁，大姐盼望的是七姑丈的箩筐晃荡，而我则是盼望七姑丈用麻袋装盛满袋的野果，和大姑丈来讲外头的大千世界。 每当家里需要重体力劳作时，祖母就会给她远在三十华里外邱坑村的大女儿捎去口信，接着的那个集日大姑丈就会乘坐邱坑来赶墟的拖拉机，从那个叫凹下的遥远的自然村来到镇上。他会先到集镇上逛上一圈，在墟场附近的亲戚家坐上一会儿，喝上一杯茶聊会儿天。然后一路和妻子娘家或远或近的亲戚打着招呼，穿过竹头园穿过猪仔坪，走到我家来。多年后我看《乡土中国》，姑丈就像费孝通先生文本中描述的那样在我的村庄里行走着。他遇到熟悉的人们就会客气的将妻子娘家亲戚通称为“舅舅、舅嬷”，而我家里较远支的亲戚和血缘更疏远的邻居们则会亲切地将我的姑丈称为“姑丈”。我儿时会觉得邻居们的僭越，成年后则会怀念那种善意。
祖母和母亲对大姑丈的到来，喜笑颜开，不仅是来了一个劳动力。祖母会用比较夸张的语调说：昨天蜘蛛吊着一根丝落在桌旁，我就知道今天要来客了。我们这些儿孙辈都会心一笑：之前不是你托人带信去的吗？祖母会给女婿煮上一大盆的芋子粉干，斫一块墟天新鲜的三层肉，夹杂在粉干里头，格外香。 大姑父长得很黑，我印象里他总是用一个黑色的瓷瓶装着一些高度酒，带着一点酒意，他就会变身为说书人，像今天网络上那些走红的“说事”的主播。他会把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加工成乡老村妇们听得懂的语言，他的“说事”里有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有日本人有印尼人有缅甸人。在那个时代，家中堂兄弟姐妹们一面好奇且期待他的到来，一面又要将他的各种奇谈斥为胡说。大姑丈每次到来都是我们这些晚辈的节日，我们在那个如同聋哑盲聩的时代，格外渴望听到外面世界的消息，不管真伪还是演绎。 我一直到他去世，才从姑母口中得知姑父是缅甸人，童年时日本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他和家人沿着韩江逃难，从潮汕溯江而上。和家人走散时他九岁，被战争中的人潮裹挟一路北上，被人贩子卖到了远离战争中心的汀州南部山村。
穷困的小山村在战争年代能有一口饭吃，汀州在那个时代算是天堂。他并不是唯一从潮汕被命运潮水卷来的小鱼，那时候无数的男女被卖或者自卖到汀州来，他们有共同的小名：学佬、学佬嬷。更多是没有叫这时代特征明显名字的人们，如我的姑丈、邻居家的婶婶们。同一时期逃到这里的还有福州沦陷之后的大量手工匠人和九龙江下游沦陷后的厦门大学师生，他们和我的姑丈一道，填充了汀州的城市和山野，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影响着汀州的步伐和口音。 姑丈被一户姓邱的人家买了，那户人家一直没能生出儿子来，哪怕把唯一的女儿命名叫招弟妹。姑丈新家的父亲叫邱松茂。厚道，是我对松茂公爹不多的童年印象，剩余的都是健步宽额阔口厚唇这样类似特写的细节。多年后回想起老人家，是标准的山民，和姑丈的黑瘦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以致于招弟姑的孙女利玉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我就看到了松茂公爹的影子，相隔四代人。
姑丈在汕头的学校读到小学三年级，他在凹下邱家上下厅木构宅子的隔墙上写着自己的新名字和旧名字，也写松茂公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房亲们都很担忧：松古佬，你这个儿子怕是留不住。松茂公爹也豁达：由他去，我自真心，不亏待他。 林间之田，人与鸟兽共食；山野之家，个体须努力干活才能得食，人与人之间则必须并肩靠得很近，很用力。或者数千里艰辛跋涉求食，或者新家人的爱与温暖，让姑丈断绝了离开的念头，像他们那个年代里来的所有人。安定下来的肉身和玲珑的心思加在一起就是绝顶的聪明，他从来没有投过师，木匠活计只需看人做一遍，就能窥得全貌，无论铁匠、锡匠、猎人这些山村人们常有的副职，他都做得很出色。五零年代，大炼钢铁运动，闽西北的建宁县建铁厂，他从工人做成了骨干技术员，只是用那些土法炼钢就能总结出可行的方法来，后来我家很多的家具是他做的，我去做田野调查时大姑指着宅子告诉我，那些咬合在夯土中的梁柱都是姑丈自己做的。
姑丈十八岁的时候，和大姑结了婚。我曾玩笑问大姑：你比他大，你们是包办婚姻吧？大姑神色淡然又很认真的告诉我：不是呢，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自由婚姻的人。我才惊异于他们的经历之丰富，算上大姑在祖母怀抱中逃1935年国民党军“反风覆水”，他们经历了头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改革开放。我经常可惜姑丈没有赶上网络时代，不然他定然不会是甘于寂寞的人。 说到寂寞。凹下村的山很深，介于涂坊和濯田之间，村很小，木屋后山有野猪和老虎。沿着河向西走，可以到达“红旗跃过汀江”的水口，路远。逆着河向东走，可以到达南山镇，也远。北面是巨大而蛮野的驴岭山脉，基本无法逾越。到涂坊算近，只是需要翻过太多的丘岭。四至都是山重水复，能去的地方真是不多。那种寂寞，想必是很多空旷和耳鸣的集合，是无数鸟兽变幻毛皮颜色和山林换装的集合，并非是什么浪漫的田园牧歌。他是聪明人，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去，但他更是一个柔软的人，舍不下父母和渐渐有了感情的汀南乡野，于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反复离乡与返乡中，思念与寂寞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外衣，披挂如山雾、月色，在那个叫凹下的自然村，在那个汀州南部的穷乡僻壤，摇曳如山花，老去如藤蔓。
他用一部不大的收音机排遣那些寂寞，不论农忙还是农闲，从不离手。乡野之外，城市里的干扰台全然不能涉及，那是那时代里另一种“皇权不下县”，在凹下那个全部姓邱的小自然村里左右都是远近支的族亲，自然也没有人指责他收听敌台。他经常会在夜空中寻找闪动的天外信息，也会带着那个藏着宇宙星辰的盒子走到山顶去接受灵动与不可知。 我对那个收音机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帮他的岳母、我的祖母种番薯或者铲番薯草的时候，那个收音机会放在田埂上。晚上洗好脚，在客间睡下，他会把收音机放在床头，搜索那些似是而非的信号。与酒后话多的他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他不说话，静静的调整着频率，或者他想听一个故乡安宁的消息。
大姑父死了。 我远在他乡，很久才知道，所有人认为不需要告知我。 有一年，我在涂坊镇上做完田野，时间还富余，就到凹下去看姑母。2004年祖母去世之后，我们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问过那些光怪陆离，我们难免要聊一聊大姑丈。姑母告诉我，临死前大姑丈要求把他葬在外头，至少是镇上，最好是县城。 他说：再也不要将他葬回那个会发大水的小山沟，他已经将一生葬在了那里。 我当场没有问表兄是否满足了他的最后愿望，我心充满悲伤，无暇知晓。离开那日，正逢涂坊墟天，走在喧闹嘈杂的集市上，满眼都是姑父姑母他们担着谷物牲口牵着儿女走过一个又一个墟场的幻影，顿时泪水停不下来，为那些一代又一代困死山中又怀瑾抱瑜的男女。 直到另外一次田野调查，表兄告诉我姑丈安葬在汀州北郊的莲花山庄，上风上水。我闻言居然有种莫大的安定，并且因之感到慰藉。我去见大姑，这一次她自己是我访谈的对象，但也仍然是我的大姑。那天刚好是清明，表姐表兄们刚拜祭完姑丈，大多数儿女都在。表姐像姑丈当年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讲述着江湖的波涛起伏和河清海晏的太平，他们真的很像，很像！
这一次离开，我没有悲伤流泪，或者我是真正看明白了那一代人的生命与青春。 姑母们啊，安静的坐在灵位前，将她们的青春和幻想还有最后一丝的爱恋，在香烛火中，印刻在夯土的墙上，在天长日久后渐渐将丈夫忘记成符号，百十年后一起成为神主牌上并列的称谓。
是了，姑丈叫邱启声，大姑叫涂发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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