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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极的方式自如进退 ——周禄丰著《战安庆》读后随感 文/杨之藏 衡阳市区有一地名叫“演武坪”，据说是曾国藩在衡阳兴建水师操练之所。至于曾国藩为什么会选中衡阳作为兴办水师之地，最初我并不知晓，直到读了这本《战安庆》，方知原来曾在长沙办团练，为湖南官场所排挤，后才选择了衡阳。  曾国藩是个个性倔强且立有大志的人，他曾立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早年在湖南官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以一己之力，重建游戏规则。以士绅组局，以书生统兵，怀抱满腔热血，勇往直前。但“并不是有殉道者的勇气，无畏地做正确的事，就一定会获得成功。”曾国藩的这种个性，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磨砺。被人搅局，当众受辱。 曾国藩虽然饱受挫折，但他却越挫越勇，“不诉苦，不求饶，倔强地把所有的坚持都深藏在心里，即便一时无力还击，只能吞下委屈隐忍不发，但依然故我。”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到湖南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周禄丰在《战安庆》中，描绘并分析了曾国藩创建湘军及带领湘军打下安庆，彻底消灭大平天国的这一过程，期间多有纵横向的分析。对于人物，能够知人论世；对于战局，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能够见人之所未见，论人之所未论。 对于曾国藩受排挤前往衡阳创办湘军，他说“唯有对自己卓越的才能和独特的价值有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才可被称之为骄傲。” 对于湘军建军过程中的第一次分裂，他认真分析了王鑫和曾国藩的个性和心理，认为王鑫急于建功，擅扩湘勇，挑战了湘军的指挥权。曾王两人性格不合，曾受谗言，对王有所顾忌，湘军基业狭小，为保证事权专一，下级绝对服从指挥，曾绝不允许王成为统兵数千的“副帅”。从而导致王鑫率部投于湖南巡抚骆秉章麾下。作者认为这时候的曾国藩胸怀还不够宽阔，处事还不够圆融。 曾国藩学会进退有据，处事圆融，是从1857年白杨坪丁忧守制悟道之后开始的。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这一年，他47岁，不得不离开军营，回家为父丁忧守孝。就在他丁忧期间，咸丰皇帝宣布解除了他的兵权。这时候，他四顾茫然，觉得举世皆与自己为敌，意志消沉，甚至形容自己是“数着日子等死”。后来经好友欧阳兆熊、曹耀湘推荐，阅读“黄老道之书”，观湘水潮起潮落，而悟到“上善若水”之玄妙境界，最终跳出功名利禄圈子，从宇宙的维度来看待世事，以恬淡冲融的态度来重新看待人生，心态放松了，处事也就更圆融了。 曾国藩号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之首。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均受其提携。周禄丰在著作中少不了对曾、左、胡三人进行对比分析评论。他认为曾虽以血性、公义名世，却仍免不了牟取私利，道学家的面孔下总藏有几份人欲。胡林翼以玩弄权术著称，本人却大公无私。左宗棠虽多次嘲笑曾国藩，既可能是左的执拗性格使然，也可能是湘军集团内部蒙蔽皇帝的障眼术。 周君评论：“古往今来的大事业，都是少数英雄带着大多数凡人做成的，如果要每个同僚都是圣贤，那天下哪还有可以共事之人？君子之间也常政见不合，纵然满朝文武都是君子，也需要相互妥协、调和矛盾，才能共举大事。哪能遇事不顺，就刚强到底，寸步不让呢？”深以为然。  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进退，以辛酉政变为分界线。在辛酉政变之前，咸丰皇帝还在，虽然对他有所猜忌，但总体上还是支持他的。朝中重臣肃顺可谓曾国藩的伯乐，一贯支持他们的行动。因此这时，他急切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期待能够手握重权，统兵百万，扭转乾坤。谁料咸丰皇帝热河病故后不久，就发生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杀，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作为曾与肃顺交往密切的军中要员，此时又手握重兵，身任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务，怎不担心功高震主呢？在看到肃顺倒台后，肃党被逐一清算，曾国藩方萌生退意。 但是他的退出与别人不同。他并非撒手不管，也并非大包大揽。他的办法是多扶植几个军头，以分湘军之势，造成几个派系相互牵制的局势，以安朝廷之心。 此后，方有李鸿章的淮军名扬天下，方有曾国藩的守终正寝。 《战安庆》；周禄丰著；岳麓书社2022年8月第1版；8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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