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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在社会主义思想摧枯拉朽般历史推车面前，无政府主义很快成了过眼云烟，可是托尔斯泰并未就此过时，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在他长老般的浓密虬髯下，那博爱如圣徒般的心灵，如大象般缓缓走过一百年的尘埃。 撰稿/河西 幸福的考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考生各有各的不幸。 2010年，一篇山东省高考0分作文题目在网上流传，题目叫《托尔斯泰是个托儿》。不管今年11月20日正好去世100周年的托翁是不是真是个托，这位考生拿高考和托尔斯泰来抨击中国当下的教育制度，至少证明，李戡也不是台湾地区的专利，你看他写得有多么激愤：“没错，托尔斯泰就是中国教育马面换牛头的托。但换来换去，顶多就是要么一个禽，要么一个兽。” 如果这位考生不是拿青春来赌明天，就是对中国教育已经深恶痛绝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其困兽之挣扎的内心，托翁在天之灵当可明鉴。想来托尔斯泰也不会见怪，冒犯一次而已，在《复活》前引《马太福音》的文字中，耶稣不是对彼得说：他要饶恕得罪他的人到七十个七次吗？ 念安娜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学课文中删了些鲁迅，多了托尔斯泰、蒙田、帕斯卡尔、海明威、海子和余华，使思想和文本变得更为多元(虽然很多还不是必读篇目)，这本是好事，怎么又跳出许多横眉冷对的“托儿说”来了呢？ 真的是十年如一日换汤不换药吗？李戡出了龙潭又入虎穴，亦可一哭矣！ 连格非这样的作家都没搞明白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一定要自杀不可，这篇《安娜之死》的节选课文却赫然出现在人教版的高中教材中。前不见奥布朗斯基公爵家的混乱，后不见卡列宁的所谓虚伪冷酷和醉心仕途。断章则取义，估计从教师到学生，都只能人云亦云，倘不能学一点安娜“私奔到国外”的本事，也只能“念安娜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安娜已成往事。2010年7月18日上午10点，85岁的谢素台躺在病床上，身体逐渐失去了温度。在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年份里，这位1950年代被周扬叫来一同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译家，终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一个属于安娜和谢素台的时代随风而逝，令人不胜感慨叹息。 署名周扬和谢素台合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事实上这本书周扬在30年代就已经翻译完成了。1938年的益阳，周扬夫人吴淑媛收到了丈夫托一位女共产党员从延安辗转捎来的礼物：《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本。吴淑媛一边读着《安娜·卡列尼娜》，一边给丈夫制作他喜欢的甘草梅子，这已经是第四坛了。还有一件紫红色呢外套，给他的长子周艾若。那些年的冬天，周艾若就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两年后，外婆去世，吴淑媛悲痛欲绝，每天拉着还年幼的周艾若，半月中，天天，走很长的路去坟前哭诉，如果此时有周扬陪在她的身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也许可以解除一些她心中的苦楚。但是此时，她的身边，在风中，只有一册《安娜·卡列尼娜》。 解放后，周扬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和早期译稿。他对自己的翻译并不满意，于是他从中宣部资料室调来了俄文颇佳的谢素台，帮助他翻译《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是对早期译稿的修订，改正错误和使文字更为通顺。草婴说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从英文版译来的，只说对了一半。最初周扬确实是从英文版翻译了《安娜》，但是谢素台参考了苏联俄文原本，此稿又经著名俄文翻译家蒋路全面校订，一个英译本能成为传世之作，译者所下的功夫，亦可想见。 谁能理解托尔斯泰？ 周扬并不是第一个翻译托尔斯泰的中国人，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都曾出现在《新青年》上。商务印书馆于1921年出版了共学社丛书，皆为俄国文学翻译，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耿济之还翻了《托尔斯泰短篇集》，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谈论托尔斯泰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种时髦。1921年，张闻天和陈望道、沈雁冰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就有过一次短暂的论战，因为托尔斯泰。 1921年3月底，张闻天住在杭州西湖边的智果禅寺，在寺里，张闻天不读佛经，却迷上托尔斯泰。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是其翻译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他也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思想，相信“不以暴力抗恶”才是救世之道，而他的朋友沈雁冰和陈望道则持相反态度，双方你来我往，最后，以张闻天放弃自己的立场告终。 一场温和的战争以和平收场。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935年由光明书局出版。但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显然过于自信了，翻译过《静静的顿河》的金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对于郭沫若氏的译文，很早我就怀疑，不论是《浮士德》，不论是《战争与和平》，甚至于《煤油》与《屠场》，我都觉得郭氏是在编译，不是翻译，所以笔调风格是郭氏的，而不是原作家的。” 有鉴于此，年轻的翻译家高植动了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念头。1942年，抗战5年，生活至艰，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人的薪水要养活5口之家，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高植决心动笔翻译《战争与和平》以激励国人抗日之决心。他根据的是毛德英译本，这个毛德(Aylmer Maude)从1897年即和托尔斯泰交往甚密，因而此译本直接得到精通德、法、英文的托尔斯泰本人的校订和修改，因而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战争与和平》英译本。在郭沫若的译本基础上，高植做了大量修改，并以“郭沫若、高植”的名义出版了《战争与和平》，这个译本极少存世，较为常见的是高植日后重新从苏联1941年俄文原版翻译的《战争与和平》，1957年7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为了将托尔斯泰准确地译介入中国，高植可谓呕心沥血，不想如今，却要担上“托儿所”所长的骂名，想来也是让人感觉无奈。可是，这么多人在翻译托尔斯泰，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是个怎么样的人了吗？巴金在《随想录·“再认识托尔斯泰”》中感叹道：“'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 巴金和托尔斯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8年12月，那一年，他从法国结束留学回到上海，应胡愈之之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托尔斯泰论》的译文(原文作者托洛茨基)，首次署名巴金。在《“再认识托尔斯泰”》中，巴金说自己“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那时候他信奉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各取巴枯宁的“巴”字和克鲁泡特金的“金”字，乃成今日中国之“巴金”。 可是，托尔斯泰刚刚被介绍进中国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新青年》3卷4号上的《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北大教授黄凌霜。而当时，比黄凌霜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以讲中古文学史闻名的刘师培，他同样很推崇托尔斯泰。 时过境迁，在社会主义思想摧枯拉朽般历史推车面前，无政府主义很快成了过眼云烟，可是托尔斯泰并未就此过时，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在他长老般的浓密虬髯下，那博爱如圣徒般的心灵，如大象般缓缓走过一百年的尘埃。 谁能理解托尔斯泰？ 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各类图书推荐、影片放映、报告活动在各地悄然举行，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位巨匠，也许我们就能离他更近一些，而不要急着大呼：这是“托儿”，这是禽兽！谁是真正的“托儿”我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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