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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第九章 《灵药》，一支射向武工队的毒箭 颂明 我父亲正坐在客厅看“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电视。我在一边陪着他。 耀祖手里拿着一本书，哼着小曲走进了家门。一见老太爷在看京剧，立马闭上了嘴不哼了。 父亲却关上了电视，看着耀祖说：“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没啥，就是一篇论文获奖了。”耀祖掩饰不住脸上的得意。 “获了什么奖？” “文学院的特别奖。” “哦，好事啊。什么论文，我能拜读一下吗？”父亲今天好像兴致很高。 “您折杀我了。是该请您指教的。不是不敢惊动您老人家嘛。”耀祖递上了获奖论文《<灵药>，致敬鲁迅的佳作》。 “《灵药》是什么小说？”父亲饶有兴趣地问。 “努，在这呢。莫言的新作。”耀祖双手递上了小说。 父亲翻开了书，看着看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突然，他勃然大怒地把书扔在了地上：“这是什么小说？还向鲁迅致敬？分明是射向武工队的毒箭！” 我赶紧上前为父亲捶着背：“消消气，消消气。” 父亲对耀祖招了招手：“你过来。我不生气。” 耀祖缩着头走到了近前。 “你坐我身边。”父亲把耀祖拉了过来。我赶紧让开，坐到另一边去了。 “耀祖啊，我当年就是武工队员，你知道吗？” 耀祖点点头：“我知道，您是老革命。” “你看看他的小说，把武工队长丑画得不成样子。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武工队长！” 我在一边打着圆场：“他哪见过武工队啊。写小说不就是编故事嘛。” 父亲狠狠瞪了我一眼：“编故事也不能不顾事实地瞎编。我跟你讲，就是当年的文化特务也不敢这么写。他把武工队写成了是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了。” “武工队锄奸难道不毙人吗？”耀祖回了一句。 “武工队确实锄奸，但毙人也不是这么个毙法。”父亲说。 “你看他写的，'告示号召能动的人都要去看毙人，受教育。那年头毙人多了，人们都看厌了，非逼迫没人再思去看。’纯粹胡说八道。” “你们是怎么毙人的？” “武工队毙的是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汉奸。老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否则武工队根本站不住脚。”父亲摇了摇头，“想不到今天的作家竟然能如此丑画我们武工队。” 父亲的思绪飞向了那段已经消逝的历史，而对他来说，仿佛就是昨天。 那年父亲才刚满17岁，就从游击队抽调到了武工队。武工队其实就是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以及文化素质，能够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武器配备也是相当精良的。 我父亲所在的武工队队长是八路军的教导员，政委是团参谋。队员都是从部队优秀的连长、排长和游击队的主要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的还懂日语。我父亲当时就是游击队长，而且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懂英语，这才被选入的。 当时敌占区都建立了“治安区”，治安区内普遍建立了“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而我们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武工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军事作战而是宣传、组织群众，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由于敌后工作的环境非常险恶，每支武工队的人数都极有限，大都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武工队以下还分成若干小队或分队，开展活动时基本以三五人一组，绝少全队集中。 武工队员个个能准确掌握政策，会做敌伪军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具体任务就是开展对敌的宣传战，打击与改造伪政权，帮建或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建立各种秘密关系。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做无谓牺牲。 父亲回顾了当年的武工队情况之后，语重心长地对耀祖说：“你看莫言把武工队长写成什么了？整个一个流氓！这样的人能够宣传群众？我们武工队开始进不了村，后来老百姓拿命来掩护我们。假如像小说中写的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我们根本就立不住脚。” 我在旁边捡起了被扔在地上的《灵药》看完了，直感到反胃：“这哪是在写武工队锄奸啊，简直是在写汉奸枪杀抗日分子。” 父亲长长叹了口气：“这真是还乡团回来了。他是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啊。”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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