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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清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属双峰县荷叶镇）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家境较为宽裕。 曾国藩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八岁时考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从翰林院庶吉士起步，十年七迁，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位列晚清中兴名臣之首。曾国藩创立了湘军，除了帮助朝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更在治家、治军、治国等方面有重大建树，影响深远。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署内猝然去世，终年61岁。一场隆重的丧事随即展开，先是浅葬（暂厝）于长沙金盆岭，最终安息在长沙坪塘伏龙山。这是因为曾国藩生前并没有选定自己百年后的安息地，在去世后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曾家亲朋也未能在他的故乡湘乡县境内选定一致认可的好地。本文试述其落葬府城长沙始末。 一、生前未确定葬地 当曾国藩年事渐高时，曾委嘱弟弟曾国荃在曾祖父竞希公墓地周围为其择卜一块位置，但不巧祖坟范围内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倒是他父母的墓地附近有一处，但空间太小，除非将父母的棺冢往外移动一下，就能空出一大块地来。曾国荃表达了此意，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认为不可以让父母的魂灵受扰。 清同治三年六月初三日（1864年7月6日），曾国藩在回复李续宽的信中，就其为李续宜物色葬地事宜有所表态：卜地之事，自宜审择。德门忠孝友悌，积厚流光，定有佳城以待卜兆。将来余庆方长，曷任企祷。这可以视为他自己对待身后事的一种思考。 清同治十年（1860年）三月，老友冯卓怀（字树堂，长沙人）来到江宁的两江总督署，自他们在祁门发生不快后一别已有十多年，两人的友情恢复如旧。冯氏对曾国藩说：“人上了年纪，当为百年后着想。我今将去上海等处为吴竹如（即吴廷栋）相择阳宅阴地，等八九月到湘乡二十四都（即曾国藩老家）等处，为中堂大人也预卜一葬地。”曾国藩默许了他。 同年八月，冯卓怀曾两次去湘乡觅地，据郭嵩焘的日记记载，他一共在湘乡物色了十二处地方，并逐一绘图说明，与曾国荃、郭嵩焘商酌。随后，郭嵩焘随他于九月二十日（11月2日）三赴湘乡。 两人乘船于二十二日（11月4日）下午抵达湘乡县城，径直往城东的东台山，住凤凰古寺（现已复建）。东台山海拔323米，自古为湘乡名胜之山，古人形容其为“东台起凤”，故又名“凤凰山”，是古湘乡八景之首。 冯、郭两人在东台山实地看了两天，郭嵩焘得出了“三善”“三疑”的结论，意思是有三个优势，也有三个不大确定的地方，尤其是地势太过险峻。 勘查至九月二十五日（11月7日）结束，两人仍坐船返回长沙，分别致信曾国藩，曾国藩就此复信冯卓怀，对他的极力推荐谈了具体意见： 惟《图说》中关系文风一层，鄙意亦以为疑。盖此地既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诡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由于冯卓怀、郭嵩焘都认为东台山上是一块事关一县文运的好地，曾国藩认为如果他自己占据了，肯定有碍湘乡大众之利益，更不利于一县之文运昌盛，所以他决定舍弃，愿意在其余十一处地方再加物色。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东台山确实是一处好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湘军宿将刘锦棠、陈湜等率士绅在东台山下建造东山书院，不久又改为新式学堂，培养出了毛泽东、陈赓、谭政、萧三等杰出人才，现为湘乡唯一的国保文物单位。
（图为湘乡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景） 二、遗嘱中未作交待 曾国藩的湘军统帅生涯中，曾三次遭遇重大危机，他都曾立下遗嘱。 第一次是兵败靖港时初立遗嘱。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刚率湘军东征就遭遇不利，兵败靖港，在铜官渚投水欲尽，幸被章寿麟奋身相救。退驻长沙妙高峰后，他悲观到了极点，写下遗疏、遗嘱，决计再度自尽。恰在这时，湘潭传来了部将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反败为胜，士气大振，曾围藩也就打消死意。当时，他立下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 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敛途费外到家后不可剩一钱，概交粮台。 这个遗嘱中强调的是速送灵柩回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葬身之地。 第二次是祁门被困后再立遗嘱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曾国藩被困于安徽祁门县城。二月，景德镇被陷，祁门大营粮路隔断。三月，曾国藩亲至休宁，督攻徽州城，不克，仍回祁门，誓以身殉国。他寄信与儿子纪泽、纪鸿交代后事：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本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忧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此信被视为曾国藩的遗书，不厌其烦地千叮万嘱，不但重申了“八本”、“三致祥”，还再次提及祖父的不信地仙之说，仍只字未及自己的葬身之地。 第三次是办理“天津教案”前立遗嘱。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教案”。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法国传教士等二十人被打死，中国教民被打、被杀三四十人。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曾国藩在保定督署接到谕旨，令他去处理“天津教案”。他在赴津之前，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了下长信，安排身后诸事。其中着重强调：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叶落需归根，曾国藩不但要求灵橛返湘，还提出求兵护送，显示他此时对自己身后之事开始有所重视。 “天津教案”处理完毕后，曾国藩得到的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窘境。精神悒郁使他的病情加剧，身体每况愈下，回任两江总督后不多时即去世。 曾国藩这三次所立的遗嘱，虽然都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葬身之地，但是他因受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影响，对于谋取地脉自有一番见解：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责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应也。 言下之意，富贵与成名都不是他为自己寻求百年佳壤的前提。
三、亲朋继续多方觅地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曾国荃已经在湖南忙着寻找吉壤了，他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先“遍历湘衡局势”，并结合曾纪泽“附省百里内外”的考虑，尽量扩大范围多走、多看。由于见过了太多近城的名墓被兹扰现象，因此曾国荃倾向于选择僻乡，除外图安稳之外，一是杜绝子孙“市井之习”，二是尊者逝者生前“不忍轻去梓乡之意”，这个考虑也与曾纪泽兄弟“宜在衡云湘水清峻之处”的最初想法大体相符。 经过“屡遇五风十雨，踏遍万水千山”近一月的奔走，曾国荃大体在衡阳、衡山、湘乡各选了一处地方，准备让曾纪泽兄弟最终选择。他在书信往还中，唯有三月二十二日（4月29日）谈到登湘乡第一奇观“天圫仑”，为吉地已经被伤损而遗憾不已。由此推测，他所初定的几处地方，可能都不甚满意。 曾国藩的灵柩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1872年6月23日）运至长沙。六月初五日（7月10日），曾国荃会同郭嵩焘等前往金盆岭查勘曾国藩暂厝之地，此处离城仅十里，与城南书院也紧邻，大家都感到满意。十四日（7月19日），曾国藩暂厝于此。五个月后，曾纪泽专程回湘，此行是继续为曾国藩觅地，他把大致过程写入了日记。 十一月初九日（12月9日），他一早从岳父刘蓉府上（今娄底市南郊茶园镇儒介冲，当时属湘乡四十乐善四十都）出发，坐轿走小路到壶天十八都（今为湘乡市壶天镇山坪村）蒋府，蒋府的主人蒋凝学，是湘军宿将。用地图粗略测算，蒋、刘两家相距约37公里。 刘蓉于次日赶来，翁婿一道到附近的文公山实地察看，这个山名至今仍在。至于勘察情况如何，曾纪泽没有透露。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节还没过完，曾纪泽和曾国荃再次回到了湘乡。初八日（2月5日）早早从县城出发，中途住宿一夜，于次日行抵碧溪十六都（今湘乡市翻江镇）蒋益澧府上临时落脚。蒋益澧也是湘军宿将，蒋凝学的族侄，官至广东巡抚，此时已经辞归乡里，此日恰好外出。在上年十二月十二日（1873年1月10日），曾纪泽已经在长沙和蒋益澧会面两次。 这次他们到一个叫“五龙冲”的地方看地，但是没找到具体的穴位，只好仍回蒋府。约晚上八九点，刘蓉也从娄底赶来了。初十日（2月7日），三人再到五龙冲看地，午饭后又到文公山看地，再至蒋凝学府上拜访并留宿。 曾国荃和刘蓉先后到场会商的这两处地方地也属于冯卓怀预选的地点，离新建不久的府邸荷叶二十四都富厚堂上百里之遥。 曾纪泽从五龙冲回到富厚堂稍事休息，随后程回长沙。这次他走的是翻越铜梁大山，铜梁山位于湘乡南部，为当时湘乡与湘潭两县的界山，是曾家人由陆路前往湘乡县城的必经之地，紫竹林是其中一个山峰，那里离富厚堂20余里，他顺路到紫竹林一处庵堂附近看地。 同年六月十二日（7月6日），曾纪泽趁回富厚堂祭祖之便，再至紫竹林，与刘蓉的长子伯固“看地良久”，种种迹象表明，这处曾国荃初选的地方是曾纪泽最为钟意的，先前文公山和五龙冲的地显然已经被否决了。 十月初四日（11月23日），曾纪泽接到了刘蓉于初一日（11月20日）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他再次匆忙赶回茶园刘府，处理完丧事后，先至富厚堂，接着于二十一日（12月10日）上午再至紫竹林，“画定山穴”，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决定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曾国藩的正葬之处了。 同治十三年二月（1874年3月），刘蓉将要正式安葬的前夕，郭嵩焘专程到刘蓉家中吊唁，他用日记记录了这次悲伤的湘乡之行。作为曾国藩、刘蓉的至交，郭嵩焘曾多次去湘乡，而本次只剩下了他形单影只，不久后他作为大清国首任使臣出使英国。 二月十六日（4月2日），郭嵩焘先于刘蓉出殡前到其墓地牛头山（今湘乡市栗山镇白竹村）察看，随即前往20里开外的铜梁山紫竹林，即曾纪泽选定的墓址一看究竟。 郭嵩焘来看墓地的时候，曾纪泽因刘蓉出殡在即而没有同往，从郭嵩焘现场察看的情况来看，曾纪泽已经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郭嵩焘有一定的堪舆造诣，实地验看后，他对曾家叔侄选中的紫竹林这处地方很不满意，让人把意见转达曾纪泽。 郭嵩焘离开后的第五天即二十一日（4月7日），刘蓉正式出殡下葬。二十五日（4月11日），曾纪泽再到紫竹林，亲自监督劳工挖开土层，发现下方有大量“嫩石”，为葬墓所忌，随即决定放弃。至此，曾家人最初的想法都未能得遂，剩下的选择就只有长沙周边了。
（曾国藩墓地照片） 四、尘埃终于落定 纵观曾国荃、曾纪泽叔侄与刘蓉、郭嵩焘的觅地经过，如果不是势非得已，那么曾国藩的安息之地必定是在湘乡的铜梁山。铜梁山地处湘衡之交，是曾国藩及曾家人出行的必经之地，曾国藩咸丰八年六月结束守制奉命援浙时最后一次翻过此山，山顶的休息亭至今还存有曾国藩的题联，曾纪泽也有咏铜梁山的诗作，他们对此山情有独钟也属必然。而长沙作为省城与府城，也算是泛梓里之地了。因此，曾国藩的墓地最终选定在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之阳的狮子峰。 确定伏龙山葬地的时间应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1874年）之后。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10月8日），曾纪泽在离开南京前往京城的途中得到欧阳太夫人已于八月十三日（9月23日）去世的噩耗，于是匆匆折返长沙。 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坐轮船到坪塘，“相度曾文正公葬地，登主顶望之，全山形势俱见，亦不可多得之地。”这就意味着，曾国藩在长沙的葬地也要抓紧定夺了。 早在曾国藩的棺木暂厝金盆岭后，郭嵩焘便在日记中提到曾国荃为继续找地，专门致信广东，邀请一个叫“汤神仙”的堪舆大师来长沙，坪塘应就是在这个“汤神仙”的参与下选定的，所谓曾国藩生前就属意该处可能并非事实。 同年十月初六日（11月14日），曾家正式启动坪塘伏龙山墓地相关准备工作。 三十日（12月8日）正是大雪节气次日，曾国藩的棺木从金盆岭起出；十一月初一日（12月9日），灵柩抬行6里，至湘江边的南湖港登船，随即顺流而下，停泊于长沙大西门，接受各界的吊唁。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1日）辰初出殡。次日，曾国藩夫妇的灵柩到达伏龙山上。 至此，历经两年零九月的漫长等待之后，一代名臣归于尘土。 距今近150年的这次风光正葬，奠定了曾国藩夫妇合葬墓园现今的格局，虽曾多次遭盗墓者光顾，但没有造成严重破坏，目前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距坪塘镇中心区约4公里，距离长沙市城区潇湘大道、绕城高速、岳麓大道三干线主匝道约为2公里。墓园原先建筑规模很大，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八大部分。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糯米汁封死，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附碑均为龙纹浮雕。 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有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
清代笔记小说《眉庐丛话》载： 曾文正尝自言：“百岁之后，墓碑任人为之，唯铭词则自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作者况周颐感叹： 文正斯言，可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矣。命者，转移运气者也。运气者，命之否泰之所流行也。凡人智慧具足，事理通达，假我斧柯，乌在弗能展布者。 曾国藩将自己的一生作为归于运气所赐，或是对一生向内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深刻总结。而自撰墓铭之想法，无非是觉得最了解他的人还是他自己。千秋功罪，也至今难有定论。 回望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1858年7月17日），曾国藩记道：自家起程，行七十里，至歇马宿。他这一去，便再未归来。 将近十四年后的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72年4月12日），曾国荃夜歇歇马店，给曾纪泽兄弟的信中写道：知汝先考毕生为纯儒、纯臣之心迹，亦大著于天下万世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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