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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15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璀璨，各界妇女代表齐聚于此，参加中国妇女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人员聊得正欢时，礼堂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躁动，众人齐齐望去，而后激动地鼓起掌来。

只见，毛主席带着一众领导人，一边走，一边含笑挥手与众人打招呼。

而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其中一位女子的身上，稍稍敛了笑意，带着责备的语气开口：

“阿曾，进了城，你怎么不来看我？”

毛主席

主席口中的“阿曾”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校花”——曾宪植。

她的一生，无论是出身，还是婚姻都充满着传奇色彩。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这位传奇校花的人生...

出身名门，出逃参军

清乾隆年间，湖南湘乡的曾家出了600年来的第一位秀才——曾麟书。

但真正让曾家辉煌腾达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长子，即彪炳史册的湘军首领——曾国藩。

毛主席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曾作诗云：

“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文正”是曾国藩死后的谥号，故“文正公”是后人对其的尊称。）

而曾国藩的湘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当属他的九弟曾国荃组建的“吉字营”。

清同治三年，正是这支军队冲进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拿下了洪仁达、李秀成等天国军政大员。

而后，曾国荃被授予太子少保，封为一等威毅伯。

清末的曾家可谓是权倾朝野，威震八方。

而曾宪植便是这个家族的第十一代，也是曾国荃的直系玄孙。

曾国荃

1910年，她出生在长沙府后街15号曾府百恕堂。

彼时，曾家虽不似曾国藩时代那样富极贵极，但受祖荫庇佑，后人世代耕读传家，过得也还算富裕。

曾宪植的父亲曾昭和13岁便中了秀才。

但就在3年后，科举制被废除，他也就成了旧中国的最后一届秀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曾昭和又顺利考进了湖南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后来在湖北夏口地方法院，任推事。

出生在这种书香门第，曾宪植从小便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六岁时，她便被送进了长沙古稻田师范附小学习，而后又考入了古稻田师范本部。

曾昭和原本期望女儿将来能成为老师，延续读书门第的风范。

但曾宪植除了学业名列前茅外，其余都没有如父亲所愿。

别的大家闺秀课余不是在琴房练琴，就是在宴会交际，

而她却在篮球场打球，而且球技不输男子。

上个世纪20年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已经被推翻，但封建思想却没有，

女子上学堂尚且是件新鲜事，就更别提打篮球了。

不仅如此，曾宪植还很擅长唱戏，而且常常“北戏南移”、“女唱男腔。”

但她的特立独行在师范校园里并没有被当作异类。

曾宪植

因为当时古稻田师范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

此人是个思想极为开明的老师，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毛主席和国歌词作者田汉都曾是他的学生。

曾宪植受徐特立的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也逐渐背离了父亲希望她做个知识分子的初衷。

1924年大革命开始之后，她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为北伐军摇旗呐喊，积极投身各种爱国活动之中。

从那时起，曾宪植就不可能只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闺阁女子，而是开始寻求报国之机。

两年后，徐特立拿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找到了曾宪植。

上面赫然写着该校即将组建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学员。

曾宪植闻讯后，欣喜若狂。

但她深知家人们是不可能会同意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1927年正月初九，曾宪植的叔叔为儿子曾宪松办五岁生日宴，曾昭和携全家赴宴。

曾宪植假称身体不舒服，未和家人同行。

待众人离开后，她与同乡颜珍、易国华等人连夜搭火车前往武汉。

就这样，曾宪植成了中国最早的女兵之一。

与她同期的，还有赵一曼、谢冰莹等人。

赵一曼

在这里，她还遇到了此生最重要的人，也就是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

只不过，此时的曾宪植还情窦未开，对这位风度翩翩的教官，更多的只是崇拜和仰慕。

而叶剑英那时刚刚入党，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大概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姑娘。

在校期间，曾宪植与同袍们巾帼不让须眉，端枪冲在北伐前线，亲身上阵杀敌，丝毫不输男子。

在攻打四川军阀杨森和湖北军阀夏斗寅的战斗中，都有这群姑娘的身影。

可就在她们斗志昂扬之际，却突生变故。

新婚离别，两入监狱

1927年四月，蒋介石掀起了反共的高潮，各地军阀纷纷响应其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

一个月后，湖南军阀许克祥就在长沙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让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曾宪植本就在徐特立的影响下，对共产党更有好感。

如今胜利在望的大革命毁在了反动派手里，

孰是孰非，她看得就更加明白了。

因此，正在军官教导团担任准尉文书的曾宪植毅然选择了共产党的队伍。

许克祥

这年12月，曾宪植南下广东，参加了广州起义。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与军长叶剑英有了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他们一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一个是黄埔军校公认的“校花”，长得沉鱼落雁。

单看外表就已经十分般配，再加上双方又志同道合，

他们便在朝夕相处中渐生情愫，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起义期间，他们一个在前方沉稳地指挥大局，一个在后方保障后勤，配合得十分默契。

12月11日，五千多名起义军仅用了一天，便占领了大半个广州。

但一天之后，广州军阀张发奎伙同英、法、美、日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疯狂阻击起义军。

最终，因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广州起义不幸失败。

1928年春天，在党组织最艰难的时刻，

曾宪植却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那面镶嵌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面前，举起右拳，

字字铿锵地念出了誓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这一年，她才十八岁。

同年，曾宪植与叶剑英喜结连理。

曾宪植与叶剑英

然而婚后不久，叶剑英便受组织的安排，赴苏联留学。

原本，曾宪植也可以作为家属陪同前往。

但飞机上的人数超额，她便主动将机会让给了别人。

就这样，新婚的夫妻还未过蜜月期便被迫分离。

丈夫离开后，曾宪植便被派往上海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为了掩人耳目，她还特意考入华南大学，以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

但上海作为白色恐怖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无处不在。

1929年5月，曾宪植因参加学生组织的游行示威，被捕入狱。

国民党对青年学生最为忌惮，各种威逼利诱，想要引出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

当敌人用老虎凳和盐水皮鞭逼供时，曾宪植一声不吭。

反动派用金钱工作等糖衣炮弹诱惑时，她冷笑着，不为所动。

在监牢受了几个月的酷刑之后，曾宪植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随后，为了她的安全，党组织安排其远赴东洋，前往日本留学。

可安宁日子未满一年，曾宪植又被关进了异国他乡的监狱。

曾宪植

彼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搜捕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而曾宪植不幸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

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她毫不慌乱，始终神情淡然，自顾自地用手帕沾着碗里的水，擦拭着脸上的污渍。

日军见她气质不凡，将其列为重点调查对象，还特地找了一个中国通来审她。

那人讲着一口蹩脚的中文，问道：

“你是不是共产党？”

曾宪植扯了扯嘴角，抬眼看向对方，反问道：

“你知道曾国藩吗？我是他九弟的玄孙女。”

那人闻言一惊，不想此人竟是大清名将之后，鞠了个躬便赶紧冲了出去。

曾国藩在日本的名气很大，还有“半圣”的称谓。

而且日本人正在筹划建立伪满的阴谋，自然不会轻易开罪任何与前清朝廷有关的人。

因此，曾宪植凭借自己的特殊背景，在未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完成了学业。

曾国藩

1931年，她学成归国，终于与从苏联回来的叶剑英团圆。

当时，中央命令他们二人一同前往中央苏区。

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叶剑英独自去了苏区，而曾宪植则去了香港待命。

个中缘由曾有过一个有趣的传闻。

据说，是因夫妻二人颜值太高，穿过封锁线时，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才未能按原计划进行。

而夫妇二人这一别又是六年。

直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奉命前往武汉，开展战统工作。

而与此同时，曾宪植正好在湖南老家处理母亲的后事。

得知丈夫就在邻省后，她就立刻赶了过去，而后便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了一年。

这也是夫妻两人结婚以来，少有的相聚时刻。

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叶选宁出生，让这个小家庭变得更加圆满。

但生在战乱中的革命家庭，团圆是最奢侈的事。

叶选宁

1939年春，叶选宁才八个月，叶剑英便被派往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曾宪植则接到了前往香港的调令。

为了革命大局，也为了孩子的安全，曾宪植只能忍痛将儿子送回湖南曾家，并为其改名“曾庆馨”，拜托家人照顾。

一家人分隔三地，加之战争年代通讯不便，他们几乎失去了彼此的消息。

婚姻终结，事业腾飞

1941年，曾宪植被调回了延安，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那时，叶剑英正好也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但这次重逢却没有想象中的圆满。

因为常年聚少离多，再加上长期断联，叶剑英已经另娶。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并不稀奇，许多因战乱而分离的夫妇连对方是生是死都无法得知，重觅良缘有时也是无奈之举。

曾宪植理解叶帅的选择，没有半句怨言，爽快地将儿女情长放下，专心于革命事业。

从马列学院结业后，她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工部工作，并且干得有声有色。

而且在这期间，曾宪植还得以经常与各位中央领导人交往。

左起毛主席、邓颖超、曾宪植

巧合的是，毛主席曾在湘乡的外婆家住到八岁，所以和曾宪植算得上是半个老乡。

而且前面提到过，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所以在得知了这个湘妹子的身份后，十分惊喜，经常亲切地叫她“阿曾”。

后来，这个称呼就叫开了。

1946年，曾宪植作为邓颖超的秘书，前往重庆，负责妇女的战统工作。

因为出身名门，她人脉颇广，在团结各方人士时，具有独特的优势。

她能和商贾名流谈论阳春白雪，也能和平头百姓讨论家长里短。

这样一种雅俗共赏的气质让曾宪植在做各阶层群众的工作时，十分得心应手。

邓颖超十分欣赏她的能力，就经常带着她做妇女战统工作。

从这之后，曾宪植便开启了自己的妇女解放事业。

她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让“阿曾”这个称呼变成了一个令人信任的代名词。

左一曾宪植，右一邓颖超

1949年8月，开国大典在即，各界名流齐聚北京。

要将这场古今盛会办好，后勤和接待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出不得半点差错。

在这些重量级嘉宾之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

而周总理钦点，由曾宪植来负责她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她按总理指示，在北平为宋庆龄找了一栋别致的二层小楼房，作为其今后的住宅。

周总理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特地交代邓颖超：

“一切内部陈设也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

而后，曾宪植更是直接被调到了宋庆龄身边做秘书。

可见，周总理对其工作能力的信任与认可。

周总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涌动的人潮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构成一片红海。

一群人款步穿过新华门，往城楼上走去，为首的便是这场盛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跟在他身后的是年近花甲的宋庆龄。

她患有腿疾，行动不便，是由贴身秘书曾宪植搀扶着一步步向前。

待宋庆龄在城楼上站定后，曾宪植就需要按规定离场待命。

但正当她要离去时，周总理却叫住了她：

“阿曾，你就站在我旁边。”

闻言，曾宪植双眸一亮，对总理感激地一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听见话筒中传来毛主席带着湖南乡音的庄严宣誓，曾宪植鼻尖一酸，顿时红了眼眶。

自1927年离家参军算起，她为了这一天的胜利战斗了整整二十二年。

在青春最美好的年华里，曾宪植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小家，也倾尽了所有。

左起毛主席、朱德、宋庆龄、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之后，她除了协助宋庆龄工作以外，还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一路从副秘书长做到了机关党委书记。

建国初期，曾宪植主要管理的是，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中国妇女联谊会三个团体。

在这里面工作的人身份复杂，有高级民主人士的家属、高级女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

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共事难免会产生摩擦。

在那个崇尚朴素穿着的年代，中华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刘王立明就曾因太重打扮，而受到非议。

一次，几个工作人员在议论刘王立明时，曾宪植刚好经过。

她一改往日的和善，沉着脸走到那群人面前，一脸严肃地说道：

“刘王立明先生曾解救过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她的丈夫也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你们了解这些历史吗？再说人的生活习惯、穿戴爱好本就不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听了她的话，那群人个个落了个脸红，认真检讨后，再没犯过这样的错误。

曾宪植

1953年，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一眼便认出了她，伸出手去，大笑着说：

“这是阿曾吗？进了城我们少见面，你都变成老曾啰！”

曾宪植大步上前回握主席，用湖南乡音回道：

“报告主席，我正是阿曾呢，进了城，您忙我也忙啊。”

毛主席闻言，朗声大笑，而后半认真地继续发问：

“阿曾啊，你这支娘子军打不打得过曾文正公的湘军哦。”

毛主席说话一向委婉，话中之意其实是在问妇联的工作情况。

曾宪植一听便懂了，收了玩笑的语气，一脸正色地回答：

“报告主席，肯定打得过！”

她说这话有十足的底气。

右一毛主席

毛主席曾说：

“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而曾宪植在全国妇联建设中的贡献无疑是杰出的。

她在妇联的17年，在工作中创造了许多实用的理论，为中国的妇女运动积攒了宝贵的经验。

而且在这期间，全国妇联从未出现过贪污腐败的现象，就连新房子都没有盖过一间。

曾宪植自己则一直住在妇联机关大院的一间平房里。

屋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蜂窝煤炉，外加会客的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

1951年，叶剑英从广州返回北京时，专程前往湖南将儿子叶选宁接到了北京。

从那之后，曾宪植的小屋里便多了一张单人床，和两床之间的屏风。

他们母子俩在这间简朴的房子里，一住便是十几年。

曾宪植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这位为中国妇女事业奋斗了四十年的杰出战士，在广州与世长辞，享年79岁。

后记：

曾宪植的人生有一个因家族而精彩的开头，但其过程和结尾却是因她自己的奋斗而传奇的。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曾宪植老人一样，将书写人生的那支笔握在自己手里。

参考文献：

文史博览：《曾宪植的家世、身世及故居、祖坟考》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名门后裔 革命女杰——兼论曾宪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