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时代，为什么称“国”而不是称“朝”，曹魏既然顺利的取代了汉，不就应该叫魏朝吗？ 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完成“大一统”的目标。 有专家提出“西域三十六国”也不能称为国，应该称为城邦，以至在博物馆的西域地图上都取消了“国”的称谓。 我们不能怪专家太水，专家的知识在“点”上，不在“面”上。宽度不够。所以他们将古代所称的“国”与现代的“国家”，划上了等号。他们认为，把西域城邦称为“国”则不利于说明“西域”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土地。 周制中的“城”通常有两重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郭”等同于“国”。
西周时期的“国人”和“庶人”，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被征服者，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样。《孟子·公孙丑下》中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周长七里的小面积的封地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城外的“鄙人”。“国人”和“鄙人”都是脱胎于原始部落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周灭商后的周部落子民与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与都邑，被征服的商之遗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隶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简单的说，“国人”就是指城里人，“鄙人”就是乡下人。 古代“王朝”或“帝国”的概念则是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家。 王朝是什么概念？“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就是天下，皇帝被称为天子，代 上天管理天下苍生。而“国”则是指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天子建国”是指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立家”是指诸侯设立卿大夫，当王朝“大一统”，取消分封制后，则合称为“国家”。 当年张骞为什么将西域的城邦叫“国”，因为他认为这些“国”，如同天子分封的诸侯。大国有个几万人，小国才百十来户。张骞因为战功曾被分为博望侯，他的封地就可以叫“博望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爵位已被剥夺用来顶罪，但是出使时，依旧打着“博望侯”的旗号，因为这样他的地位就和西域三十六国的国君对等。当时的西域三十六国，所有人口加起来还没有汉武帝分封的一个中等的诸侯国人口多。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强调西域是城邦，不是国。
在魏、蜀、吴对立的历史中，三方的君主都想一统天下，但是他们都没能一统天下，最终让司马氏钻了空子。 乱世出英雄，三国的历史虽然很短，却是一个豪杰辈出的时代，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出出精彩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大戏，那些璀璨的群星，至今让中国百姓家喻户晓，曹操的雄才大略，刘备的弘毅宽厚，孙权的工于心计，诸葛的聪明智慧，周瑜的少年得志，司马懿的老谋深算，桃园结义的生死相盟，官渡、赤壁及夷陵之战，成为军史中经典战例。三国的历史以权谋机变见长，但是三国的君主均无力完成“大一统”。 吴恃三江之险，蜀靠山河之固，魏有百万雄师，然而终将亡国，“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趋势，不修德政、民心不附，一有外力，怦然倒塌，一战便可定天下。三国鼎立，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制衡，打破均衡，只看民心的倾向了。 先说曹丕为什么没赢，因为心眼太小，不具备仁者的胸怀。
曹丕当太子时，小舅子犯罪，西部都尉鲍勋依法治罪，曹丕出面说情，但是鲍勋拒绝，因此曹丕怀恨在心，当了皇帝后，总想找个机会干掉鲍勋，伐吴时，大军曾驻屯在陈留郡，太守孙邕 先拜见曹丕，出来后，顺道去找老朋友鲍勋。当时驻军大营没有搭建完毕，只是立了一些标杆，孙邕超近路直接去见了鲍勋，被人举报。鲍勋认为大营尚未搭建完毕，没必要走辕门进入。曹丕知道后，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命人将鲍勋抓捕入狱。负责审理的廷尉认为处罚过重，改为罚款。曹丕大怒，号叫着鲍勋必死，并逮捕了审判的廷尉，交军法处治。众大臣一致上书说，鲍勋的父亲鲍信是曹操时代的功臣，请求赦免，曹丕不准，廷尉高柔拒绝执行诛杀令。曹丕召高柔来见，高柔一离岗，曹丕立刻派人到监牢里杀了鲍勋。 骠骑将军都阳侯曹洪，生性吝啬。曹丕当太子时，向曹洪借100匹绸缎，曹洪只给借了50匹，这事也让曹丕怀恨在心。曹洪的门客犯法，曹丕借机逮捕曹洪，判了死罪。文武百官求情无用。就把这事告诉了曹丕他妈，让老太后出手相救。太后大怒说，当初你爹曹操与董卓作战，被流箭射中，如果不是你堂叔曹洪拼死相救，并把自己的马给了你爹，保护你爹乘夜色逃走，我们哪会有今天？之后，老太后又威胁皇后郭氏，如果曹洪被杀，我就想办法废黜你这个皇后。曹丕惧内，经不住皇后的哀求，这才饶了曹洪，但还是削去曹洪的官职和爵位。 而且曹丕听不进大臣的意见。 曹丕曾与太尉贾诩有过一段对话。他问贾诩，现在要统一天下，先打蜀还是吴？贾诩说，目前不是先打谁的问题，而是要崇尚教育，顺应民心。修明文治，然后再动用武力，时机成熟时，削平割据易如反掌。曹丕只当耳边风，依旧伐吴，且无功而返。 如此气量，怎么可能成大事。所以曹丕更适合当个文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确实兑现了《后出师表》中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丞相事必恭亲，批阅公文、检查帐目，主薄杨颙曾劝他说：国家有制度，官员有分工，这就如同奴仆劳作，婢女作饭，公鸡打鸣，狗看家门，牛去耕田，马能骑行。而主人分工完成后，喝酒吃肉就行了。但是，主人如果想这些事都由自己来干，于是，体力劳苦，事务繁琐，身体疲惫，精神枯竭，结果会一件事都做不好。并不是主人的能力不如奴仆，而是他不能了解分工的意义。讨论国事的是“三公”，执行三公决策的是官员。如今，丞相您担负着国家重任，却亲自核算校对文书帐目，如此辛苦又何必呢？但是，诸葛亮也听不进去，依旧如此。以至诸葛亮累死后，百官要给他建个祠堂，昏庸的刘阿斗都不同意。而蜀地的百姓私自祭拜诸葛丞相的事比比皆是，直到诸葛亮去世快三十年了，刘阿斗才在沔阳给诸葛亮建了个庙。不过这时候，离蜀汉的灭亡也不远了。 按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所以从任何角度上，诸葛丞相都够条件建个祠堂。 因为诸葛亮能力太强，所以他虽然重视人才，但是没有给蜀汉留下一个培养人才的机制，他死后，蜀汉的争权夺利事件也就频频发生了。有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笑话。 东吴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孙权掌权50年，虽然工于心计，但问题也不少，酗酒失德，党争失心，权臣失权，暴君失国、世家失义。东吴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东吴的灭亡还跟经济政策相关，公元236年，已称帝的孙权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强制发行了一种大额货币“大泉五百”，相当于五百枚五铢钱，而之后，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两千、五千的货币，虽然钱的总额是多了，但贬值了，物价上涨，百姓苦不堪言，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孙权也犯了大错，儿子孙皓残暴无情，东吴民暴不断，失去民心的政权自然走到了尽头。 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国君可以说有了一个共性，“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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