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儿在沪探亲三天后，即回京工作。后来，几乎年年同上海探亲，看到我从瑞华公寓八楼搬到二楼，又从瑞华公寓搬到黑石公寓四楼，年年都搬家，房子越搬越小，东西越搬越少，知道我一人工作要照顾四个儿女，经济负担很重，就表示也想尽一点做大哥的责任，为母分忧。 1952年二女大中到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一切学习、生活费用都是昌杰承担。后来他对陈姓四个弟妹确也很重手足情谊，四个弟妹也始终把杰儿当亲哥哥一样，尊敬他、依恋他，彼此相处非常融洽。文中的调皮还促成了一段好姻缘。 1953年，昌杰被组织上派遣到南京邮电学校（现为南京邮电学院）学习，对班上女同学徐淑琴有爱慕之心，但又难以启齿。淑琴祖籍宁波，虽然生长在北京，却也有亲戚在上海，正好寒假昌杰回沪探亲，所以两人一起到上海来。昌杰请她到黑石公寓做客，在院子里遇到文中和他的小伙伴们，文中调皮地喊：“宛昌杰的女朋友！宛昌杰的女朋友！”那些小伙伴们也追着他俩又喊又笑。昌杰当时很着急，不好发脾气，又生怕淑琴生气。但一看淑琴虽然很窘迫，满脸通红，但脸上还带有腼腆的笑意。嘿！有门了！信心大增。 1956年，他俩毕业后，几经波折，终于喜结良缘，成为患难与共、相需以沫的好夫妻。多少年来，陈、黄两家亲友到北京都要烦扰他们，因昌杰、淑琴都烧得一手好菜，我们戏称他家为 “宛家饭店”。 我考虑，必须为杰儿申请取得烈士子弟身份，这将对他在政治思想上提高认识和健康成长大有好处，亦是对逝者、生者应尽之责。于是就撰写了“宛希俨同志回忆录”呈报中央。经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审阅后，转给了中央组织部，昌杰的烈属身份得到确认。另外还给我寄来六十四元稿费。 1953年夏，喜讯又到：二儿贺平将由陈赓同志带到北京与我相见，住在新华招待所。我赶紧请假赴北京。这是我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去北京，因杰儿尚未结婚成家，住的是集体宿舍，故我只好下榻于棉花胡同二十四号阿英同志家。阿英已由天津市文化局长调北京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因昌杰1953年秋季就要去南京学习了，所以我想请阿英任大中的监护人。 是日，正值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抗美援朝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满城红旗飘扬，车站上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阿英派车到站相迎，司机手持一块上面写有“欢迎慕兰同志”等几个大字的木牌，非常显目，很快就相认并送我到阿英家中。他们夫妇俩热情款待，令我终生难忘。 母子重逢，看到贺平也是身长玉立，言谈笑貌酷似贺昌，想到贺昌英年早逝，真是悲喜交集。平儿说他记得1938年秋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贵夫人带了许多礼物来澳门看他，卢家的人告诉他是姑妈。他好喜欢这姑妈，但是她却眼泪汪汪地匆匆而去。他一直希望她能再来看他，但一直没有音讯。问卢家的长辈，姑妈为什么不再来。他们说：“只要你听话，好好念书，她会来的。”曾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的柯麟帮助中组部找到了他。平儿原从其义父姓，名卢子平；此时已复姓归宗，改名贺平，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读书。 平儿说卢家义父母及祖母对他均爱如亲生，卢彪另外又抚养了一位烈士的遗孤，革命友谊，情深似海。 江西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设在香港的南方局机关亦遭破坏，卢彪与党中央的交通联络中断，他将活动经费买了些布匹等物资，在澳门开了一爿布店作为掩护隐蔽下来。后来与潘汉年接上关系，他在澳门开的布店就成为我党地下交通联络的一个海外据点。柯麟仍以儿科专家医生身份任镜湖医院院长，掩护这个地下交通据点。吴德峰对我说起过，后来新的地下交通点、线的建立，亦系贺昌当年南方局的老部属所为，想即指此而言的。 一天，刘少文、阿英和全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等老战友陪我同游天坛，我曾当面问过翰笙同志：“王新衡在离开大陆前对我说起过，一次他在飞机场看见你，明知你是化名行动秘密登机，却故意将帽子拉拉低，装作未看见你，存心放你马。此事是真的吗？” 翰笙说：“这是他们（指军统方面的人）存心为自己留条后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另一天，孙晓村夫妇到阿英家里来看我，正好刘少文和贺平同在阿英家进晚餐。原“牛尾”成员中，除少文悉我与贺昌的姻缘并留有遗孤之事外，并未将此事向其他成员公开过，甚至1942~1944年被捕在狱中受审讯时，我也只说去曾家岩“八办”询问宛氏遗孤下落，连敌人也不知道我还有与贺昌这段姻缘。而今系陈赓将军亲自送二儿来京认母，此事自然可以次第公开了。 “牛尾”的老友们又再次为我母子重圆而热烈庆祝，但他们也只能知道，1931年我与贺昌分襟后，已然“脱党”，只因仍积极支持革命事业而再度接近党的外围关系，并不知我是受党的布置，有意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团结社会各界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后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骨干，从中起着桥梁作用。 此中内情，只有少文、阿英、叔厚等极少数几位同志和中央高级领导知道，而我则严守党的纪律，一贯内外兼顾，而又内外有别，自己心中有数而已。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我的党籍问题迟迟未恢复，但是许多党内老同志、老领导还是记得我的。在沪时，有一天，熊瑾玎同志的夫人朱端绶在机关里见到我，拉住我悄悄地问：“你就是黄慕兰，当年贺昌同志的爱人吗？”我因忙于工作，许多事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只是点点头笑笑就走开了。 1953年我去北京时，见到当时在救济总会任职的熊瑾玎、朱端绶、伍云甫等老同志，因已知我就是当年的黄慕兰，均对我十分亲切，倍加礼遇，并且一直送我到大门外。特别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来上海，通过与救总分会的联系安排，在下榻的宾馆与我相见，亲切地向我致谢致敬，感谢我当年通过特殊营救工作，使她得以获释出狱的情谊。 我心中十分感激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和慰问，对她谦逊有礼说：“一切营救工作，都是党组织领导安排的，我个人只是做了应做的事，又何谢之有呢？” 1952年，正好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李兰天来沪，收集上海 在解放前和沦陷期间以及孤岛时期在我党领导或影响下进步文化的宣传资料，并持夏衍写的介绍信来见我，要求开启以志皋之弟陈廷骧的名义在通易公司立户、实为阿同志专用的一只大型保险箱（其中有抗日救亡运动大量文献和宣传资料等文物档案，还有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文稿）。 因钥匙已遗失，无法开箱，乃按照法律规定，会同法院和人民银行，共同破箱取出。当时人民银行存有记录，李兰天亦写有收据的。此外，我还给李兰天提供了阿英同志风雨书屋的资料和《每日译报》、《译报周刊》，以及当年秘密翻印送给新四军的毛泽东《论持久战》单印本，还帮助他收集齐全六十年来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申报》、《新闻报》，均运送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 此次（1953年）在京期间，邓颖超大姐令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因病正住院就医，无法接见我，有事可直接向恩来同志汇报请示。我考虑恩来同志日理万机，不便前去打扰他，就写了一信呈他：“感谢中央对我的关怀，而今内外债务已清理毕，我曾致函劝告志皋归来，当然是出于我之私心，他却固执己见，似有成竹在胸，此中详情当由少文同志代为上达。我已与宛、贺遗孤团聚了，甚感党恩深重，友谊绵长，殁存感激，无可言宣。可喜小儿女均学习努力，堪慰垂廑。我只十天假期，如有佳音，当即汇报。”阿英同志看后，还为我在信上补充了几句话。 当时我并未将自己的党籍问题烦扰领导，因为我想，有的人挟私怨不承认我的党籍，我就从头再来过，我可以用我自已的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入党，决不让人再说我“攀高枝”，凭借领导对我的信任来压制他。我因假期已满，就离京返沪，一心勤奋学习，埋头工作，未稍松懈。 自1950年以来，我曾屡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和领导、群众的关系都很好，孩子们也用功学习，和志皋亦保持通信联系。我认为这是一段安定团结的愉快生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