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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禾青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6 年入俄文专修馆。1920 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苏。192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 1 月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向导》杂志。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负责人。此后曹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3 年到中央根据地。1935 年在福建武平被国民党逮捕。同年 6 月在长汀就义。 1923 年 6 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瞿世琥家里，与妹及两个弟弟团聚。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 酷爱文艺的瞿秋白是第一次游杭州，西子湖畔诗意浓郁，挥笔写道：“飞来峰下坐听瀑泉——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且来此冷泉石上，做个中流砥柱。”此时，25 岁的瞿秋白豪情壮志，预备在中国革命的疆场上于出一番事业来。 6 月底，瞿秋白惜惜离别四伯父和弟妹返回上海，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学校就在附近的庆云里。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 1922 年 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经李大剖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8 月 8 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瞿秋白被推为 9 位评议员之一，后又被推定为上海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瞿秋白很快成为上海大学最有吸引力也是最好的教员。当时听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就在这个课堂上，爱情第一次走入了瞿秋白的生活。他结识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学生，一位是丁玲，一位是王剑虹。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乎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她们一起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根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最终，还是由丁玲出面，把他们两人的手牵到了一起。 1924 年 1 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了。但是，他们只共同度过了几个月，王剑虹就因病去世，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第二次爱情很快就来临了，瞿秋白与他的爱人杨之华一起共同谱写了一个热烈、隽永、高洁、纯真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当时广为传颂，至今仍让人感动不已。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乎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萧山县人，1900年生于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主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 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 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 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 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萧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萧山农民运动，1921 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 1922 年 7 月至 11 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 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 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 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为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 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 1923 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还是在课堂上。杨之华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那时，秋白讲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老同学们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讲课。 老同学向我形容秋白讲课时的情景说：“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振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 当我听秋白讲课时，学校因学生增加，原校舍不够用，就从闸北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敦厚里。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学系、英文学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同学们亲切地谈着话，愉快地笑着，直到秋白从人丛中挤进来，安详地走上讲台，大家才肃静下来。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够听到。 秋白讲课的习惯，是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到讲课时，不是照着讲义念，而是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活材料。由于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得懂，他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瞿秋白和杨之华走到一起来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他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 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像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 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瞿秋白与杨之华相爱了，他们终于决定向着爱神指引的路走去。 1924 年深秋，杨之华与瞿秋白先后到了萧山，一个回家决定与沈剑龙离婚，一个到萧山决定与杨之华结婚。于是出现了一场现在简直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而在当时却因其浪漫主义的奇特的又是强烈的自由婚恋色彩轰动了上海大学革命圈。瞿秋白到萧山就住在沈剑龙家，3 个青年人都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彼此的想法——当然是杨之华和瞿秋白为一方与沈剑龙谈离与合。 这种场面是无法描写的，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儿可供我们描写的资料。总而言之，竟然谈得很好，瞿秋白和沈剑龙这理应是“情敌”的对手非但没有决斗，而且谈得很痛快。曾经目睹这次谈判的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 1924 年 11 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 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 接着，瞿秋白又请沈剑龙和杨之华共去他常州老家。破败的瞿氏宗祠，冷落的老住宅，满是尘土的母亲的棺木，一切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曾经是名门闺秀的杨之华一洒同情的眼泪，沈剑龙似乎亦被感动了，事情终于在常州定局…… 1924 年 11 月 27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出现了 3 则令人叫绝的启事： 第一则：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第二则：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在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前一月，由于发生了上海反动当局指使流氓打手杀害上海大学学生黄仁的“天后宫事件”，激发了上海市爱国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浪潮，反动当局气焰嚣张，蓄意扩大事态，并对上大支部书记瞿秋白科以煽动学潮之罪，下了通缉令。瞿秋白暂避入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杨之华一与瞿秋白结识就陷入险境，分担了风险。幸好军阀当局抄查慕尔鸣路兴彬里瞿宅时，瞿秋白己潜居在外，不然，这对新恋人的下场就不堪设想了。 年底，经过组织的安排，瞿秋白把新居安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 12 号，贴墙的 11 号为沈雁冰的住屋。当然，1924 年的沈雁冰还不是茅盾，瞿秋白也没有心思顾及文艺，那时彼此都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弄得焦头烂额。在即将来临的风暴——北伐战争——之前，瞿秋白终算有了一个家。11 月 18 日结婚时，据说沈剑龙还赠送给瞿秋白一帧照片，他把自己装扮成剃了光头、穿了袈裟，手捧一束鲜花并上书“鲜花献佛”的不伦不类的形象，也许他是真心诚意祝福瞿秋白获得了杨之华的爱情。瞿秋白则珍惜这朵献来的鲜花，在辟为瞿秋白纪念馆的常州瞿氏宗祠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枚金别针，针面上有瞿秋白亲刻“赠给我生命的伴侣”，熠熠发光，永远象征着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 1925 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 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下一首长诗给杨之华，诅咒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萧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不久，瞿秋白和杨之华都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瞿秋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展开反帝斗争，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决定由瞿秋白和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立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明五卅惨案的性质，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瞿秋白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办好《热血日报》。这份报纸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买办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彻底的上每天的评论很多，有社论、短评、呼声、“舆论之裁判”、杂感等，文章短小精悍，旗帜鲜明，尖锐有力。社论绝大多数是瞿秋白亲自写的。在现存的 24 期报纸的社论中，光是收进他在 1926 年自编的论文集的就有 20 篇。 五卅运动期间，杨之华被派往浦东区组织工人运动。她白天到工厂去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晚上就把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拿来与瞿秋白讨论。瞿秋白总是先让她谈谈自己的认识，然后帮助她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他还为杨之华指定一些参考书，指明有关的段落，折上书角，让她自己学习以后，写出简要的通俗解答。杨之华在瞿秋白的帮助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学习实际经验；一方面从书本上取得理论知识，然后结合起来进行宣传，进步非常快。杨之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好像进了比任何大学都好的大学。 1927 年 3 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武汉，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极为不满，热情支持了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看法，亲自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写了序言，序言的结尾说：“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同年 6 月，瞿秋白出版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这本书是在瞿秋白患病期间写成的。瞿秋白自青年时代起即染上了肺结核病，每次发作都是高烧、吐血，十分严重，此病一直缠绕他的终生，未能痊愈，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然而，病魔的折磨并未削弱瞿秋白的斗争热情，即使在病床上，他也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坚持为党工作。1926 年春，瞿秋白因连续两个月发烧、吐血，中央决定叫他疗养，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中央的好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帮助瞿秋白。杨之华得知中央的决定后十分高兴。之前，她一直为秋白的身体担忧，多次劝他休养一个时期。瞿秋白总是微笑着对她说：不要为我担忧和操心。当前革命斗争这样紧张，需要做的工作那么多，我哪能放下工作休养呢？其实，我不是一直一面同敌人斗争，一面同疾病斗争的吗？还不是坚持过来了。 瞿秋白服从中央的决定住进医院后，对杨之华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了。我想编写俄国革命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时用惯了的文具等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去了。开始，杨之华每天去看他一次，他总是让杨带回一张他需要的参考书的单子，要她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寻找。 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高兴，很快地读这些书。在头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就是不停地读着书。第三个星期起，就像在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了。杨之华每次去医院看他，总要带回他的“产品”，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瞿秋白写得很快，像往常一样，总是衬着复写纸写，然后一份交杨之华带回家，一份留在医院里。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写作，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就大部分编写好了。 在武汉工作时期，瞿秋白与任弼时、恽代英、苏兆征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一起，同陈独秀作了很多斗争。后来，他主持了中央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其后，瞿秋白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并且一直到 1934 年初，不分配他的工作。 与此同时，杨之华也受到牵连，撤掉了她在党内的工作。当时，杨之华想不通，既为瞿秋白感到不平，也为自己感到委屈。瞿秋白在这个特殊考验的时期中，耐心地鼓励杨之华说：“你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共产党员当然要为党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独立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那些难捱的艰难日子中，瞿秋白鼓励杨之华读书，学俄文，把熟悉的工人的斗争生活学着写成短篇小说，学习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当杨之华写了一篇叫做《豆腐阿姐》的短篇小说时，瞿秋白十分高兴，马上帮她修改，并向她说明修改的道理。当杨之华学习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时，瞿秋白则一字一句地把着手教，每天翻译一段，每天帮助她修改一段。杨之华说：“在他的帮助下，我对新的工作逐渐发生兴趣了，对新的环境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自己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胸襟就开阔了，心情也舒畅了。” 瞿秋白自己在这段受打击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的呢？夏衍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1 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 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 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瞿秋白受到王明集团打击的儿年中，他仍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据粗略计算，这一时期收集在《瞿秋白文集》中的文学著作就有 150 万字，平均每天写 2 千字。这还不包括他给党刊写的许多文章。这一时期，他与鲁迅一道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这几年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不能出去买菜，一直吃包饭。瞿秋白的严重肺病一直不见好转，杨之华千方百计地买些鸡和营养品给他补充营养。又由于特务的骚扰，他们又不得不多次匆忙离家躲避。光是去鲁迅家避难就有三次。长期的紧张工作和患难生活，使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日益升华，他们互相支撑，相依为命。瞿秋白用他的一份浓浓的爱心刻下了一枚图章：秋之白华。 1933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有一位同志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来了电报，要你去中央苏区。”当时，他已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一直向往和关心着苏区的瞿秋白，一听到中央要他到苏区的通知，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过了一会儿，问：“之华可以同去吗？”那位同志迟疑了一下回答：“我可以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带来了答复，杨之华要任白区中央局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分离的时刻快要到了。瞿秋白整理了他近三年来的文学著译。临行前的一天夜里，瞿秋白一夜未睡，坐在椅子上抽烟沉思，陷入分离的痛苦之中。 快天亮的时候，杨之华醒了，瞿秋白悄悄走近她的床边，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对杨之华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瞿秋白看着那些不能带走的书，不胜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杨之华体会到瞿秋白的担心，耐心安慰他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 瞿秋白突然若有所思地紧握杨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君夫妇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 杨之华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分别的最后一幕： “秋白离开上海的日子是 1934 年 1 月 11 日。那天晚上，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一个菊花火锅，买了些苹果，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给秋白饯行。到深夜 11 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他：'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 “我走进房间，看着整洁的书桌，上面放着笔墨铜尺和秋白留给我的书，墙角还挂着他的一件破单衣……一切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弯腰低头在书桌旁辛勤写作的姿态，都还历历在目。是的，不管离得多远，分别多久，都不可能从我的生活中抹去秋白的一切。我激动地看着他替我订的读书计划，翻着他要我读的一叠整整齐齐的书，其中有一本他翻译的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我勉励自己一定照他的嘱咐做，我默默地祝祷他安抵苏区。” 过了半个月，杨之华就接到瞿秋白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这是他在赴苏区的路上写给爱妻的。条子上说：“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语短情长，其中既有重回党的怀抱的欣喜之情，又有对杨之华依恋不舍的深情。杨之华一直盼望着早日到苏区去与瞿秋白团聚，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恶果越来越严重，上海的党组织继续不断地被破坏。不久，去苏区的交通也断绝了。杨之华终于未能去苏区与瞿秋白会面。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开始撤高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 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没被允许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 年 2 月 24 日，瞿秋白在撤离苏区走到福建长汀县濯田时，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俘获。 敌人对瞿秋白进行软硬兼施，逼他供出党的秘密。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敌人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处决瞿秋白的密令。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在长汀的中山公园内英勇就义。 瞿秋白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 36 岁。他在临终之际写下了一篇《多余的话》，严格解剖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了对党的事业，对同志和战友的关心和热爱。同时，他也流露了对杨之华的深深的眷念与爱情，他写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瞿秋白与杨之华十年依傍的深情直至瞿秋白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让人无限感动与赞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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