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禾青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党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 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后，任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灵。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共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建国后，任中回首任骇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八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 年 1 月 25日病逝于北京。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1915 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 1904 年在自家的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萧劲光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的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她 15 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32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21 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1937 年底，朱仲丽带着姐夫萧劲光的儿子永定奔赴延安。她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同志那里知道，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担负着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那么，姐姐也一定还留在延安，不会到前线去。 找到姐姐、姐夫以后，朱仲丽带着母亲做的腊鱼和腊肉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 毛泽东教育她说：“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朱仲丽很快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外科医生。由于她认真负责地为患者治病，并且具有较高的医术，很快就在边区小有名气了。 1938 年 9 月金秋季节，边区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即，延安城收拾得十分整洁。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都陆续来到延安，有的来看病，有的来参观。有一天，朱仲丽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摘除眼皮上的一颗大麦粒肿。剪子、刀子、镊子不停地在她的手中灵巧地飞舞。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等几位首长脸贴着玻璃往里看着，当手术完毕朱仲丽抬起头来，他们都赞赏地向她点点头。 第二天，当贺龙看到朱仲丽时，笑着对她说：“你真有本领，拿着尖利这是小手术。”从此，大伙都传开了，说延安医院里有位科班毕业的女医生，不但医术非常精湛，而且年轻漂亮。更有人见到她就说：“朱医生，你真厉害，拿着宰牛刀在人眼睛上开刀，一丝不差，手到病除，真不简单哩！” 很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了。从 9 月 29 日开始，到 11 月 6日结束，开的时间较长。会议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刚刚从莫斯科归来不久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军队领导层加强内部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工作。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会议闭幕的那天，举行了会餐，朱仲丽因经常为代表看病，也应邀出席了会餐。她坐在离中央首长不远的餐桌上，因吃饭的女同志很少，所以她格外引人注目。开始她有点拘束，很少吃菜，也不敢喝酒。随着会餐进入高潮，一些代表先后找她干杯。朱仲丽看到别人爽快地一口干了，她也只好一杯酒喝干。代表们见她能喝酒，就向她开始了轮番进攻，于是只见她一杯杯喝酒，脸颊飞红，更加引人注目了。 在那边的首长餐桌上，王稼祥恰好与仲丽的姐夫萧劲光坐在一道，他们注意到了那个年轻漂亮的朱医生，正亲切地交谈，萧劲光热情地向王稼祥介绍了他这个能干的小姨子。会餐结束，毛主席也走过来与仲丽打招呼，朱仲丽很大方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3 岁的朱仲丽人才出众，又是一位工作积极和受到大家信赖的医生，在边区医院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和白求恩大夫一块工作过，因此，成为大家关心和追求的对象。许多人都给朱仲丽介绍对象，其中姐夫萧劲光是最积极的一个，介绍的当然都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朱仲丽心里自有打算，对许多人都持拒绝态度。萧劲光开玩笑地教训她说：“你这个死丫头，太骄傲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的红军干部？” 朱仲丽调皮地回道：“你别给我扣帽子。作为医生，我是全心全意为八路军干部、战士服务。告诉你，因为这事分了我的心，开刀、治病出了问题，你可得负责任！” 边区医院的工作十分繁重，朱仲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 一天，萧劲光派警卫员叫她请一下午假，到他那儿来一下。朱仲丽以为谁生了病， 吃过午饭，带上听诊器和血压表，匆匆忙忙赶到姐夫住的窑洞。刚进窑洞，姐姐就高兴他说：“八妹，你来得好快，我们等着你呢！”姐夫却上上下下打量着她，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 那天，朱仲丽穿着带背带的蓝色工人裤和一件有彩色的毛衣。萧劲光满意地催促着：“八妹，快走吧，叫姐姐带你做客去！”“到哪儿去？看病人吗？”朱仲丽问。“你看——”萧劲光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交给仲丽。条子上写道： 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小蒙古马给我。谢谢。 此外，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玩玩。 此致 敬礼！ 1938 年 9 月×日 看到这张字条，朱仲丽不禁心头突突地跳起来。她虽然没有和王稼祥直接讲过话，但从别人的口中却了解到他的作风和为人，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 当时只知道他是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后，于 1938 年 8 月初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萧劲光下命令地说：“你这次非服从我不可！我不亲自带你去……噢，叫你姐姐带你去，警卫员带路。他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可不是一般人，你大方点儿，去吧！”朱仲丽既感激姐夫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关心，又感到见到王稼祥该多么难为情。 姐姐一路向仲丽介绍王稼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朱仲丽则一路怀着紧张的心情，暗暗地告诫自己，到了那里千万别脸红。 王稼祥的窑侗紧靠着一座石山，窑洞一半嵌入石头山里，窑洞口朝着桃林和延河，左右有平房，显然那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王稼祥的秘书唐彬出来迎接了朱氏姐妹。她们见到了王稼祥——他身着浅灰色军装，正低头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一绺短发垂下来盖在宽阔的额角。他的神情是刚毅和坚定的，又是凝重而和善的。 看到她们进来，王稼祥急忙站起来表示欢迎，并认真地看着朱仲丽。他们闲谈了一阵子，王稼祥问了一些医院的情况。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最后机要员又拿来了待发的电报稿。看到王稼祥这样，朱仲丽和姐姐只好告辞了。 王稼祥抱歉似地站起来，与她们握手告别。 王稼祥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他是家里的独子，父亲王祖承原指望儿子高小毕业后就和自己一块学习经商，但儿子不肯，执意要读中学。父亲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他到芜湖市的教会学校——圣雅各中学学习了。圣雅各中学的教员们非常喜欢王稼祥那种好学、沉静、懂事的性格，其中一位英语教员对王稼祥更是爱之如子。他有意要把自己的女儿玉兰嫁给稼祥。为此事，他亲自登门拜访王祖承。 王祖承见是教员的女儿，家庭本分，加之抱孙心切，便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急切地准备婚事，只待放寒假时，儿子归家办喜事。而这时，一心读书的王稼祥却二直蒙在鼓里，直到放假回家，才知父母已一切准备就绪。 无奈，王稼祥就这样勉强地与一个比他大两岁的不识字的姑娘结了婚。结婚后他很快回到学校读书了。 后来，王稼祥因在学校闹学潮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决定到上海去考大学。临行前，玉兰把早已做好的一双鞋和一件长衫给丈夫带上。她知道丈夫并不爱她，但她嫁给他是“父母之命”，因而只能跟他过一辈子。她好不容易盼望稼祥回家欢聚，他却这么快又走了。那时，王稼祥才 18 岁。 此后，王稼祥再也没有机会回家省亲了。玉兰第二年因得产褥热而死亡，留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命先。王稼祥的父母在抗战时期因忧伤和疾病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一个姐姐。 1938 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也有许多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一次毛泽东在开完会以后对他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要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当时很腼腆地回答：“谢谢主席的关心。” 又有一次，毛泽东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你今年才三十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说完，两人相对大笑。 个人问题，但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又不是个人问题，必须严肃谨慎。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好感，但他还想更多地了解她的工作和为人。 一次，傅连暲院长约朱仲丽一道去为王稼祥检查肠胃病。治疗完毕，傅院长交待朱仲丽一项任务，说：“王主任的肠胃功能比较弱，你应该每周定时为他检查，监视病情，及时用药”。 得到这个任务，朱仲丽又惊又喜，感到自己与王稼祥靠得更近了。此时，她的心中已对王稼祥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不敢，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 过了一段时间，朱仲丽知道王稼祥的病已经好了，总想去看他，又不敢贸然闯入，心里沉甸甸的。一天下班后到了姐姐家。姐姐突然问：“八妹，你和王主任之间的关系有进展吗？”朱仲丽摇了摇头，姐姐禁不住埋怨她说：“他早就态度明朗，可你还装蒜。要不，他会写那么个条子给你姐夫？我带你去时，没有看出他那高兴样子？只可惜那天坐一会儿就告别了，要不是事情多，他一定会留你多谈的。王主任在党内威信很高，人品难得，你常去不会失你的面子。” 朱仲丽终于下决心去看王稼祥了。那天下午，王稼祥正和后方勤务部部长叶季壮等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会。看到朱仲丽站在窑洞门口不敢进来，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立即向她招手，请她进来，并把她介绍给开会的几位同志。 朱仲丽看到开会的情形，心里有些胆怯，不知是坐下好呢？还是三言两语问问身体情况就走好？王稼祥立刻猜透了她犹豫不决的心理，微笑地说：“朱大夫，你请坐。稍等一等，一会儿就有空儿。”勤务员很快送来了一杯水。那几位开会的同志一听完指示纷纷站起来告别，他们不仅向王稼祥敬礼，又都毕恭毕敬地向朱仲丽敬了礼。朱仲丽“刷”的一下，脸红到脖子上，手足无措地站起来回了礼。她心里明白，这些同志已经对她另眼相看了。 客人走后，王稼祥和朱仲丽开始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最近，奔赴延安来参加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他们历经艰险，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令人振奋！”王稼祥手中拿着烟斗，只吸了一口，“其中有你们医务界的专家。” “是的，延安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朱仲丽回答。 “来的越多越好，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对他们应真诚相见，充分信任他们，放手叫他们工作。” 朱仲丽深深地点头，由衷地拥护他讲的这些话。 “我们党中央对来参加抗日战争的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要信任他们。” 他的一双眼睛很有深意地投向朱仲丽：“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不可能取得全中国的革命胜利。因为，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强国。” “是的！是的！”朱仲丽认真地回答。她当时觉得自己的政治水平不高，不敢妄加评论，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腹中空空，也谈不出自己的观点。 王稼祥吸一口烟，喝杯茶，又兴奋地谈下去：“我们准备尽最大的努力，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较好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发挥特长，为党培训更多的干部。党向他们开着大门，经过考验，欢迎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入党。”他的口气坚定，表情上充满了信心与热望。 王稼祥说了许多话，一时找不到话题了，朱仲丽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朱仲丽红着脸，低下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下盘围棋吧。你会下吗？”王稼祥分明想多留她一会儿，朱仲丽 “下一盘玩玩吧！”王稼祥说。 朱仲丽终于从窘迫中缓过劲来，说：“我从小就学会了下围棋，但下得不好，输了不要笑我。” 王稼祥马上亲切地说：“我也下不好，我输了，你也不要笑话我。” 听了这话，朱仲丽的拘谨完全没有了。她看到王稼祥把装黑子的棋罐拿到自己一边，就调皮地说：“我用黑子，你用白子。”说着动手去拿黑子罐，两双手碰在了一起，朱仲丽的脸更红了。王稼祥则微笑着说：“好！黑先白后，让你先下。”把黑子送到朱仲丽的面前。 他们两个开始集中注意力布棋，窑洞里除了棋子的响声，静悄悄的。警卫员在窗外来回走动几次，不敢闯进来干扰。 朱仲丽找到有利的形势开始进攻。王稼祥一子一子地严密防范着，一时难分难解。电话铃不时响起，王稼样拿起听筒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又坐回原处。 好容易一局终了，胜负不悬殊，细数子，王稼祥输了两子。 王稼祥没想到朱仲丽的棋艺不错，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来，再下一盘。”这一次朱仲丽输了六子。 两局棋下完，朱仲丽起身告辞了。王稼祥显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他把仲丽送出窑洞，希望她经常来玩。 从此以后，八妹子经常去找王稼祥了。他们在一起听王稼祥谈革命道路，下围棋，打网球。王稼祥的网球打得很好，朱仲丽甘拜下风。在几个月的交往中，朱仲丽比较深刻地了解了王稼祥。他不善于也不喜欢用甜言蜜语来换取女人的欢心，他为人诚恳、稳重、不夸夸其谈。他的品德、为人、性格都令朱仲丽十分敬佩。王稼祥并未向朱仲丽求婚，他仍在这种接触中注意了解她。 有一次，朱仲丽从王稼祥那里回来，碰上了李富春，李富春问她：“八妹子，你上哪儿去啦？从王家坪回来吧？” 朱仲丽狡黠地说：“不是，是回医院去。” 李富春不放过她，快活地说：“那天，我分明看见你和王主任在王家坪打网球，你们一个发球，一个跑着接球，那个快活样子给我看到了，还瞒着我！可不能忘记请我吃喜酒呀！”朱仲丽急忙辩解道：“哪里呀，还谈不到呢！目前只是网球场上的对手。” 李富春终于忍不住问：“怎么还没有准备结婚？你们都认识快一百天了，别人都等不及了，难道你还要什么条件。” 朱仲丽看他着急的样子，就顽皮地说：“要是王主任把手中香烟戒掉，我就答应他。” 这个玩笑，一下子让好多人知道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逗着朱仲丽说：“你好厉害呀！听说你要王主任戒掉烟才和他结婚！”这个“戒烟”的“逸闻”很快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趣谈，而王稼祥也终于没有戒掉烟。直到朱仲丽与王稼祥结婚以后，李富春见到仲丽仍在打趣她说：“八妹，烟没有戒掉，还是和人家结婚了。” 与王稼祥结识以后，朱仲丽特别感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她向组织上提出了入中央党校学习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938 年秋冬之交，朱仲丽就进党校学习了。党校校址离延安较远，全是窑洞。同学们没有课本，只有笔记本，没有教室，在黄土地上席地而坐，以大腿为桌子，抄记者师的讲课内容。一日三餐，由班上值日的同学到伙房去打饭，大家蹲在窑洞里或土坪上，吃得很香。 党校的学员除了学习各种文件，还要到十里以外的山地上开荒，准备来年春天种谷子和栽土豆。自从进了党校，朱仲丽与王稼祥见面的机会减少了。 1939 年的新年到来了，学校放了假，朱仲丽立即欢快地跑去看王稼祥。 王稼祥窑洞里的一切，依然如旧，令朱仲丽感到分外亲切。窑洞里烧着一盆红旺旺的炭火，一切都是暖烘烘的。警卫员和秘书见了她都笑盈盈地向她打招呼，王稼祥一眼看见她显得格外高兴。 朱仲丽一进门，看到总参谋长滕代远和总参作战一局局长郭化若正在与王稼祥一起研究事情，急忙退出身子。 “请你到唐秘书房里稍等片刻，可以吗？”王稼祥微笑着说。 “好的，好的。”朱仲丽赶紧答应。 唐秘书随即笑着对她说：“请到我房里坐坐，快了，快谈完了。”他把她引向左侧的窑洞里。 在唐秘书房里，朱仲丽受到热情的接待，唐秘书给她泡了一杯茶，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种特殊的待遇。接着他们俩就聊了起来。 朱仲丽看到桌上的俄文书籍，就对唐秘书说：“听说你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俄文一定好。”当时朱仲丽也想学俄文，因此对精通俄文的人都十分羡慕。 “说得不太好，要说俄文，不论是讲还是写，谁都没有王主任精通。” 唐彬诚恳地说。 唐彬也很忙，朱仲丽刚坐下几分钟，他就一连接了三次电话，通讯员又两次送文件来。朱仲丽觉得自己没事坐在这里很不安，就想告辞回去了。 “朱医生，听说你的工作很辛苦。很多同志都说你医道好呢！”唐秘书一放下电话就赶紧接上话茬，显然生怕她起身告辞。 “不，还差得远！”朱仲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唐秘书又坐了一会儿，看到朱仲丽没有什么话说了，于是急中生智，说：“我的眼睛里总不舒服，常常流泪，也不知什么原因。趁你今天在这儿，给我瞧瞧好吗？” “让我检查检查。”朱仲丽忙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小心翻开他的眼皮，仔细检查，然后又压他的泪囊。“除掉轻度砂眼外，有明显的慢性泪囊炎。” 朱仲丽仔细告诉他治疗中的注意事项，并让他去医疗所先取一瓶眼药水用。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王稼祥那边仍没有散会的迹象。朱仲丽看看天上的太阳已挂上头顶了，不能再傻等下去了。唐秘书则心里更急，来回走着，放她走也不是，留住她也不是，不知如何办才好。 正在这时，一位勤务员走进来，看了朱仲丽一眼，在唐秘书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便笑着走出去了。 唐秘书也笑开了，轻松地对朱仲丽说：“王主任留你吃中饭。实在对不起，他太忙了，你一定要等着。” 朱仲丽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一阵慰藉，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她仍然不知道，这一天竟是她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那边的会议结束了，唐秘书立刻把朱仲丽带入王稼祥的窑洞，并且随即转身走了。 王稼祥让朱仲丽在火盆的对面坐下。当时延安取暖的炭盆，是在一尺高、一尺半见方的木架子中，嵌入圆形铁盆，盛着燃烧着的木炭。只有中央高级领导人才有这种生活待遇。 朱仲丽把一双手伸到炭火盆上取暖，心里顿时暖洋洋的，眉梢眼角盛满了爱意。王稼祥深深地注视着打扮得新鲜活泼的朱仲丽，拿起烟斗，装好烟丝，吸了一口，缓缓地说：“真好呀，新年来了，一转眼到了 1939 年了。你到党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份真诚的关切和爱护。 于从朱仲丽的口中欢快地蹦了出来。因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她和王稼祥更靠近了一步。 王稼祥喜形于色，眉梢高抬，高兴地说：“啊，好！恭喜你！” 朱仲丽感到心中的暖流在激荡，她说：“我还要继续努力！” “要珍惜在党校这段学习时间。”王稼祥说。 他们小声地谈着，忘记了腹中饥饿。他们谈起了小时候的趣闻，笑语连连，他们都把手伸到了炭火上，目光时时相碰，爱的纽带悄悄地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一时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在互相会心的微笑中。王稼祥终于打破了往日的矜持，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朱仲丽伸在炭盆火上的双手，一股爱的热流渗入仲丽的心窝，他们俩都沉浸在爱的幸福中。 他们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爱情的暖流通过两双手在两人的体内奔涌着，在两双眸子的互相对视中升华着。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样突然紧张地问。第一次求婚来得竟是这样突兀，这样令人狂喜，又是这样的自然。 “为什么这么快？”压抑着满腔的渴望与欣喜，朱仲丽故意反问道，声音中充满了爱情的温柔。 王稼祥的紧张情绪立即松弛下来，他拍拍仲丽的手欣慰地说：“好极了！ 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尽管他说着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却马上放下了仲丽的手走到办公桌边，急切地一页页翻着台历。当然，没有翻过几页，他就回过头来问朱仲丽：“选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是农历的元宵佳节，我们在这一天结婚好吗？” 仲丽对他热烈的眼光与问话报以含羞的微笑。 王稼祥走近她的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看着她的双目，欢快地说： “你不做声，那就是不反对。” 爱的激流迅速流遍全身，朱仲丽深深地点了点头。 “好！我今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 这时，勤务员进来摆小圆桌，桌上摆着饭菜：一碗炒鸡蛋，一碗土豆，一碗菜汤，两碗白米饭。这在延安算是丰盛的午餐了。 午餐过后，勤务员进来收碗筷，临走时向朱仲丽投以心领神会的一笑，显然猜到了他们之间已经作出的决策。 元宵佳节很快就到来了。王稼祥与朱仲丽踏上了结婚的圣坛。这一天，王稼祥让他的厨师老陈准备了两桌饭菜——四菜一汤。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贺喜。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他笑着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王稼祥的婚姻是美满和幸福的。他结束了十多年的单身生活，身边多了一位细心体贴、全心相恋的爱侣。在朱仲丽的精心照料下，王稼祥面孔丰满了，身体壮实了，精神愉快了，他更加生气勃勃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结婚后，朱仲丽想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母亲，但遗憾的是，母亲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而她的女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能如实地把王稼祥的情况告诉她。于是，朱仲丽给妈妈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天天想念您，您老人家身体健康吗？局势如此，使我们不能相见。通信 也不方便，向您请安的信也就少了。我们身体很好，您不要悬念。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是您日夜操心于怀的事。我已于正月十五日结婚了。这个日子是吉祥的团圆日子。他姓王，人很好。你听了一定高兴， 天气寒冷，多加保重。 敬叩妈妈。 安康！ 八妹子 1939 年正月 25 日 谁知这封信引起了母亲的不满，显然，她对女儿对女婿的简单介绍深感不足。朱仲丽很快收到了母亲的信： 八儿入目： 来信收到，知道你身体很好，思想大有进步，令我高你已结了婚，安慰我于千里之外。只是我不知道女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年龄多大？思想意识如何？他系何许人物，你只字不提，如此荒唐，如此大意，将来何能办好大事？望你凡事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草莽从事。 母湘若字 1939 年 3 月×日 后来，直到徐特立从湖南来延安，才告诉仲丽，他已告诉她的母亲关于稼祥的情况。老妈妈十分高兴，喜庆得了一个好女婿。 此后，朱仲丽一直伴随着王稼祥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 35 个春秋，他们一起出使苏联，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患难情真，相濡以沫。 1974 年 1 月 25 日，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长逝。 朱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悲痛欲绝，我的心碎了。我在悲痛中，忘不了与稼祥共同度过的 35年同志加夫妻的生活，也忘不了他那 50 年的不平凡的战斗经历。稼祥给予我的，是大公无私，是正直和刚毅，是质朴与厚重，是远见卓识的革命情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稼祥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力量，渗透在每时每刻我的生活中，去泛起生命的绿荫，去奏出美妙的旋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