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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桂英，原籍富县张家湾乡黑水寺。小时候，因家贫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打骂。后来陕北老区闹起了红军，开始，乔桂英给红军送信搞情报，后来便偷偷参加地下工作。1934年秘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担任边区富县黑水寺区妇联主任。这是乔桂英在国民党监狱里半年多受到非人的折磨，视死如归的一段回忆，现在也有教育意义。  地头被捕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区机关转移到偏僻山区打游击。农历六月初十，驻在黑水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来扫荡，王福英副区长带游击队紧急转移，让我赶快去通知在教场坪锄地的十多名妇女撤人山中。我刚跑到地里，国民党军队已包围上来，我和锄地的十多名妇女全被抓去。 傍晚，我们被押到教场坪村，关在李常德家里。敌便衣队长将我们逐人登记后，便鬼头鬼脑的打主意。我妈用拐杖挡住门口，不让他进屋，被狠狠踢了两脚。我见娘被打，便厉声责问：“为啥打我娘？这里都是女人，你进来想干啥？”便来衣队长恼羞成怒，指着我吼道：“你是共党干部！你们把这个女干部看好，跑了谁也活不成！”便衣队长走后，我见大家闷坐，有的很害怕，便对大伙说：“乡亲们放心，我绝不自己逃走，连累大家，天塌了我一人顶着！” 严刑拷打 第二天，敌军把我们十多人送交镇公所，那个便衣队长将我押到一间小屋审问：“你是共党党员？共党干部？” “我是老百姓！” “你还嘴硬！”说着便指挥特务将我反绑吊在梁上，一边拷打，一边追问，我坚决不承认。便衣队长便叫来保长的儿子安双牛作证，他眯着小眼说：“谁不晓得你是妇联主任，就认了吧！”我咬着牙不吭声，特务们又打了一阵，我昏了过去。 吊打审讯持续了一天一夜，没有结果。第二天，我们被交给了敌军营部。营部又如此审问了两天，还是没有口供，又转押到团部特务连，一进门就吊起来，外号叫齐阎王的敌团长亲自审问，我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凉水泼醒。直打得我满身鲜血，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几次，还是没有口供。敌军无奈，便把我放下来在大庙院开会示众。  齐阎王对被逼来开会的群众说“国军来了几十万，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齐头并剿，共产党插翅难逃！我们对'俘虏'也是同样宽大！”说着将当了叛徒的我后援会科长赵海成和同我一起抓来的李玉英叫到前边说：“赵海成交代了他干过共党自卫军营长，受了宽大，给他吃好的，穿好的，还给钱用；李玉英交代了共党的事，奖给布五匹，咖啡烟三条，钞票一千元。乔桂英等是死是活，快作选择！”赵海成哈巴狗似的摇晃着脑袋也来劝我投降。 我心里有数，知道他们不清楚我是共产党员，就冷冷地回敬了一句：“我不是共产党叫我承认啥？”敌人又吼叫了一阵，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收场。 视死如归 敌人仍不死心，晚上又抓我妈来劝降。妈一见我被打得浑身是伤，禁不住老泪纵横。妈先替我梳理了蓬乱的头发，泣不成声地说：“便衣队在咱家地里把坑都挖好啦，说你再不说就活埋你呀！”我忙安慰妈说：“你不要伤心，真这样死了也不丢脸，再过二十年又是个大姑娘。”妈妈擦去了泪水，说：“他们再打你，你就放声大哭，让妈听到你还没死！ 劝降没有结果，又连续审问了两天两夜，打死救活不知多少次，我只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军无法，到第三天早上，把我和抓来的十多个妇女一起押上运粮汽车，说是拉到茶房处理。 到茶房后，我们被关在王德彪骡马店里，不给吃，也不给水喝。下午，一个排长开门喊道：“饭做下了，都吃个饱，吃了饭要送你们回老家！我一天没吃没喝，伤口绞心疼痛，喉咙干得直冒烟，心想死了倒痛快，也不去吃饭。吃完饭刚要押我们起身，那个排长跑来喊道：“齐团长有令，不活埋了，明天统统送延安！” 第二天一早步行往北走。天下着大雨，泥深路滑，雨淋得伤口钻心疼，我又来了月经，血和雨水混在一起顺腿向下流，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押送我们的敌军还不停地用枪托、木棍乱打，嘴里不停地叫骂，嫌走得慢，就这样走了七天才到甘泉。夜里刚躺下，又把我押到县府吊起来审讯。我昏死过去，也不知什么时候回到牢房。 阴谋破产 从甘泉去延安，搭的是敌军运粮汽车，押送敌军也换了人。当天到延安，我们被押在市场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翌晨，滴水未沾，便提审我。姓蒋的特务队长露出满嘴金牙，恶狠狠地吼道：“我不信你这个娘们是铁打的！”指挥特务将我两个大拇指绑住吊起来，用马鞭抽打。我被打死救活多次，还是一句不说，又被打昏过去，醒来时见只身躺在一个空窑洞里。过了几天，敌人见我能站起来路了，就押我到“俘虏”队里，叫我认人。我看了一遍，摇头说：“一个也不认识。”敌人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咬紧牙关 五六天后的一天中午，突然一个军官走进牢房吼道：“乔桂英，今天是长官部审讯！”十多个特务押我走进审讯室，我心中暗暗叮咛自己：“咬紧牙关挺住，不能给党丢脸！”只见十多个打手围着我步步紧逼： “交代！” “快交代！” “是不是共党分子！” “还有谁是共党？” “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皮带、皮鞭劈头盖脑打来，血从头上流到嘴边，我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一阵冷水泼浇之后，我从昏迷中恢复了知觉，我紧闭双目，耳边听见有人说：“死了！”“笨蛋！不会打，长官部要口供，不是要死尸！”接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将我扔进一个土窑里。 在市场沟牢房关押着一百多名难友，每人每天只给吃一个熟玉米棒。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天，审问我的那个军官又提我到一间客厅里，笑嘻嘻让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开罐头，嘴里不停地说：“别再信共产党那一套，国军一来，他们都跑了，丢下你们受罪！你还年轻幼稚，交代了，用专机送你去享福！......”说着，打开了罐头，又递点心。见我坐着不理，又皮笑肉不笑地指着罐头说：“你还没见过吧？这是鸡肉做的精粉，一勺能泡一碗，吃一顿一天不饥，香得很！......”见我仍无反应，便把脸一沉，露出了凶相： “不识举！” “你是说不说？” 他掏出手枪朝桌上狠狠一摔，又冷冷地说：“这次给你改善改善生活，叫你尝尝当共党顽固分子是啥滋味！”“来人！拉出去！”立即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把我架到另一间屋里，按到在地，扒掉裤子，烧红的烙铁烧得皮肉吱吱作响，我大叫一声，昏死了过去。 又施花招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苏醒了过来，见自己已回到牢房。战友们围着我，见我醒了，便问长问短。和我关在一起的延安市姚市长的媳妇看着我的伤口，含着热泪安慰我说：“这是敌人的罪，也是你的光荣。要挺住，咱们的人一定会打回来！” 我和战友们在牢房里度过了秋冬，迎来了一九四八年春节，看守也换了。新来的看守廖队长对我说：“你找来保人就放你！”我立刻意识到，敌人又在耍花招，企图诱捕我党同志，我立即断然回答：“我在这儿没熟人，找不来！”姓廖的不容分说，叫一个便衣特务马上带我去找。特务押着我在街上跑了一天，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认识一个人。”敌人没法，又把我转交给特务连，关在三楼上，每天由连长雷行忠的太太引我到司令部营业饭馆转三趟，认吃我饭的人中有无熟人。如此一连二十多天，每次我都是摇头，气得雷连长大骂不休。我觉得这样下去会出问题，便绝食。雷连长害怕了，赶忙回话说：“不出去可以，要吃饭，饿死了我拿啥向长官部交代！” 过了春节，枪声离延安越来越近，敌军很恐慌。又接连审讯了四五天，我只是呆坐不语。雷连长夫妇断定我成了傻瓜，我趁机也故意装傻。雷连长和太太一商量，便把我卖给一个饭馆的厨师老曾，并要老曾和他们一起监视我。一天晚上，雷太太来老曾家约我去看戏，我知道这是特务拉我到公共场所去钓鱼，装病不去。敌人恼怒了，又把我抓去关了起来。 得到解救 1948年春，形势剧变，敌人准备逃走，便把我们押上汽车南逃，走到崂山被我军截击，义退了回来。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敌炮兵团押我们步行南逃，沿途经常被我军阻击，敌军边打边逃，也不记得走了多少天，才到达洛川县吴家庄，我们被关在一户群众的窑洞里。 半夜时分，枪打得很激烈，窑洞外看守的两挺机枪不停地射击，只听得“轰——!”“轰——!”几声手榴弹爆炸，看守的机枪不响了。窑外高处传来解放军的喊话声“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随着喊声，一挺机枪又响起来。我见此景，便站在窑洞窗口大喊：“别打了，我们都死不了！”有个看守兵过来举枪要打我，另一个拦阻说：“到啥时候了，为自己留条后路！”又听得“轰——”的一声，关押我们的窑洞门窗开了个大窟窿。我猛地跑出去高喊“解放军下来吧！”接着从窑背上跳下几位战士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敌人投降了。一个解放军战士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回答：“是富县被抓来的区干部，叫乔桂英。”就这样，我们被救了出来，随解放军又走了一夜，到了洛川县城，我们被安排在县政府大院休息。 在洛川，我见到了黑水寺区救援会主任曹子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延安地区副专员）。曹告诉我：“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部队曾几次沿路截击搭救，都没有成功，主要是怕打起来伤了你们。”下午，曹子迁、王特派员和郭景龙县长还特地来看我，安排了我的生活，安排给我治伤。由于当时战斗频繁，我又被敌人折磨得伤病缠身，不能随队。经组织同意，安排我和丈夫老曾到黄龙县一边开饭馆维持生活，一边养病治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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