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列宁：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是现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根本转折点

昵称45199333 2022-12-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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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德米特里·特列宁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发文，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在俄乌军事冲突之后出现的“断裂式”转折进行了分析。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注：本文俄文标题为“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как переломная точк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文章特地选择使用了“перелом（断裂）”一词，应有其特定含义，与俄文“Поворотный пункт（转折点）”不同，后者含义为仍有回旋空间，可以转身返回出发点，重新再作决定，而前者则意味着所发生的一切具有不可逆性。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断裂并不是突然出现的。2000年代中期，莫斯科致力于以大国身份融入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这一政策至少是需要调整的。2010年前后，在“重置”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口号下进行的调整尝试，以失败告终。2014年乌克兰危机彻底埋葬了俄罗斯融入西方社会的想法以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计划。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破裂后，持续恶化。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制裁、政治竞争、信息战将过去的伙伴关系扭转为对立关系，许多人将其与 20世纪下半叶的对抗进行类比，称之为混合战争。2022年2月，混合战争加入了军事色彩，对立演变为对抗——如果说到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之间的冲突，目前为止还是间接的。目前的状态完全破坏了伙伴关系的遗产，毁灭了最后的希望。断裂已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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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开启了俄罗斯内部发展的全新阶段。国家的边界、人口、经济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动向、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等等都在发生变化。“第一版”俄罗斯联邦已经结束，国家正在向新的型态过渡，其轮廓已经开始显现。就其规模和意义而言，外交政策方面的变化无法与国内的巨大变化相提并论，但对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其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外部条件的根本变化，也就是游戏目标、任务、战略和战术的变化。以下就是一些最重要的转变。

即使与2014-2022年相比，在新的环境中，俄罗斯面临的是一个政治上动员的西方集体。乌克兰战争开始后，说英语的国家、欧洲、亚洲盟友向美国聚拢的程度前所未有。不仅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采取了尖锐的反俄立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在西方没有盟友，甚至没有能够扮演中间人、“翻译”等角色的对话者。欧洲多个中立国家纷纷改变中立立场，中立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是已决定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还有奥地利、爱尔兰，甚至包括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瑞士实际上也加入了反俄联盟。梵蒂冈也站在联盟一边，该联盟由全球约50个国家组成。

诚然，西方国家未能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孤立俄罗斯，但他们却能够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为自己谋利。利用控制这些机构的优势，西方国家成功获得了支持反俄决议的多数票。其结果是，莫斯科积极参与创建并长期发挥主导作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将上述组织视为公正国际秩序的基础，但这些组织被重新定位，开始反对俄罗斯。甚至俄罗斯代表实际参与这些组织的论坛也取决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决定。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受到攻击，通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问题来规避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俄罗斯领导人指望将核威慑作为国家切身利益免受外部侵犯的保证，目前来看仍具有局限性。俄罗斯总统关于西方国家干预乌克兰冲突将面临最严重后果的警告，并没有阻止美国和北约国家积极有效地参与武装和训练乌克兰军队，实时向基辅提供情报信息，大规模的财政、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已是事实上积极介入冲突的行为，只是未向乌克兰派遣本国军队。而且，俄罗斯官方关于俄核潜力、战略核力量演习的声明被西方演绎为莫斯科准备发动核战争的证据，并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然而，矛盾的是，这场信息战并没有在西方引发公众对核威胁的抗议以及对停止军事支援乌克兰的支持。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公众意识中存在的恐惧因素实际上已不再发挥重要作用。北约与超级核大国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在美国和欧洲已不再被认为是现实危险。原因很明显：俄罗斯领导人对美国或北约国家发动核打击的决定被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这种决定无异于自杀，而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影响有限，反而会使俄罗斯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此外，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系统性炮击，没有得到西方社会的任何反应。乌克兰的行为不断被违反常识地掩盖，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实际上也在掩盖将欧洲核安全置于威胁的一方，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对俄罗斯的挑衅并不止于此。除了乌克兰和西方可能挑起的“脏弹”事件外，还存在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挑衅的危险。叙利亚战争的经验以及西方国家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完全控制造成了真正的挑衅威胁，以栽赃陷害俄罗斯。另一个严重的潜在危险是，乌克兰可能炮击北约国家领土或军事设施、平台（飞机、船只），并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2022年11月在毗邻乌克兰的波兰领土上此类事件已经上演。此类挑衅的目的可能是将冲突升级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已被破坏。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战始于2014年，此后不断加强，2022年已升级为全面的经济、货币和金融战争。其结果是，莫斯科自苏联解体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所遵循的地缘经济模式被打破，该模式的最重要部分——与西方主要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关系的破裂。俄罗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冻结和没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私人资产，事实上，完全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交易体系之外。俄罗斯不仅失去了中央银行一半的储备，而且还失去了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因此，不要再指望西方经济玩家出于自己的利益，会减轻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

对莫斯科来说，更大的失落是与欧洲能源关系的破裂。能源关系俄罗斯领导层建立并培育了50年，包括在冷战期间，是俄欧关系稳定的保证。俄欧关系与美国关系最大的不同在于，俄与美之间没有类似联系。俄罗斯想方设法试图树立欧盟国家超级可靠的能源供应商形象，而且出发点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具有商业优势。莫斯科的许多人希望俄罗斯的能源武器——一个气阀——能够阻止欧洲与俄罗斯决裂。这个算盘也落空了。欧盟决定放弃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煤炭，并对天然气进口实施限制，逐步放弃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断开了俄罗斯和欧洲最重要的物质纽带。2022年9月对“北溪”管道的破坏已成为关系崩溃的象征。

因此，“北溪”事件对于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德俄伙伴关系的加速瓦解。俄德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二战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惊人的——没有任何制度整合——和解，以及苏联在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中的作用。莫斯科和柏林的关系再次变得敌对：在德国公众意识中，落后、反动和侵略成性的俄罗斯形象正在迅速恢复，而在俄罗斯公众意识中，以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画面为背景，希特勒入侵的记忆再次变得现实起来。俄德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恶劣关系符合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将成为未来欧洲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是对俄罗斯对手和此前中立国家的考验，也是对莫斯科正式盟友和一体化伙伴的考验。这种考验暴露了一些无法公开表露的真实。俄罗斯联邦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的所有盟友中，只有白俄罗斯站在莫斯科一边，并提供了实际支持。所有其他盟友及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合作伙伴都采取了中立立场。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并利用莫斯科专注于乌克兰的时机，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多样化，并继续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这种形势使俄罗斯面临着未来如何处理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结盟和一体化问题。

俄罗斯无法迅速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使得许多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

这一变化，不仅使欧洲人从对核武器的恐惧下解放出来，还使欧洲人摆脱了过于关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困境，并推动他们从西方集体的物质和道德优势角度对俄罗斯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

当然，特别军事行动首先是对俄罗斯自身的考验。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一系列突出问题，包括：政治和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武装力量的训练、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问题，包括工业在内的国家动员准备问题，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问题，部分精英和社会行为问题。综上所述，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解决之前，既疏远了与盟友的关系，又会刺激俄罗斯的对手设定更坚定的目标，即通过造成俄罗斯战略失败，导致其政权更迭，对俄罗斯进行非军事化（包括无核化）、地理和政治再格式化、再教育和精英更迭，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边缘化，直至“最终解决俄罗斯问题”。

在地缘政治出现严重的激变、挫折和裂痕背景下，俄罗斯国际地位最重要的利好因素是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立场。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寻求巩固主权并增加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了形式上的中立立场。某些情况下，伊朗和中国的立场显然是亲俄的或明显是对俄友好的；但在所有情况下，土耳其作为北约和美国盟友，其立场客观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拒绝加入反俄制裁的国家群体（尽管他们部分支持谴责俄罗斯行动的政治决议）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世界多数派。当然，这个多数是异质的，个别国家的利益迥异，与俄罗斯联邦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各不相同：其中包含各种困难、矛盾甚至竞争。但总的来说，世界多数派已成为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资源。苏联在冷战期间没有如此强大的潜在资源。

回想一下，莫斯科当时不得不花费资源并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将东欧国家拉入自己的轨道，只有两个国家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工业和技术潜力。而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曾是苏联的对手；印度只是建立了现代重工业基础；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是美国的盟友，之后它则把苏联和美国视为“撒旦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在南翼遏制苏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是华盛顿的忠实盟友；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是与南部非洲亲苏政权不宣而战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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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俄罗斯外交政策来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完全不是没有希望的。已没有回头路可走。或者说，理论上还可以投降，但即便如此，仍不可能使俄罗斯回到2月20日或2013年。这是通往国家灾难、可能的混乱和无条件丧失主权的道路。如果我们想既避免投降，又与外界保持高质量高水平互动，那么我们行动的总方向只能是向前。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解决乌克兰问题。

我们必须研究当前冲突发展的所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战争的失败和敌人的实际胜利必然引发动荡。的确，俄罗斯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战争，例如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导致了内部改革和下一步发展。从失败中也得到了其他收获。《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挽救了布尔什维克政权；《里加和约》结束了不成功的苏波战争，稳定了新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西部边界；为芬兰战争胜利付出的超高昂代价，是对卫国战争胜利的第一贡献。然而，当前情况下，那些希望重演1855-1856年（译注：克里米亚战争）的俄罗斯人应该永远记住1916-1917年的悲剧。

然而，避免失败并不意味着获胜。在前线“冻结”军事行动意味着莫斯科承认其无法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即道义上的失败。而且，这种“冻结”只会是敌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的一次喘息，敌不会放弃自己的最高目标。然而，这一方案极有可能，据判断，有关各方正在研判这一方案。

第二种方案是战略成功。这里我们有意没有使用“胜利”一词，因为在1945年之后的国内集体认知中，“胜利”意味着敌人的惨败和完全无条件投降。就乌克兰局势而言，战略成功是指俄罗斯控制乌克兰的整个东部、南部和中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仍然不受俄罗斯控制，原则上也不可能融入俄罗斯文明空间。西部对于俄罗斯文明来说是异类，是不稳定之源。

事实上，因此形成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译注：历史上，乌克兰前身为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位于现在乌克兰的西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的据点和西方存在和影响的桥头堡，但这个据点和桥头堡不再有严重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极端势力。俄罗斯在乌克兰政策的整体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所控领土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以此来巩固军事成就。这一方案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多年的不懈努力，虽然会有大量的牺牲，但这一方案从战略上讲是有利的。

乌克兰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并不意味着确立在欧洲东部的稳定地位。西方将持续从欧洲的几个方向对俄罗斯施压。除了仍然是主要痛点的乌克兰之外，还有白俄罗斯方向、德涅斯特河沿岸方向、加里宁格勒方向和高加索方向。为了生存，莫斯科将不得不加强其从北极到黑海整个西方地缘政治线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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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试图退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保护其核心安全利益，俄罗斯实际上被“踢出”了该秩序。面对全球动荡，不仅在地缘政治领域，而且在地缘经济和军事领域，俄罗斯不再有任何利益或特殊机会来维持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地位。作为1945年建立秩序的支柱和守护者之一，俄罗斯如今已转变为一个战斗的国家，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身份，为了建立一个不由一个国家享有霸权地位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新角色，与革命俄罗斯的角色有交叉，但又不同的新角色。学会在“剧”中成功扮演这一角色并不容易。

向新的世界秩序过渡将花费很长时间，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结果。截至目前，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世界多数派国家正在适应国际秩序的调整，并没有要打破该秩序进而建立一个新秩序。然而，这种形势是变化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将对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形势下，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提是俄罗斯经受住了与西方的艰难对抗。此期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是矛盾的，“混合的”。西方的密集孤立将伴随着与世界多数派国家的积极合作以及与其领导人的走近。

从逻辑上讲，俄罗斯的“贱民”地位意味着莫斯科不再与再次成为对手的前伙伴建立关系。

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双手的解放：只有当俄罗斯放下武器以示忠诚地坐在他们身旁时，情况才会更糟。

例如，值得重新考虑对战略稳定的态度。这个概念并不等同于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更不是与华盛顿签署的系列协议和条约。俄罗斯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在各个领域开发自身潜力，与美国签署的条约，如果有的话，只能成为这种潜力的补充。鉴于双方之间的高度不信任，这是具有条件性的。还需要认真审议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任何情况下，俄罗斯不会像美国对伊朗和朝鲜那样行事。

更令人感兴趣和富有成果的是与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前景。在新环境下保持战略稳定，需要与中国更密切接触，与印度进行深入对话。从现在开始，能源安全问题必须以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消费国，土耳其作为新兴天然气枢纽，在石油市场问题上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国家共同解决，在天然气问题上与卡塔尔共同解决。俄罗斯食品的主要消费者主要是中东、亚洲和非洲国家。在技术领域，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合作伙伴。

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和双边关系框架内，俄罗斯需要在货币和金融领域建立过渡国际秩序的要素，以摆脱美元的霸权地位；在技术领域，加强国家主权；在媒体领域，限制英美媒体的主导地位。从构建过渡国际秩序基础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是加强非西方国家的国际组织，提高其效力和影响力，以及在整个欧亚大陆、中亚、高加索和里海、波斯湾等地区建立区域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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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