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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提起柳传志时期联想集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家“夫妻店”：柳传志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他的妻子龚国兴则任财务总管，掌握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被人们称为联想集团的“财神奶奶”，是名正言顺的联想集团的老板娘。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财务，每一个企业财务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柳传志所做的一些事情自然是不想被外人知道，所以干脆就让自己的妻子担任财务总管，这才是最稳当的人事安排。这样一来，联想集团实际上就成了家族企业，就成了正宗的“夫妻店”。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家“夫妻店”的“经营”情况，就要首先了解一下这对夫妻的精彩人生。 柳传志与龚国兴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同班同学。该校原系军校性质，他们1961年入校，1966年毕业。说起他们的恋爱经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他们在大学时，龚国兴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不少同学的倾慕对象，但军校读书不允许谈恋爱。临近毕业，柳传志写了一封情书，而且规定了暗号说，如果愿意做朋友，就在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第二天，柳传志遗憾地发现，龚国兴并没有佩戴毛主席像章。但是，洗碗的时候，龚国兴给他了一个纸条说，这个事情，用像章表示不太合适。于是，他们俩人便越走越近。  柳传志与龚国兴 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任实习研究员。1968年，柳传志和龚国兴被安排到了珠海白藤农场参加劳动锻炼。那时的珠海就是渔村，农场条件相当艰苦。在艰苦的劳动中，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1969年，两人在农场举行了婚礼。 1970年，柳传志夫妇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当时的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夫妻俩人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两口子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小屋，那是机房里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再后来，计算所造起了一排自行车棚，大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把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篱笆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宿舍，就这样，柳传志夫妇有了这个12平米的新家。 后来，柳传志随着一双儿女的出生，岳父岳母和外甥女也住了进来。屋内实在无法安身，于是，他们从外面偷来几袋水泥，又在门口搭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厨房。 在这个家，当时住着7口人，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还不够，有的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在这里，他们住了13年。  柳传志一家人 或许是抱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柳传志和龚国兴在1984年计算所成立公司时，在其他人都不愿离开体制的时候，他们俩人却成了公司的第一批创始人，成为加上后来加盟的倪光南共12名成员之一。 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联想在改制变性中，他们个人占有了联想的大量股份，先后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百亿万富翁。再后来，整个联想就成了“夫妻店”，都成了柳氏家族企业。此时，柳家已经富可敌国，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们早已实现了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他们是幸运者。 至于柳传志与龚国兴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操控企业，在他们两口子的密切配合下，是如何把这个正宗的国有，逐渐变为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这里不作评判。这里只介绍一下龚国兴是如何配合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上市过程中，动用国家给联想的3000万专项外汇贷款，并与柳传志弟弟柳传民遥相呼应、共同操弄，使违规违法变成了合规合法，最后导致总工倪光南告状失败的精彩戏法。 这里为了说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补充点背景资料。 大家知道，联想集团1984年成立时名称叫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计算所公司”，后以倪光南发明的“联想汉卡”为名称，正式改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北京联想”。是中国科学院属下的全资国有公司，100%控股。 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是计算所业务处处长王树和。1986年，王树和调回院里工作后，柳传志接替总经理。柳传志接任总经理之后，即开始了国变民的演变。  柳传志与龚国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于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民营性质的北京联想子公司，名称叫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最初的设计布局，采取3：3：3制的股份结构，即由柳传志代表国家科学院主持的北京联想、由他父亲柳谷书代表国家贸促会主持的中转公司、由港商吕谭平等4人新建的私营导远公司各占33.3%。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借着北京联想微机总代理的身份，很快实现了上市。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后来的经营管理交给港方总经理吕谭平负责，结果造成了近2亿元的巨额亏损，香港联想面临倒闭退市的风险。就是在这样的情下，为了保住香港联想，柳传志采取了两项挽救办法：一方面，将北京联想的良性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也就是倾注北京联想的资产和信誉在香港联想二次上市。另一方面，进行大规模增资扩股。而增资扩股需要资金，于是，柳传志就打起了国家通过中国银行贷给联想用于发展技术产业的3000万元专项外汇贷款的主意。但使用这笔资金是违规违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妻子龚国兴，作为联想的财务总管，就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下面就来看看他们夫妻俩人是怎么操作成功的。 按照公司财务程序，动用这么大一笔国家专项外汇贷款，是必须要上董事会的。但上了董事会，肯定是通不过的：一是数额太大；二是借款方是一家毫无经济偿还能力的香港私营公司；三是这笔贷款用途上专门写明“只能用于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况且那时候国家外汇非常紧缺，是不允许挪作它用的。 所以在1993年6月14日的董事会上，柳传志只是通报了中国银行这项专项外汇贷款的事，并在会上还口口声声提出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但只字不提香港联想上市以及借钱给香港导远公司的事情。 但是仅仅过了14天，即6月28日，柳传志越过董事会，主持召开了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3000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中的1270万美元转给联想在香港新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北明公司”，再由北明公司分别转给旗下的南明公司增资扩股和借给港商导远公司“负债持股”，并且使导远公司持股比例大幅上升，一跃成为了第二大股东，占股43.3%，从而使公司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切程序都无障碍通过，也只有柳传志与龚国兴的配合操作才能不留痕迹。此事过后也末向董事会报告，香港联想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也未说明港商增资持股的全部资金来源。  柳传志与龚国兴 而作为公司实际“二把手”的总工倪光南，后来是到香港时才知道的情况，经过一番了解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觉得问题严重，才开始向上级举报柳传志的。但由于龚国兴在北京的操弄和柳传民在香港的操弄，使这笔挪用专项外汇贷款问题，变成了合法合规，这也正是倪光南后来告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龚国兴的位置何等重要，她的作用何等之大，她的手法何等之巧妙。不仅使丈夫柳传志免除了牢狱之灾，也使联想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机难关，再后来逐渐变成了家族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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