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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南战役，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歼敌90余万，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 一支解放军部队行进至川滇黔边区时，突然被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拦住。他们声称自己是红军，正在等周恩来归队的命令。 抗战全面爆发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琼崖纵队和东江纵队由于远离主力，只能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战士们并未听说过其他地区还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不由得对这些人的身份产生怀疑。但农民们纷纷要求见首长，并表示周恩来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 为何在川滇黔边区会有一支遗落的红军，长期未与组织联系他们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游击队找到解放军 中央直接领导的400多壮士1935年初，在遵义得到短暂休整的中央红军决定从泸州上游北渡长江，与在川西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敌军似乎看破了红军的意图。川军派8个旅一面沿重庆至宜宾的长江两岸布防，一面尾追红军。滇军3个旅朝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中央军薛岳兵团也由贵州向川南追击。 红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杠坡与川军打了一场恶仗。川军指挥员是外号“莽娃”的郭勋祺，所部战斗力极强。加上红军情报有误，低估了敌军兵力，未能突破敌军防线。 红军撤出战斗后被迫向西转移，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在滇西北的扎西（今威信）集中。但依然摆脱被动状态：一是敌军重新集结兵力向扎西扑来；二是在长征途中，红军伤亡较大，伤病员多，战斗人员不足，影响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中央在考虑如何迎敌的同时，不得不对部队进行整编，大规模地缩编了部队，将多余人员充实在战斗连中。 据时任红三军团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被调到通讯班当班长，一开始想不通，但到班里一看，其他9名普通战士都曾当过连长。可见缩编力度之大。 在缩编的同时还要考虑伤病员的安置，贸然抛下伤病员势必将他们置于险境，必须要派出一部分兵力保护照顾他们。于是中央决定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川南特委和游击纵队，由中央直接指挥，并明确其任务：
从中央苏区到长征，战士们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亲密同志，谁也舍不得离开谁。对指挥员来说也是如此，抽调他们仅剩不多的兵，更如同在身上剜肉。 除了感情因素外还有现实原因，谁都知道离开主力部队意味着什么。将近4万人的红军主力尚且难以在敌人围攻下立足，留在敌后的少部分游击兵力更难以生存。 但站在大局考虑，如果不这样做，全军便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革命有失败的危险。彭德怀忍痛割爱，不仅抽出了自己的爱将红六师政委徐策，还抽了300多名战士。再加上中央保卫局第5连，总共400多人，组建了川南游击纵队。 纵队的指挥机构为：政委徐策，司令员刘干臣（原新编师师长），参谋长曾春鉴（原补充二师师长），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原八军团民运部长） 1935年2月10日，周恩来出席了游击纵队成立大会。长征中的周恩来留着大胡子，连日的转战让他面容消瘦，显得有些憔悴，但眼神中仍然透露出坚毅的目光。 他用沙哑的声音，站在国家兴亡的角度向大家阐明了组建游击纵队让大家留下来的原因，并郑重地承诺：“分别只是短暂的，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将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归队。” 说完，他还站起来庄严地向在场人员敬了个军礼。 大家被周恩来的真诚感动，畏难情绪也被融化，会场顷刻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请周副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呼声久久地回荡在会场上空，宛如当年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慷慨赴死的壮士。  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战争刚刚开始，司令员叛变了成立不久，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叙永县，与另外一支游击队合编。由王逸涛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委，人数达到700人。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堵，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忽左忽右、忽南忽北，几次渡过赤水河，完全打乱敌人计划。最终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从川南游击纵队组建到中央红军突围长达3个月时间，为了配合主力行动，他们虚张声势，编造了多个番号伪装成主力部队。为最大程度上牵制敌人，他们必须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 游击队先是朝川军老巢宜宾、泸州、重庆等城市进攻，迫使川军回防。接着又向贵州的遵义、贵阳等城市出击，迫使贵州敌军不敢轻易远离老巢。如果有滇军和中央军追击中央红军，他们便袭击敌军后方补给线，最大程度扰乱敌军。 此外，游击纵队所到之处还宣传革命思想，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惩治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爆发。 红军主力突围后，敌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游击纵队身上。老蒋严令川滇黔三省加紧“会剿”，同时动员了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的民团，开展拉网式清查。 游击纵队面临的形势越来越艰难。先是组织部长戴元怀在川南兴文县一次战斗中牺牲，接着司令王逸涛叛变投敌。 王逸涛其实是红军中资历较老的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朱德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如果论资排辈，他很可能成为陈赓那样的大将。 但此人是个投机分子。他曾被派去地方领导游击工作，每次遇到挫折便抛下队伍回老家躲避。后因遭到国民党追捕，才不得已带着拉10多个族人上山打游击，并发展到百来人。 红三军团长征进入叙永县时，发给他50支步枪，4挺重机枪，并派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游击队。王逸涛却数次向红三军团诉苦，提出要跟主力部队走，在耐心劝说之下才答应留下打游击 由于有军事经验，与川南游击纵队合编后，王逸涛还被委以纵队司令职务。敌人重兵“会剿”刚刚开始，王逸涛的妻子被逮捕。加上生存环境太过艰险，王逸涛意志动摇，旧病复发，公开叛变投敌。 王逸涛叛变后，带着敌人抓捕地下党员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员，对游击区和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到解放后，他仍组织土匪武装与人民对抗，后被活捉，经公审后枪毙，落得可悲下场。  长征中的红军（剧照） 为完成任务，主要领导前赴后继地牺牲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战士们，在政委徐策带领下他们与黔北游击队合编，改称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刘干臣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委。 不幸的是，在7月的一次行动中，游击队遭到敌人伏击，经过一天激战才突出重围。政委徐策在战斗中受重伤，为避免拖累部队，他命令警卫员将自己放下。最终徐策被敌人杀害，另有两百多名战士伤亡，战后游击队仅剩600多人。 余泽鸿接替了政委职务，部队化整为零，编为三个支队，继续在扎西、镇雄、叙永一带活动。因得到老百姓支持，很快又发展到一千多人。 这一次敌人调集了20多个团共6万余人的正规军，以川军潘文华、郭勋祺、陈明谦为主力，对游击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跟踪追击。形势对游击队极为不利： 其一、敌人调动的兵力是游击队的60余倍，其中不乏潘文华、郭勋祺这样的名将，不论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远远胜过游击队。 其二、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游击队缺乏粮食弹药和人员补给，随着伤病员的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和灵活性进一步减弱，无法与敌人周旋。 其三、游击队中大部分为政工干部，王逸涛叛变后，缺乏科班出身的军事指挥员，导致在后来的战斗中出现了一系列错误。 战斗至1935年底，游击队仅剩百余人。随后又在四川古宋县西北遭到伏击，部队被打散。政委余泽鸿不甘当敌人俘虏，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职。突围的战士重新集结起来后仅剩20多人，由刘复初接任政委。 游击纵队决定分成两部分活动： 司令员刘干臣带10多人在古宋一带隐蔽待机，但不久由于行踪暴露遭到地方民团围捕，刘干臣负伤后选择不当俘虏，毅然自杀殉职。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县政府门前的大树上示众。 刘复初带着10多人进入兴文县的连天山休整，这也是游击纵队最艰险的时刻。敌人用两个团包围连天山，天天用机枪进行火力搜索。当时正值冬季，山上下起了大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忍饥挨饿与敌人周旋。 刘复初后来回忆，干部们有吃和穿的总先让给战士们，还带头放哨、侦察敌情，使大家极为感动。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同志们之间相互关爱。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捕，敌人没有发现游击队员的身影，才撤回城市。敌人一走，刘复初便带着游击队员下山活动，招收了一批新战士，同时随着伤病和失散归队，部队又发展到200多人。  游击纵队活动时留下的标语 尚未恢复元气的游击队再次主动击敌1936年初，游击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总结了过去失败的原因和经验。决定开辟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避免与敌人拼消耗。会议还决定由刘复初担任纵队政委，龙厚生担任纵队长。 不久，游击纵队得知长征中的另外一支红军——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为了掩护他们行动，尚未恢复元气的游击纵队毅然担负牵敌任务，主动向川南和黔西北一带川军发动进攻，使其不敢贸然追击红军主力。 战士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也必然会招致敌人报复。但他们始终牢记纵队成立时，周恩来交待的使命，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任务。 红二、六军团派阮俊臣领导的200多人的部队前来与游击纵队会合，合编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由阮俊臣担任司令，刘复初担任政委。部队声势大振。 在四川珙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击溃国民党县长刘长治率领的县警备大队和四川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俘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这些行动，不仅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而且造成了很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在游击纵队的工作下，川军一个连起义加入了游击纵队，一些绿林武装也愿意接受游击队的改造。部队再次壮大到一千余人。 考虑到长远发展，纵队还抽调了得力干部，分别前往川南、云南、贵州发动群众，组建游击支队。 果然，在红二、六军团离开川滇黔北上后，敌人抽调重兵发动了第二次“三省会剿”。 由于远离红军主力，孤军奋战，游击队始终难以摆脱被动局面。面对十多倍敌军的围攻，他们不停地转移难以得到休整，伤病员不断增多，缺药少粮，许多战士倒在了伤病肆虐之下。 1937年1月，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艰难转战了3个多月，最终还是被敌人打散，几乎全军覆没。 司令员阮俊臣只身前往贵州寻找贵州游击支队，战斗至1940年最终被敌人抓捕后杀害。政委刘复初在战斗中受伤，隐蔽治疗时被叛徒王逸涛搜捕关押。直到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出面才将其保释出狱。  刘复初 游击纵队的几任主要领导，除王逸涛叛变外，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加上人员伤亡过大，再也没能有人重新组织起游击纵队。当初游击纵队发展的三个游击支队却仍然在坚持战斗。 贵州游击支队在阮俊臣、赵文海的带领下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坚持战斗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敌人调动重兵对贵州游击支队进行“围剿”，支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川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5年，最终因为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而告终。 云南游击支队在殷禄才和陈华久的领导下坚持到战斗1947年，国民党调集整编79师及边区十多个县数万地方武装前来“会剿”。殷禄才、陈华久和一百多名战士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云南游击支队在敌后坚持战斗12年后，结束了光荣历史。 虽然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但仍有部分战士分散隐蔽潜伏下来。当得知解放军逼近大西南后，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找出当年隐藏的武器，继续发动群众与敌人斗争。 这些老游击队员熟悉当地地形和民俗风情，后来在西南剿匪作战以及发动地方民众等工作中又做出了很大贡献。  游击纵队活动范围 尾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战斗历程是无比悲壮的，因为一句命令他们前赴后继地牺牲，堪称现实版“集结号”。 抗战爆发后，组织曾派刘复初去联络这支游击队，因故未能实现。他们远处国民党牢固控制的大西南，而且在敌人不断的围攻下四处隐蔽，因而难以与中央恢复联络，大部分人未能等到归队的命令。 游击纵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担负了过重的任务。他们人数最多时也仅仅千余人，但为了最大程度上牵制敌人，却常常伪装成主力主动击敌，这些举动无异于“自杀式攻击”。 但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为了完成使命保全大局，即便是牺牲也义无反顾。尤其是当部队被打散，又壮大，接着又被打散，但却没人忘记自己的使命。这种对组织高度的忠诚，和大无畏的牺牲让人无比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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