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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巧妙办结了一桩悬案，让任乃强赢得了土司的另眼相看，进而考虑把侄女嫁给他。不得不说，这是用才华换来的姻缘。 那么，所谓的“大盖喇嘛寺凶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话说，当年的瞻化县下辖四区，分别是河东区、河西区、上瞻区、下瞻区。其中，上瞻区，辖饶禄、甲孜、谷日、色威、桑口、哈洼、亚恩、东大盖、西大盖、日巴、沙堆、阿色领大等村。 瞻化县上瞻区的土司，名叫夺吉朗加，住饶禄村，辖地沿雅龙江而上，直达甘孜县界的沙堆村。沙堆村和饶禄村之间，有东大盖村、西大盖村，一百多户藏族群众居住在雅龙江两岸，他们一起供奉着一座红教喇嘛寺，是为大盖寺。寺主喇嘛名叫赤乃，一直以来，他都不服从土司的管理和统治。 土司夺吉朗加，有一个侄女，嫁给了大盖村一位男子。这男子仗着自己是土司家的亲戚，经常跟寺主喇嘛赤乃发生摩擦。 藏族有一个独特的节日，是为跳神节。跳神节在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届时，大小寺庙将分别进行“跳神驱鬼”活动，由喇嘛扮成神佛鬼怪，绕行寺庙，鸣枪呐喊除祟。这个活动，有除旧岁、迎新年的意思。
这赤乃也是一个狠人，在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的跳神节，假装有神附体，一通言辞，激怒众人，赶往男子家中，杀了人家全家，只留下土司的侄女，将其带入寺庙，幽闭了很长时间。后来，土司亲自过来说好话，才将这女子放回。女子回家之后，土司一气之下，将这个事情向县政府举报了。 时任县长张赐培，按照藏族的习惯，通知两边代表，在上瞻区找了一个地方说理辩论。 带去的工作人员中，除了翻译之外，还有一名“夷务委员”（县府办理夷务的职员），名叫工布汪青。这家伙原本是理塘县噶坝村的一个狡猾人物，因为犯下案件，逃到此地，谋取了这个职务，他略微懂得汉语。赤乃把工布汪青收买后，通过他向县长张赐培行赂藏洋一千元（约值大洋五百元），张赐培收了。但这个县知事在收钱之后，仍然判令赤乃赔偿死者家属人命银一百秤。 赤乃认为，既然现在县长都已经收了礼，那么事情就算是摆平了。对于赔偿人命钱的事情，他坚决不履行。死者家属到县政府上访。逼得张赐培派人带着拘捕令责成他必须赔偿。这家伙气势汹汹，调集兵马自卫，将县政府的官兵拒之门外。一时间，情况陷入僵局。
任乃强在甘孜实地调查时，已经听说过了这件事情，但并不知道县长张赐培收受了贿赂，只以为不过是寺庙的僧人在武力对抗官兵。到达瞻化境内之后，第一天住在沙堆村，第二天住在大盖台站。 赤乃听闻任乃强过来查办案件，特意托人送来了当地的土特产和食品，主动汇报说：“寺庙的僧人帮助地方政府消灭盗匪，而县长却认为他们杀害了好人，派兵前来征讨。僧人和当地群众表示不服，请帮忙做主。” 任乃强推辞了对方送来的礼物，建议他们写清楚事由，上报县政府。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后，在作处理。 第二天早晨离开，在饶禄村住宿。询问土司夺吉朗加这个案件，听出来土司打算袒护受害者家属（他自己就是受害者家属）。 第四天，任乃强到达瞻化县城。却发现这个地方实际上有县无城，只是在桥头修筑有一个大碉堡作为县衙，外面有汉族、藏族群众三十多户，总体上看起来像是一条小小街道。 县长张赐培亲自出来迎接，安排任乃强一行住进县衙。将案件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但并没有如实讲述自己收受贿赂、工布汪青以及相关背景故事。
不久，大盖寺的“夷禀”（之前任乃强安排提交的情况汇报）交来，翻译之后得知，内容还是自己在为民除害，立下了功劳，应当获得政府的奖励，而不是被惩罚甚至赔偿。这个情况汇报里面，照样没有提到贿赂的事情。 任乃强和县长张赐培商量，重新召集原告被告双方相关人员，在汝古寺（江干小寺，在大盖南二十里）说理。 时间一到，任乃强和县长张赐培一道前往，发现受害者家属在场，而寺庙僧人并没有前来。安排翻译催促，对方终于前来，却是百余人带着枪骑着马，气势汹汹，如同要打仗一般。 此时，任乃强正在寺庙至外散步，遇到了前来的这一伙全副武装的僧人。天上下着小雪，任乃强就在旷野中安排了座位，安排翻译对其进行一番严厉的批评：“我打着空手到这来，县长也只是带了十条枪，我们打算以理服人。现在已经查明，你们触犯了法律，县长的处理合法合规、合情合理。明天，我给你们双方讲清法律条文之后，打算略微减轻处罚。你们如果服气，这个案子就结了。如果不服，我就离开，换人前来断案。如果你们担心我将案件上报转交，打算杀我灭口，或者将我扣住不放，也随你们的便。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们人马众多、气势汹汹而有所迁就。” 赤乃听了任乃强的话，马上下马，跪在地上表示服罪。然后，带着他的人马，住进了附近的另外一处寺庙。
第二天，赤乃果然前来听审。 任乃强向赤乃讲解了汉族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分析了佛家的因果报应关系（藏族人讲究这个），提出将处罚由之前的人命银一百秤减少到六十五秤，并且允许对方可以用物品折价赔偿。 藏族群众的物价以“秤”为计量单位，每“秤”相当于银五十两。但可以用物品折高价用于偿付。比如，一铜锅的价值本来是银五两，却可以折算为银一秤或者二秤。具体的折算方式，由中间人确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伸缩空间，是为了防止由于超过对方的经济能力或者心理预期而无法兑现赔偿，所以实际上并不以银钱进行赔付。 这样的决定，赤乃等人表示没有意见，签订了同意书，约好第二天将相关赔偿物资上交县长，再转给受害者家属。案子完结，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殊不知，第二天并没有僧人前来赔偿物资。派人前往其住处打探，发现僧人、枪支、马匹等，都不见了，只是给翻译官留下了一个便条，上面写的是：“我寺杀匪有功，不能认罚。”这少数民族也太说话不算数了。 任乃强回到县府之后，县长张赐培发文，要求四土司联合出兵（当时的瞻化有上瞻、下瞻、河东、河西等四土司），结果只有上瞻土司派兵前来。其余三位土司都以各种原因表示拒绝。任乃强打算将这一案件交给军部处置。
在任乃强离开之前，上瞻土司夺吉朗加请他离开县府，安排他自带的翻译，拿出一件工布汪青给赤乃写的信函原件，上面说：“案罚勿承。委员不能调兵。寺送县一千元已交割了的（县长判的罚金你千万不要缴纳，任乃强委员无法调动武装力量。县长那边，我已经送了一千元办妥）。”就这样简单三句。 任乃强问：“这东西咋在你手中？” 翻译转达上瞻土司夺吉朗加的话：“工布汪青行贿给县长一千元，教寺僧不要执行官府的判断，而县长始终不敢强制执行。这个事情其实我早就清楚了。这次你安排双方在女古寺说理，我避嫌没有前往，我知道工布汪青也没有参加。我发现有大盖寺的工作人员经过我这，此人经常在工布汪青处走动，就十分怀疑。等他回来时候又经过我这，就请他留下喝酒。等他喝醉了睡下后，搜他的口袋，里面果然发现了工布汪青写给赤乃的回信，上面盖着工布汪青的印章。” 这个印章实际上叫做火漆印，当地人叫它“谛子”。铁质，把书信写好装入信封后，滴上融化的火漆，乘着火漆没有凝固前，盖上印章。看起来如同镌刻，表示没有拆封。
翻译继续转告夺吉朗加的话：“我的女儿曲梅折妈长于藏文，可以仿照工布汪青的书信和印鉴，另外原版模样复制一份，悄悄换过来。手中这份是真的，给赤乃那份是仿制的。因为太忙，他没有认真鉴别印鉴的真假。收到消息后，就悄悄跑了，没有执行县长的判决。你如不信，就用工布汪青盖在其他信件上的印鉴进行比对，一下就清楚了。” 任乃强把获得的物证带回县署，悄悄询问县长张赐培情况，他完全承认，自我解释说：“我原先以为这是当地办案的潜规则，哪晓得他这是在贿赂我……” 任乃强和张赐培商量之后，达成一致意见。将工布汪青引诱过来拘捕了，把他以前的信件以及印鉴找来，予以验证。工布汪青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表示无话可说。 工布汪青认为，自己多半被寺庙的僧人给出卖了，请求说，可以再次写信，劝说赤乃回来投案并赔偿。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打算由县衙的人交过去，内容是：“你之前所得的信是假的。我现在被抓了，请过来救我。” 任乃强和张赐培商量，将工布汪青打上一百大棍，要求他把“请相救”几个字删除。写好的信，让他自己找人去交。任乃强给工布汪青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哪个惹的事情哪个去处理。如果大盖寺的赤乃见到信不执行，把你左手给砍了。如果还是说不动，把你右手给砍了。”工布汪青吓得不行，只好照办。
崇禧土司等前来说情，任乃强坚持意见不变。又有夺吉郎加过来送礼，表示这个事情暂时不要追究了，任乃强十分生气，大骂一通，骂得夺吉郎加愤愤不平离开了。 到了约定要砍掉工布汪青左手前前一天，大盖寺的翻译过来，提出要按照判决对象赔偿。第二天，寺庙的僧人过来，表示在七天时间内全部赔偿到位。 这时，成都方面一直在催促任乃强尽快回去。任乃强只好在当天离开瞻化，前往理化。瞻化的老百姓听说大盖寺命案已经了结，十分高兴，前来送行的人，包括普通群众、寺庙僧人等，有一千多人。他们送别任乃强十多里路。多次劝阻，才返回。 任乃强离开时，瞻化县长张赐培前来请教，如何处置工布汪青。回答说：“等我到达理化之后，放了他。”殊不知，任乃强还没有到达理化，县署就已经派人骑快马送来张赐培的信件，说噶坝的土匪在任乃强离开瞻化第三天，前来劫狱，把工布汪青抢走了。现在要求做好沿途的戒备。搞得任乃强的所有同行人员都十分担心。
离开理化的时候，护送的士兵也没有及时赶来。按照行程，要通过噶坝后山和崇禧土司的官署。同行人员建议，不如先返回理化，等护送士兵过来再走不迟。 任乃强说；“这些藏族群众虽然比较凶横，但他们还是懂道理的。他们厌恶的，实际上是贪官。他们犯法弄权，我这有确凿证据。给我送礼行贿，我也没有收。我说的要砍手，实际上也没有做。他们应该是害怕见到我，哪里还敢加害于我？” 于是，继续前行，而且在噶坝后山住宿，居然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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