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关系论辩——以颜真卿书法为例

作者 杨吉平 杨潇宇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位旷代大师，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他不仅以书名世，其忠贞不屈的气节更为后人称道。他的伟岸人格是其书法得以产生和流传的前提，而书法又是其人格和心灵的迹化。

鲁公之书，无论是其楷书还是其行草书，都有一种端庄豪迈之气跃然纸上。他的楷书总是以正面形象示人，方正平稳，不同于魏晋以来楷法的欹侧之势，结体尽力向四周拓展，取外满之形，犹如人之正襟危坐，不怒而威，是庙堂之气的典范。他的行草书则风格多样，时而平和雅致，时而又酣畅淋漓，一改晋唐以降姿媚之习。总体来看，其书采用篆籀之法，融篆隶笔意于楷、行、草中，线条遒劲厚重，凝练迟涩，结字平稳端正，开创了二王之后的另一体系，影响十分深远。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鲁公书法的总体特征，那便是“正”字。“正”有平正、方正、不偏斜之意，从用笔上讲就是多中锋行笔而不以侧锋取妍，符合儒家中庸的审美观。清王澍《竹云题跋》评颜书：“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其指出鲁公之书拙朴、严正的特点。但是，这个“正”不是板正、毫无变化之意。相反，颜真卿之书达到了“正极生奇”的境界，即有不拘泥于法度之意。黄庭坚评《祭侄文稿》说：“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痛失至亲，悲愤欲绝状态下的血泪之作。文稿开头的叙事部分较为缓和，到中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悲痛渐生，直到最后“呜呼哀哉，尚飨”时情感难以自持。作者计日以俟亲人平安归来，但最后等到的只有侄儿季明的残骸，心中的愤恨、悲伤、无奈之情在瞬间喷涌而出。整幅作品墨色浓淡枯湿夹杂，多处增删涂改，顿挫纵横，一泻千里，可以说情感的宣泄大于理性的表达。董其昌《容台别集》说“鲁公书法郁勃奇宕，不似登善瑶台婵娟，姿媚自喜”，又说“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说明“奇”不以姿媚为美，又包含着险绝的审美特征。清王澍对鲁公的《祭侄文稿》《争座位稿》《告伯父稿》有评价，他认为“鲁公三稿皆奇，而《祭侄稿》尤为奇绝”。

“奇”和“正”是一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如果将“正”看作是对法度的遵守，那“奇”则是己意的表达。颜真卿之书既有对古法的继承，又融入自己的创新，变二王体系的内擫为外拓，融篆隶之意于笔端，以此来表情达意。如果说“正”是“质”的话，那“奇”则是“文”。

《论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文”与“质”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倡导者，颜真卿始终恪守着“文质彬彬”的文艺观。在他的文论《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中提到：“文胜质则绣其鞶帨（pán shuì），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讷不华，历代相因，莫能适中。”他认为，“文”与“质”不可偏废，“汉魏以还，雅道缺微；梁陈斯降，宫体聿兴”，几百年来，文学偏于“文”，应当以“质”来救之，做到“文质兼备”。文章如此，书法亦然，故鲁公之书少华饰，线条凝练质朴，如63岁时所书的《麻姑仙坛记》（图1），线条厚重，苍劲古拙，笔法圆浑，碑文多有篆籀笔意，结字重心靠下，古朴自然，康南海认为：“鲁公诸碑，当以为第一也。”

图1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拓片（局部）

由此看来，“奇”和“正”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明项穆《书法雅言》云：“书法要旨，有正与奇。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威仪，确有节制是也。所谓奇者，参差起复，腾凌射空，风情姿态，巧妙多端是也。奇即运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充分说明奇正相生，二者不可割裂的道理，正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在颜真卿之后的七百年间，最了解他的人就是傅山。傅山对鲁公的学习可以说是由人及书、由书到人，认识非常深刻。他在《家训·字训》中，对“奇”和“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奇巧”和“正拙”作为两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却也可以相互转化，“正极”则“奇生”。在这里，傅山将“正”和“拙”并列，表明了二者在意义上的共通性。“拙”来源于道家思想，《道德经》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拙”即是指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保持其本性，以此来达到“自然”的境界。引申到书法中，“拙”就是指质朴自然的书风，排除人工雕琢而一任性情的自然流露。

颜真卿书法体现了拙朴之美。在他的《与蔡明远帖》中，字的大小和章法皆顺势而为，用笔坚毅果断，整幅作品和谐统一，寓变化于平淡之中。《送刘太冲序》格调高古，用笔潇洒旷达，厚重磅礴，董其昌评之为：“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鹿脯帖》点画圆厚遒劲，气息连绵通畅，端庄古雅。《裴将军诗》采用楷行草间杂的“破体书”，劲健有力，有古拙之气、剑拔弩张之势。《祭侄文稿》的悲痛激忿，《刘中使帖》（图2）的畅快喜悦，《争座位帖》的愤怒怫郁⋯⋯无一不将情绪付诸笔端，自然流露于纸上。王澍在《论书剩语》中对“奇”和“正”的看法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束腾天潜渊之势于毫忽之间，乃能纵横潇洒，不主故常，自成变化，然正须笔笔从规矩中出，深谨之至，奇荡自生，故知奇正两端，实为一局。”指出“奇”和“正”不可分割，二者之间亦可相互转化，“正极则奇生”。

图2 颜真卿《刘中使帖》

在奇正关系中，“正”是“奇”的前提和根本，“奇”是“正”的结果，没有“正极”就没有“奇生”。因此，古人在学书时也强调从“正”入手，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认为“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正”不仅是对写字的要求，更是做人的准则，即所谓的“心正则笔正”。

颜书的“奇”与“正”统一于他伟大的人格中。颜真卿是一位忠臣烈士，他一生秉持“慎勿以书自命”的家训，发扬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身许国，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在安史之乱中，颜氏兄弟奋起反抗，联络各地军队合兵二十余万抵御安禄山叛军，致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战争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宦官鱼朝恩大权在握，专横跋扈，仆射郭英乂为讨好鱼朝恩，在两次集会上任意抬高鱼的座位，引起百官的不满，于是颜真卿写下了《与郭仆射书》这封书信来斥责他阿谀奉承的行为。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了他宦海的沉浮。代宗永泰二年（766年），为了反对元载专权，鲁公直言劝谏，写下《论百官论事疏》，劝说君主不要“自屏耳目”“倦于听览”，触怒权贵，导致自己长达十二年的外放生活。到了晚年，他明知卢杞派他招抚叛军李希烈是心怀叵测之举，却毫无畏惧，毅然赴死。

颜真卿为人忠贞坚毅，正气凛然，他的书作亦是如此，观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墨，是人书合一的典范。因此，作书以“正”为本，只有“正极”才会“奇生”，书之正来源于人之正、心之正，傅山所说的“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亦是这个道理。古语有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颜鲁公正是这样一位为坚持正义而不怕死的志勇之士，不懂得这一点，欲得鲁公之法便是痴人说梦！

颜真卿楷书《放生池碑》方严正大，朴拙雄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