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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享有20世纪“书坛泰斗”之誉，其身后有数量可观的名人书信传世。
这些书信，涉及当时包括学术界、文学界、科学界、艺术界、教育界在内的众多领域的知名人士、艺术大师和知识精英，如苏步青、童第周、商承祚、裘锡圭、谢稚柳、启功、夏承焘、黄宾虹、徐悲鸿、赖少其、傅抱石等，是兼具艺术性和史料性双重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沙孟海书学院藏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名人书信，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出沙孟海的人际网络，更为我们深入研究沙孟海与20世纪名人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992年10月10日10点10分，沙孟海仙逝杭州。
纵观沙翁一生，学富五车而根源有自，年高德劭而虚怀若谷，于古文字学、历史学、金石考古学、训诂学、书学、印学等领域无不通达，更以近一个世纪的广泛阅历、学问造诣和艺术锤炼，为当代书坛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沙孟海的一生如同他的时代一样，曲折而复杂。
1922年后，他离开家乡，几经辗转于名人荟萃的上海、杭州、广州和南京等地，鸿雁传书，广交名流，积累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名人书信。
1996年4月，这批书信随同沙孟海遗留的作品、文稿、图书一并被捐献给了国家，分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和沙孟海书学院。
2014年，恰逢全国可移动文物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笔者目睹了一通通业已泛黄的书信原件和一个个光烁千古的名字，对馆藏名人书信进行了系统有序的拍照、整理与登记。
经整理与统计得知，沙孟海书学院馆藏名人书信共计109通，写信人共计93位，包括苏步青、童第周、商承祚、裘锡圭、谢稚柳、启功、夏承焘、黄宾虹、徐悲鸿、赖少其、傅抱石、王蘧常、郭若愚、胡厚宣、徐森玉、徐邦达、章士钊、容庚、郑逸梅、陈梦家、马衡、莫朴、陆维钊、易忠箓、潘伯鹰、赵朴初、张宗祥、方介堪、朱复戡、陆俨少、施蛰存、郑振铎、吴泽等等。
他们因各种机缘与沙孟海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在沙孟海的人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从时间上看，这些书信时间跨度大，几乎贯穿了沙孟海一生的前后不同阶段；
从篇幅上看，多以几十字至百余字的短信为主，文风简练，自由直率；
从数量上看，来自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书信居多，共63通，约占总数的67%；
从次数上看，童第德写给沙孟海的书信最多，共6次，紧随其后的是张原炜（5次）、蔡哲夫（4次）、杨贻诚（3次）、徐悲鸿（2次），其余88位每人各一次；
从籍贯上看，浙江籍的有以王蘧常、徐森玉、裘锡圭、陈梦家、马衡、汤国梨为代表的47人，江苏籍的有以谢稚柳、闻宥、郑逸梅、柳诒徵、王个簃、朱屺瞻、徐悲鸿为代表的15人，上海籍的有郭若愚、徐邦达、艾中信、陆俨少等4人，这三个地区的人数（66人）占总人数（93人）的比重超过了70%。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曾在《中国思想史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是否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1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对这些文本内容进行筛选与运用，并提取出有效的史料和相关资讯。
否则，没有经过筛选的大量叙述家常与礼节问候的书信，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真实的语境外，无法呈现书信作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的研究意义。
本节结合书信的应用功能，从沙孟海书学院馆藏的109通名人书信中遴选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文本内容，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书信作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寄托了美好的夙愿。
从总体上看，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仰慕与感佩。
这些书信往往体现的是友人对沙孟海的景仰和敬佩之情。
如《胡厚宣致沙孟海书》写道：
“先生不但为当代书法大家，而且博学淹湛，拜读之后，深为佩服。
”这通书信是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在拜读完沙孟海新出版的著作《沙孟海论书丛稿》之后，为表达对沙老的钦佩和感激之情而写的。
如《谢稚柳致沙孟海书》有云：
“多年不相见，每从友人处得见法书，健笔纵横，于以前老而益壮也。
”谢稚柳，是闻名遐迩的书画家、鉴赏家，眼力敏锐，功力深厚。
“健笔纵横”和“老而益壮”八个字，既准确地概括了沙孟海书法艺术的风格特征，又流露出对孟海先生的殷殷之情。
又如《郑逸梅致沙孟海书》中曰：
“顷蒙惠翰……并承指出拙作《朱复戡传略》之谬误，尤为感佩，俟日后纠正是幸。
”郑逸梅，乃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曾在香港《大成》杂志，月撰人物掌故一篇，连续八年不断。
所记之人皆为艺术界名流，朱复戡便是其中一位。
沙老在得见郑氏撰写朱复戡的这篇文章后，致函并指出了文章中的谬误之处。
这通《郑逸梅致沙孟海书》表达的便是郑先生为沙老的直言不讳而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意。
再如《丸山正雄致沙孟海书》言道：
“在这些书法册中，我和朋友们最欣赏是您的这些碑与帖，这是我十分欢喜和感激的回想啊！
”丸山正雄，是日本知名动画制作人，亦擅书法与篆刻，曾与沙老在西泠印社有过一面之缘，对沙翁雄强浑厚的书法和谦逊有礼的举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沙老又多次寄赠作品集予他。
这通书信，便是丸山正雄收到作品集后，抒发对沙老的欢喜和感激之情。
这样的内容不胜枚举，如《小林斗盦致沙孟海书》《青山杉雨致沙孟海书》《蒋维崧致沙孟海书》《王蘧常致沙孟海书》《黄宾虹致沙孟海书》《柳诒徵致沙孟海书》等等，不一一详述。
二是学谊与友情。
这些书信反映的是同门之情与道义之交。
如《徐邦达致沙孟海书》写道：
“星期六去医院奉访……未能相晤，至憾至怅，此日想已离院，本应再度走谒，实以炎暑体乏，……如稍凉，当即驱车耳。
”徐邦达与沙孟海都是浙江人，早年先后投师于赵叔孺门下，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寓沪期间，两人往来频繁，茗坐清言，常达深夜。
关于两人的交往，鲜有文字记载。
这通简短的书信，或可为这一段艺坛佳话作一佐证。
又如《郑振铎致冯宾符书》一例，这通书信虽非写给沙孟海，但信中内容记述了郑振铎邀请冯宾符、沙孟海和沙文汉三人到其宅中赴宴的往事，他说：
“仲足兄，明天下午六时，请和孟海先生及文汉先生同到敝宅喝酒闲谈如何？
”沙孟海与郑振铎年龄相仿，且知识的兴味也颇为相投，醉心于历史考据和训诂之学。
这些共同的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友谊，建立了浓厚的交情，如手如足，不拘形迹。
登门造访、书信往来和著述刊布是沙孟海那个年代谈艺论学的三种主要方式。
受交通和成本所限，通过书信进行学术和艺术的交流，又是学人之间最为普遍的方式。
馆藏名人书信中，有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如《施蛰存致沙孟海书》里讨论了关于“西湖投龙八简”的年号问题。
施蛰存，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于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
他在信中对新出土的“西湖投龙八简”的年号问题提出了疑问：
西湖投龙乃有八简之多，殊出意外。
旧时所出太湖龙简，用宝正元号。
此西湖龙简中，不知有无用吴越元号者？
抑用干支纪年，或用中原元号？
此事犹欲知之。
关于这个问题，沙孟海收悉之后，立即查阅资料，遂致函回复，解开了施老的疑惑。
《沙孟海全集·书信卷》中收录了这通书信，信中写道：
“前谈唐代投水府银简，查是开元二十六年戊寅物，敬以复闻。
”2然施蛰存所问乃“西湖投龙简”，何以在沙老的回复中改称“投水府银简”呢？
收录的另一通《沙孟海致施蛰存书》道出了其中原委：
前谈杭州、无锡出土钱氏投水府银简……旧题为“投龙简”，细阅全文，实是投水府，附言“金龙驿传”，每件皆然。
西湖湖底同时出土金龙一条，纯金铸成，并无文字。
可知投的既有简，又有龙，是对水府告文，不是对龙告文，所以改题“投水府简”为宜。
寥寥数语间，沙老不仅考证了“投龙简”与“投水府简”的差别，及时纠正了谬误，亦流露出虚心严谨的学术态度，无愧于学人本色。
1987年，沙老撰写了《吴越钱氏投水府银简》一文，更详细地论述了相关内容。
又如《陈梦家致沙孟海书》里探讨了关于“大盂鼎”的命名问题。
1849年出土的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前1003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直以来，学界为区分“小盂鼎”，即称之为“大盂鼎”，相承已久。
陈梦家，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由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
其间遍访散落坊间的青铜器，一心寄托于西周青铜器的学术研究上。
他在给沙老的信中对“大盂鼎”的命名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大小盂鼎之大小，非由于鼎之大小，实际上由于字之大小。
相承已久，故如此称之，实际上应改为“二十三祀盂鼎”。
他的观点是大盂鼎和小盂鼎的区别并不在于鼎之大小，实际上在于鼎内铭文之大小，故而“大盂鼎”应改成“二十三祀盂鼎”为妥。
陈梦家还在信中向沙孟海打听了有关新出土文物的资讯，他问道：
“听说你们掘到新石器时代竹编物，不知有照片否？
很觉新鲜。
”体现了陈老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的治学精神。
再如《尹石公致沙孟海书》里谈论了关于《宣示帖》宋拓本的收购问题。
史学家尹石公，1949年后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文物征集工作，与时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的沙孟海常有业务工作上的往来和交流。
他在信中言道：
关于《宣示帖》拓本一节……原石传出葛岭，金冬心诸家题跋并无可疑……若不过贵，无妨收之，不知湖上诸老以为何如耳？
这段短小精悍的文字，却包含着极大的信息量：
一是道出了《宣示帖》宋拓本的版本线索；
二是判断了该拓本的真伪问题；
三是提出了合理的收购建议。
我们知道，《宣示帖》宋拓本的版本繁复程度毫不逊色于《兰亭序》。
根据尹老给出的“原石传出葛岭”线索，可知信中提及版本乃“贾似道刻本”《宣示帖》宋拓本。
笔者梳理了《宣示帖》“贾似道刻本”原石的历史流传，简而述之。
《宣示帖》是锺繇的书法代表作之一，真迹早已于世无觅。
所幸书圣王羲之曾临摹了一个版本并一直流传至南宋，被当时的权相贾似道从内府中强取豪夺，据为己有。
贾似道得到《宣示帖》后，遂请来高手匠人，将其勒刻于石。
贾似道死后，王羲之临摹的《宣示帖》亦下落不明，然宋代刻帖原石却被深埋于杭州西湖葛岭贾氏旧宅地下得以保存。
到了明代，原石出土后为一寺僧访得，桐乡汪援鹑即以湖田半顷的代价换购此石。
汪氏好友金农遂于此石碑面刊刻题跋。
此后，原石几经辗转归民国时期镇江陈渭泉玉塔山房收藏（著名的西泠印社《汉三老碑》亦为陈渭泉旧藏）。
尹石公在鉴别拓本中金农等诸家题跋后，认为“并无可疑”，故推断此“贾似道刻本”《宣示帖》宋拓本确为陈渭泉玉塔山房收藏原石之拓本，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建议沙老“若不过贵，无妨收之”。
上述三通书信，真实地记录了沙孟海与友人们谈艺论学的有关情况，将他们如何进行学术探讨和艺术交流的具体过程娓娓道来，闻者有幸，如沐春风。
以“谈艺论学”作为旨趣，也成为了沙老和20世纪名人交往的坚实基础。
馆藏名人书信中有不少恳请沙孟海题书的内容，包括题签、题碑、题额、题跋云云，这些书信大多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
此时，沙孟海的书法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渐臻“人书俱老”之境界，于西泠印社、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亦担任要职，名满天下。
对于所欠的“雅债”，只要身体允许，沙老总是义不容辞，欣然接受。
从这一通通人事请托的书信中，不仅能够看到友人们对沙孟海的信任与冀望，更反映了他们对沙老艺术造诣的肯定与景仰，这也愈加让人敬佩沙老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关于请沙老题书的书信，试举三例述之。
如《黄源致沙孟海书》中，叙述了作家黄源为好友周而复请沙老题签的事情：
“著名作家兼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同志，恳请题签'周而复书屈原离骚’八个字，刊于封面，并且署款盖章，务请赐书为感。
”沙老欣然应允。
周氏收到作品后，为表示感谢，随即致函一通给沙老。
这通书信也收藏在沙孟海书学院，信中写道：
“承蒙为仆书法作品选题签，业已收到，特致谢忱。
”如《苏步青致沙孟海书》记述的是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请沙老题书之事：
顷受温州大学之托，拟请您老人家为其法国华侨林昌横先生捐赠温大一幢2000平方米教学楼题书……如蒙惠允，则恩感如同身受矣。
这通书信是苏老专门委托温州大学马汉臣老师赶赴杭州面呈沙老的，足见其对沙老的敬重与感激。
又如《戴家祥致沙孟海书》一通，是关于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戴家祥请沙孟海为其业师王国维之墓题写碑记的事情，信中写道：
业师静安先生，1927年自沉身亡。
是年七月，葬于清华东侧七间房。
1960年1月，清华大学扩建校舍，将其墓地圈在校里，并为迁葬在“福天公墓”，但是墓地并无一点标志。
王师后人和北京市文物局商洽结果，允许王氏子孙树立一座墓碑，公家可以出钱。
至于碑文写作，统由王师后人设计。
我考虑当代学人，书法艺术负有时望者，当推公为鲁殿灵光，敢为乞请。
一为王师留下永久纪念，二亦考虑到“艺以人重”是历来评艺标准。
……如何之处，统希面告雪克同志，拜感无既。
驰誉中外的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于1927年自沉身亡，被葬于清华大学东侧七间房。
1960年，清华大学为扩建校舍将王国维之棺木迁往京西福田公墓。
迁灵后的25年时间里，竟迟迟没有为其立碑，以致“墓地并无一点标志”，令人扼腕。
直到1985年，王氏子孙和北京市文物局商洽决定为其树立一座墓碑，便委托戴家祥出面。
戴氏认为，“当代学人书法艺术负有时望者”当推沙老，便致函将题碑之事托付给了沙老。
关于题碑的具体要求，信中亦做了详细说明：
墓碑规格计长1.5米高，宽0.8米。
碑文正面写“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
右首写“公元一九八五年立”，左面写“鄞县沙孟海敬书”或者其他方式，亦请多出主意。
碑文写在背面（背阴），只言学术，不谈政治，估计字数不多。
至于字之大小，悉听尊便。
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现代科技，绝对不会走样。
此时的沙老已臻高龄，不仅欣然受命以一日之力写就了这幅苍劲浑厚的旷世之作《王国维先生墓碑记》，还将此碑记墨迹影印成临帖样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广为流传。
除请沙翁题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事请托值得关注，如《朱鼎煦致沙孟海书》恳请沙老为其誊写的《周易要义》拨冗斧正；
如《陈兼善致沙孟海书》委托沙老转告友人开示地址以便将生物标本捐献给故乡小学教学之用；
又如《郭若愚致沙孟海书》恳请沙老为其“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受之苦开解迷蒙；
再如《商承祚致沙孟海书》请托沙老为其孙辈几人游历苏杭时安排旅舍云云。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内容上虽是关于问学、关于生活的人情琐事，实际上其背后所传递的同样是沙孟海与友人之间至真至诚的深厚情谊。
信息传播，是书信的重要功能之一。
馆藏名人书信中，亦不乏这一类内容，有关于告知请假的，如《赖少其致沙孟海书》“西泠印社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为表示祝贺，拟前来参加盛会，已至上海，突接小女患疾病电话，只得半途而返，至深遗憾”；
有关于告知病情的，如《莫朴致沙孟海书》“我目前病况，尚不见不好，已由浙江医院转到浙二医院治疗，均告”；
有关于告知药方的，如《徐悲鸿致沙孟海书》“有师在山东，遇此疾，只须按手一摩即愈”；
有关于告知拜访的，如《王学仲致沙孟海书》“近有全日本中国旅行社组织日本书道团访中，率团者为日本书界耆宿小坂奇不先生，因渠等久仰西泠及先生书名，嘱为函介，希拨冗赐见”；
还有关于告知出版的，如《杉村邦彦致沙孟海书》“您的玉稿《近三百年的书学》，已翻成了日文，登载我的《书论》杂志，出版的时候（今年九月）敬送”。
凡此种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感想以及个人生活场景的书信内容，不仅能作为宏大叙事的拾遗补阙，还能成为研究二十世纪社会生活的研究对象和重要材料。
他们传递的信息虽以一些零星琐事为主，但使得沙孟海这个形象日益血肉丰满起来，有了呼吸，有了生气，亦有了如春花如朝露般的生命力。
《名家：
吴昌硕·黄宾虹·陆维钊》
卢炘、杨振宇主编
定价：
158.00元
出版时间：
2020年10月
书号：
ISBN 978-7-5479-2471-6
开本：
16开 889mm*1194mm
装帧：
平装
“天涯知己”——黄宾虹和芝加哥中国画学教授德里斯珂 洪再新
吴湖帆的摄影鉴定术与《富春山居图》的考证 [德]史明理 郭卉 译
张大千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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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里的民国文人朋友圈轶事——品读沙孟海书学院藏名人手札 陈磊
理气·灵变——论陆俨少艺术思想的真正精神内核 王漪
古物影——黄宾虹鉴藏初探 以浙江省博物馆藏黄宾虹捐赠历代法书为例
尽览1660 位海派名家的生平与墨戏——《海派绘画大系》书评 黄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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