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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走错，全盘皆输。命运往往取决于倾刻之间。
我自1935年毕业于云大土木工程系，一直搞的是铁路勘测，修公路桥涵。1944年以后，搞昆明市自来水供应工程，不过区区一自来水厂厂长。己之为人，从不做亏心事，光明磊落。由于不了解政治，而又不自觉地涉足政治，更不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以致于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比狗不如地过了三十多年。不但自己智慧、知识和血汗的硕果变成嗜血者晋升的阶梯，还因身陷囹圄，戍边万里，而无法奉养慈爱双亲天年，无法分担发妻教养子女之辛劳，还连累了内兄罗曙的夫人和他唯一的儿子。
那是1949年，我33岁的事，而今已近半个世纪。老妻过世之后，睹物伤情，长夜难眠……
1949年，大陆上国共两党殊死之斗已达最后阶段。11月底到12月初风传“云南起义”只在旦夕。有钱的人全家走，到国外去做寓公，没钱又不能耽下的，盘算着个人走。我想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后没有介入国共两党之争。而自己不过是市政府下面处局级区区干员，1946～47年，在三青团任职又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至于“国大代表”的头衔不过是藉父亲的威望，在祖籍边远穷乡镇沅县当选的。自己是家中的嫡长子，上有老，下有小，能丢下不顾吗？1949年11月前我是不想走的，但有些朋友告诫我说：“别人还可以考虑考虑，但你是非走不可的。”卢国良走前也慎重地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尤其是美国朋友哈雷几次说：“You absolutely can not stay there.”
最后，我于11月底才决定走，并接到内兄罗曙从香港来电，要我送他夫人到香港。他已随军于49年初赴台。飞机票是12月4、6、9号都有，要我赶快决定。由于罗二嫂要走，罗大哥于11月30日接二嫂回去。我的同学朱子英（卢汉副官兼警卫营营长）悄悄暗示我起义就是近日之事，我赶到大哥家问罗二嫂哪天走。她说不了解情况，由我决定。
我说：“由于太仓促，6号走吧。”
正说间罗大哥从外面回来：“6号走？不行！不行！她才回来住几天，你就要她走，我不答应。”
大哥罗曎，是辛亥革命云南元老罗佩金将军长子，他一生吃喝玩乐，花光了罗家数世积累的整个家产，这时已是一个地道的酒鬼。
他说：“6号以后哪天有飞机？”
“9号有。”
“那就9号走吧！”
我又说：“外面风声很紧……”
“三天到不了哪里！”当时大哥二嫂都说。
没想到12月9号云南起义，未能成行。我碍于情面，又缺乏警觉，更不能审时度势，终铸成大错，以致于忠孝不全，自己九死一生，老母娇妻历尽艰辛。而我远徙北大荒，茫茫雪原一囚徒，“吃的是草，挤出来的都是血。”两次险遭枪毙，累得一身病痛，五痨七伤，双眼几近失明，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老伴及二嫂，靠缝衣服、拉板车、做小工，养大了失去受教育权利的、被歧视为“黑五类”、“狗腿子”的儿女们，大半生吃尽人间苦，到头来仅够温饱，还免不了断腿而死。
我出生于1916年4月，当时父亲黄毓成（字斐章）正率领护国第四军（挺进军在广西白色大捷后增编的）挥师北上，进入川黔境内，支援护国第一军（蔡锷任总司令，罗佩金任总参谋长）定鼎西南。其后袁氏败亡，父亲晋升为陆军上将，任驻北洋政府的西南军事代表。婴幼儿时期的我，随父母亲住在北京。父亲目睹国事日非，辞职回滇。又奉命去广州作为滇军代表，支持孙中山大元帅的临时革命政府。而任副元帅的唐继尧与孙大元帅貌合神离，欲取而代之。父亲几次劝告唐“以大局为重”，终不能为唐继尧所容，只好出逃上海，母亲带我和五弟住上海棘斐得路将近十年。
我5岁启蒙读书受教于母亲。母亲朱玉芝，是石屏名儒朱攸园之次女，毕业于昆女师的高材生。1915年经唐继尧作媒主婚嫁给父亲。唐继尧和父亲、叶荃、赵又新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曾结拜为兄弟。
我幼时非常淘气，总想爬到最高的楼房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一次由晒台上爬到遮住整个天井的蓆蓬上去看晚霞，踩通蓆蓬几乎摔下三层高的楼房。又一次在夏天的午后，天很热，我们全家还有大叔（舅舅）、大舅母和他们两岁的女儿朱竞，去泸西半松园玩。那个地方很大，他们正玩得高兴，只顾看对联，人又多，我（六岁）、五弟（三岁）、竞妹（两岁）三人与大人走散了。我们到处喊呀，哭呀，都找不见。我想起何不在大门口等，其实正好错过。看着夕阳西下，弟妹惊慌。我忽然看见两条有轨电车的轨道，联想起我们家门口也有这样的两条轨道，于是就背着竞妹，拉着五弟往回走……。实在走不动了，前面轨道又分出两股岔道，我不知往哪边走，又不敢问人，眼看着天快黑了，弟妹们大哭，拖也拖不动。我到处看，终于看到法租界与中国界的界碑。我知道我家在法租界，决定往左转。上灯过后好久好久，才拖着一身泥灰、满脸涕泪的两个小不点儿到家。全家早已惊慌失措，四处报警，母亲抱着我们热泪横流。也许我和“路”就这样结下不解之缘。
我当时总喜欢在大人的麻将桌上，用牌搭房子。在门口的沙堆上“打山洞，架桥梁”，“火车铁轨”还搞了岔道。那时（1922年）唐继尧回昆复辟诛杀同学，许多滇军将领都出逃到上海。一天，住我家的朱玉阶大叔，惊奇于孩子的智慧，曾我和玩：“山洞的火车要开了，嘟嘟！哐哐开回昆明……”他把我牵进家，交给我父亲，说：“这孩子将来准是搞工程的一块料。”父亲叔叔们哈哈大笑。
1935年，我19岁毕业于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尊父命去日本深造。到日本后立即被遣返，当时中日已临近战争边缘，父亲的日军故友不愿再予关照。
回到上海后，我在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了半年，学院在一栋法式建筑内，大约80名学生。教授也姓黄，我和他常在一起交谈，他慢慢知道我的家世。十多年后，我在昆明的街上遇到一位解放军军官，竟是我在无线电工程学校的同学，姓赵。他告诉我学校原是共产党办的，那时的“解放区”需要大量无线电技术人员。办学校一来培训人才，二来招募人员。他们也曾看中我，后来了解到我父亲是云南地方军阀的著名将领，知道我不可能是共产党培养的对象。我这才了解到这所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的真相。
半年之后，课程还没有结束，我决定回昆明去结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初遇妻子罗静娴的那一天。那是1932年，她还在昆明中华女子中学读书，水汪汪的大眼睛，明眸皓齿，举止优雅，令我一见钟情。我们打算在我赴日本之前订婚。她父亲去世后由大哥当家，他认为我并不富有，我们算不上世家，只能算是暴发户，故而反对这门亲事。其实他志在占据罗家的家产，甚至谋害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孩子的母亲因此伤心而亡。他要妹妹嫁给他既能够驾驭、而非比他强又不会依赖他的人。后来，我请求两位著名的将军周中获和金汉鼎出面，他们向罗家大少施压，令他让步。我们终于在1935年我赴日前订婚。
婚礼于1936年2月在我家位于昆明圆通街的大宅内举行，达官要人云集，十分轰动。父亲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军事参谋，省长龙云也出席了婚礼。婚宴席开180围，千余宾客、侍从挤满了厅堂花园。那时仍兴新娘由四抬的轿子抬进男家。我向朋友借来福特小汽车代替花轿，开风气之先。
婚后不久，我们搬到中国战时的首都南京，像大多数那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我一心只想为抗战、抵御日军入侵奉献青春。我非士兵，但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我在南京考入铁道部工程局任职，工作是勘测铁路新线。到南京后不久，又随铁道部勘测叙昆铁路。当时我廿一、二岁，爱好运动，体魄健壮，爬山越岭，餐风宿露在云贵高原上。从乌蒙山脉到滇中高地，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几个月后，1937年7月，日军对中国全面进攻，八年抗战开始，半年后日军攻入南京，那时我才刚刚离开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暴力事件——南京大屠杀。其后战事日紧，财政拮据，叙昆铁路停建。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仍在西南铁路段做事。仗打起来，南方铁路建设成当务之急，我先在昆明铁路局，后在省建设厅工作，那时我已由练习生升到技士（助工）、技正（工程师），常年从事滇缅公路及滇缅铁路勘测。当时，沿岸省份已沦为敌占区，在内陆建成通向外国的补给线，对中国至关重要。后来日本攻占缅甸，向外的通道只得再移向印度。在云南祟山峻岭的丛林中测量地形，勘察公路，条件异常艰苦。我们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国效劳，只觉得是份内事。建路即建国，正圆了我的梦。日本人终未攻入云南，我在昆明安了家。1938年10月，第一个孩子出世，取名黄梅先。
1942年9月，我被派到战时的民国首都重庆，接受为期六周的军政训练。中国表面上是统一国家，云南却长期被军阀盘踞。龙云从1927至45年是云南的土皇帝，他在抗战期间对国民党采取合作态度。那一年蒋介石命令龙云将云南省政府处级以上的官员，分批送到重庆中央军政大学接受军政训练。我当时任云南省铁路局测量大队队长，也在送训之列。两个月的训练主要是政治训导和听国民党的宣传，上课的内容包括“三民主义”，“礼义廉耻”，向领袖效忠，为党国效力。当时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却因短训落下罪名，后来被打成国民党特务。
我搭上一辆从缅甸经云南往四川的小客车，车上大多数是在缅甸赚了点钱回乡的人。我和邻座一个北方人模样的人聊起来，他倒不似那些衣锦还乡者。我们聊得兴高彩烈，车驶到荒野处，他的帽子掉下车，于是要司机停车让他去捡。他捡起帽子转过身来，举起的不是帽子而是步枪。车上还有两个同伙，一车人所带的珠宝、钱币统统缴出。我带了五千元，全数交给他。我想和他还算有点邻座之缘，于是问他可否给我留点路费盘缠，他倒当真还了我几百元。我想起庄子说的“盗亦有道”。
到达重庆集训班，我们站成一排接受问话，一个个被问，是否国民党员，不是党员的被带走。我从未加入过国民党，也不打算加入，此时察觉情况不妙，于是轮到我时就说是党员，证件留在南京那被飞机轰炸掉的家中。“什么时候入的党？”“十年前”，我随口答道，他们补发我一张党证，从此以后，我便成了有十年党龄的国民党员。
两个月里听了无数轰炸式的训导便毕业了。倒没有接受什么严格的军训。蒋介石出席了毕业典礼。学校方面特意介绍我给这位“委员长”，说我是云南著名的黄裴章将军之子。他说：“问你父亲好，告诉他有事可来找我。”
还在重庆，我就被指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昆明分团部任职。从1942年到45年，我在三青团内任的都是无关要紧的位置。1945年，我任了短短的一期分团主任，那是有名无实的头衔，一个月大约只做一天事。我升为主任后不久，因内部人事纷争，我就不再任主任，而只任小差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在昆明和周围的县搞宣传，要大家信任国民党，别信共产党。与三青团的这段渊源，令我日后啷当入狱，且容后表。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们勘测了滇缅铁路的许多路段。按说我出身于滇军高级将领之家，虽然父亲早已不任职，但要做官，于我也不是难事。可我总主张实业救国，筑路架桥，风霜雨雪，全不为苦。抗战胜利时，我不过是省公路局桥涵股的股长。我的工作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按上司的安排去勘测施工的。1944年7月，日本投降前一年，我担任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后，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以及用户的要求，去开拓经营了，我仍然保留在铁路局的职位，但之后主要做的都是自来水厂的事，说来也属偶然。
我们家与云南水利本有缘。在辛亥革命后，昆明市范围很小，只是后靠园通山，含翠湖，五华山在内的东、南、西、北四城门中。1914年父亲担任云南省水利总办，在任期内，他除了修松花坝水库，疏挖金汁河以外，倡办了官商合股的“跃龙申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自来水公司到1944年时，已是设备陈旧，债台高筑，惨淡经营。一天，我刚从金沙江边修公路回家，听到客厅里股东代表和厂长向父亲诉苦，恳请父亲向省府主席龙云反映，没有政府的支持将不能供水，只有破产。
我突发奇想，何不接手此厂呢？我从小好胜心极强，人家铺好的床我不愿睡。就干一任吧，兴许对桑梓有益。当时的市长罗佩荣，是妻子的家门叔父，曾劝我“何必收拾烂摊子”，我仍坚持所请，遂由市政府任命我为第八届市自来水厂厂长。
记得我接手时，水厂帐上只有300元现金，三十几个员工。开任命大会时正值大雨，会场上好几个人撑伞而立，大家听我发表“施政演说”。我从维修旧设备，整理财务，催收欠款入手，加强管理。又用厂里全部固定资产作抵押贷到了款，支付电力公司电费，得以运转。其后用美军招待所安装自来水的机会，搞到第一批美军器材。1947年7月又借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我竞选为家乡镇沅县国大代表）的机会，向“国际善后总署”要到了美军在云南祥云的输油管泵等一批器材，准备在大观楼外，向滇池取水来供应已比抗战前扩大三倍以上的地区的供水。其间我又参加了滇军对越南日军的受降，考察河内法国建的自来水厂。1948年帮助贵阳市建立自来水厂，派员参加世界自来水会议，还拟就和考察了最好的水源——阳崇海远景供水规划……。真的，我是很有一番事业心的。
但时机不对，到1949年，物价飞涨，货币一再贬值，云南地方政府也动荡不安，哪有钱和功夫来管自来水呢？取滇池水净化供水的新厂一搁再搁。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不甘心混日子，要干对桑梓有利的事，无奈难以实现，也异常苦恼。因舅父朱向东当时出任卢汉政府秘书长，所以我对于政局动态，也时有所闻。我心想共产党执政后，说不定我的计划能实现，同时我又因在46～47年担任过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而惶惶不安。
就在这风雨飘摇中，我迎来了决定一生命运的1949年。
1949年6月，杨大叔耿光回昆欲策动卢汉起义，他曾多次与父亲聚谈。杨杰字耿光，滇军名将，早年护国起义时曾任挺进军梯团长，护国第四军参谋长，是父亲的部下助手和亲密朋友。1949年8月，杨大叔曾介绍父亲和我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民联”。当时卢汉曾被蒋介石召到重庆，要进一步控制云南政府，整肃异己，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蒋系特务遍布春城。舅父朱向东代主席（卢汉离滇期间）、杨耿光大叔是蒋系特务要杀的头号人物。就在特务监视杨大叔，欲动手的当天，杨大叔越后墙而逃，后辗转到我家。次日一早，我开着舅舅朱秘书长的专用轿车——当时最新式的黑色林肯牌，送杨大叔去机场。八弟黄治是26军派系机场的警卫连连长，掩护杨大叔上了飞机，安全离昆赴港。如果不是杨杰后来被蒋帮杀害，我和父亲与共产党的接触将会更具体。
当时昆明有中央派来的各大员，各系特务。但卢汉政府几面应付，我们也静观局势的变化。市警察局长王伟几次向我说起：“你们水厂有异党活动。”他要我及时开列名单给他。我又从厂里一个技术员蔡飞虎口中知道，厂里进步组织为首的是张昆毓和李德生，有十几个人。我没有去惊动他们，更没有开名单给王伟。相反的我还准许黄强（厂里职员）用三青团的名义，举办歌舞晚会，侧面宣传反蒋支共的进步思想。
有一天翠湖九龙池取水点的机器发生故障，我赶到现场，看到张昆毓也在。检修完毕后，我邀请他回家吃饭，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我也对蒋系政权不满，以后不论谁执政，我们要为市民负责，要保护厂，要坚持供水……。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他不愿正面回答是否共产党地下组织，但达成口头协议。他们不干涉厂内行政。我不管他们的组织活动，共同任务是保厂。从7月间到12月起义，一直相安无事。
1949年11月底，一天早上，厂里所有职员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了铅印的一份“约法八章和四项号召”，是以共产党名义散发的。大家哗然，议论纷纷。后来才知道散发此通知的竟是原昆明市市长罗佩荣的妹妹罗玉仙，她是厂里的出纳员。
在周会上我公开说：“水厂的机械设备是大家的，谁要破坏，我坚决反对。文件档案是水厂历年办事的见证，不论情况如何，总要妥善保管。大家发现这份传单，不必惊慌，照常办公……”后来我按规定件件做到了。上面第一条就写得很清楚：“凡是伪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只要遵守约法八章，四项号召，不论以前犯了什么'罪恶’，一概既往不咎。”我倒是老老实实办到了。可后来被抓进监狱，一概不许讲，稍有申辩，就立即被封住嘴：“那些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不用你说……”把莫须有的罪名硬扣到我头上。
1949年12月23日，那时昆明保卫战刚刚结束，第八军和廿六军围城已经撤走。晚上八点钟，有两个据称是学校的职员，来找黄校长。六弟黄澂当时任省龙渊高中校长，英语专科学校教育长。因为澂弟不在家，我把二人请到书房坐着喝茶，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澂弟回来，他们就请我再去看看，澂弟刚回来，我就请他们过澂弟住所去。他们去了廿分钟回来，提着手枪，押着澂弟，并要我一同去，等在外面的警察也进来把我们押到警察三署。过几天又被押到地方法院看守所，二月份转到陆军监狱，3月6日保释。
我找到张昆毓质问他：“我们一向相处很好，连我家里的武器枪药全部交给护厂队保厂，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你们的事，为什么要整我！”
“这事我们不清楚，绝不是我们干的，等查查再告诉你。”
过了几天他来找我说：“他们是要抓黄澂，你去找他时，他们坐不住了，起来走走，偶然发现你桌子上有半盒废名片，一看是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黄湛。他们二人一商量，决定连你也抓进去……”
那名片是最初我兼任三青团主任时印的，后来陶榕又扩充了四个分团，昆明分团就改名为昆明一分团，原名片作废。那天我检查发现此半盒名片，正要销毁，一时有事就忘在桌上。
可见当时无法无天，想抓谁就抓谁。而这一抓，我原来随政府起义的职务就没有了。直到四十多年后，所谓落实政策，依然是推来推去，按政策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因无单位负责，我多次向省高院提出申诉，最后由省高院汇同市自来水厂、省建设银行（我被捕时所在单位）、五华区勘测设计处（我81年所在单位）决定平反，但无一单位负责善后问题。我又不得不奔波于北大荒劳改农场和昆明之间。直到现在无人理睬，老、弱、病、衰，一贫如洗，连退休金也无处发放，四处推诿，求告无门。
牢也坐了，审也审了。保释后总认为只要按当时法官告诫：投身革命，好好工作，想来不会有祸了。政治上的幼稚确实可笑，就连当时的法官也不成了日后的牺性品吗？在1951年全国规模的镇反中，我又加了一条罪状——曰“混入革命阵营”。
父亲多年赋闲在家，而我们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就必须工作。1950年5月中旬，经过由世交好友马荣标介绍，我参加了东川铜矿勘测队，6月初出发到寻甸县勘测修路，却又按兵不动，整天无事地街上茶馆喝茶。有一天我一个人去，忽然有人向我借火，随即在我对面坐下轻声说：
“你弟弟的同学×××要我告诉你，欢迎你立即上山，请务必允应，我们来接你！”说罢不等我反应过来，扬长而去。我哪会去上山落草呢？一辈子光明磊落，何须如此。那时城里天天枪毙人，城外天天被抢，连小新街火车站都遭抢劫。我决心不干了，还是回家去吧！请了假，步行到小新街搭火车，路上差点被土匪追上，幸好跟着邮差走，他路熟，拐几个弯后在草丛中躲开了。
在家中闲了两个月后，经介绍又到交通银行当一名科员。干的是投资审核拨款和清产核算工作，曾到大成实业公司、电石厂、面粉厂清产核资。由于知识面广，工作努力，进展顺利，颇有好评。到51年初镇反开始，银行把我调回昆行。我天天提心吊胆，生怕他们翻脸不认账。
担心的情况很快来了，1951年3月15日，天气晴朗，我正在上班，马经理忽然找我去开会，十点多钟来了几个人，马经理刚介绍说：“这位黄湛，这位是×××。”
其中一个人说：“你们被捕了。”
“你们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公事吗？”马经理又问。
我摇摇头。有人下令：“带走！”
于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地走到总行耳房楼上，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外面走廊上有兵把守，他们命我们坐在床上，随即打开我们的手铐。
我坐在床边上看见床头上放着两个酒瓶，换个地方坐，觉得下面有一块硬东西，伸手一摸，是一支廿响手枪。我侧转身偷偷地取下弹夹一看是满的，我想逃走的机会来了。我可以向门口的警卫借个火抽烟，用酒瓶把他打昏，提着手枪往外冲，大门口只有一个卫兵，解决后逃进菜市人群中。在昆明熟人熟路，随处都可以藏，然后海阔天空，跑吧！以后可辗转香港、台湾……。又转念上有老，丢不下父母双亲，父亲年逾花甲，赋闲多年，诚心信佛，田产上收入甚薄，难以持家，社会上徒有名望而已。下有小，丢不下娇妻和五个儿女，一时脑海翻腾着：“上次都放出来了，我又没做非法的事，充其量判个三年五载吧！忍了，忍了。”我真向卫兵要了火，他摸出火柴给我，我才告诉他：“这里有个危险的东西，赶快拿走吧！”
从此，我失去自由近三十年。我同时代的很多人，被关过战俘营、监狱、进过劳改队……或者什么集训队、劳改农场。多是在一、二个省内。而我却在其后的年代里，从南到北，不知住过多少看守所、监狱，一直到茫茫北大荒劳改农场，被耗尽了年华，榨干了骨髓。
我们一共十人，用卡车载到大观楼，渡船到庾家花园，交给解放军野战部队看管。隔了半个月开始审讯，要我交待罪行，我答道：
“前次被抓时已交代清楚，保释后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还要关我？”
那人蛮不讲理：“问你以前没有交代的事，你有血债没交代。”
“没有。”我答。
他大怒拍桌子，我也拍桌子。
“警卫。”“有。”“快把他押下去。”两个持枪警卫，连推带扯，把我揪走。
“哘！看我收拾你。“他瞪着我说。
隔了几天，早上八点，我被叫出去，五花大绑，押上汽车，共有12人到潘家湾体育场，开公审大会。我被按下跪在主席台下前排跑道上，我气愤之极，什么也听不见，心一横管他的。约一小时后，只听见“押下执行”就拉到沟边，硬将我打得跪下去。“人生谁都免不了一死，何惧之。”35岁的我历险不少，犹记父亲当年战场豪言，真的做到了面不改色，心不慌。一阵枪响后，我侧着头看看，只有我和另一个没有倒，我大叫起来：（那时还没有堵嘴）“给个快信吧！”
背后那个兵说：“再让你活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腿没有软，奋力一站就往车上走，而我隔壁那个，是三、四个人把他抬上车的，幸好没丢底，这就是“杀下马威”收拾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