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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原文及译文 二

 广陵子图书馆藏 2022-12-05 发布于上海

奢纵第二十五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①,多者八百余年②,少者犹四五百年③,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④,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⑤而祸乱不作也。
【注解】
①传祚相继:帝位一代一代相传。
②多者八百余年:指周传三十七王,历八百六十七年。
③少者犹四五百年:史书载,夏从禹至桀共十七君,十四世,有王与无王,共历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历六百二十九年。东西两汉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
④僻王:僻,不正。僻王指昏庸之王。
⑤卜祚遐长:意谓上天赐予帝位时间长久。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得失说:
我一一阅读史书,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交接更替,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赢得了民心。其中也有昏君,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可是从魏晋以来,到周、隋之时,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只做到自保,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又值有人趁机造反,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创下奇功,平定了天下,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因此,应当推崇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广布道德教化,为将来留有余地,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保住今日的江山,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而且,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但节俭、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没有动乱的原因。

【原文】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①,夏禹恶衣菲食②。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③。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④,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注解】
①茅茨(cí)土阶:茅屋土台。
②恶衣菲食:粗衣淡饭。
③曳地:拖在地上,挨着地面。
④昧旦丕显:昧旦,黎明、拂晓。丕显,大明。《尚书》赞美周文王"丕显哉,文王谟!"昧旦丕显意谓开国之君德业盛大。
【译文】
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按计划,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他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也看在眼里,还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原文】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①,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②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注解】
①黎庶怨叛:指百姓因生怨恨而反叛。
②京房:字君明,汉东郡人。
【译文】
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没有能重新安定的。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之视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原文】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译文】
从前贞观初年,普天下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但天下平静。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隋朝在洛口仓贮粟,而为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当时如果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不过,用节俭来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都会知道,大家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还用个不停,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如果以陛下之圣明,真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唐太宗说:"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评析】
《奢纵》篇记录了贞观十一年时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较长的上疏,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这是马周上疏中认为判断一个皇朝的政绩主要要看"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的实际表现。唐太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贪鄙第二十六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①,径即受纳②,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③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注解】
①不惧刑网:不害怕刑律法网。
②受纳:接受,这里指受贿。
③赃贿:赃物,贿赂。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①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②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③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④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⑤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⑥,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注解】
①禄秩:官吏的俸禄。
②规:贪求。
③公仪休:公仪,复姓。休,名。战国时鲁相。
④秦惠王:即秦惠公。
⑤大司农:官名。汉武帝时置大司农,掌钱谷之事。
⑥元龟:警戒。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非常大。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诗经》上写道:大风刮得迅猛,贪心的人败坏家族。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于是,他叫人刻了五斗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他自杀身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原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今自负出以耻之。
【译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原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①,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子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②,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③。
【注解】
①震肃权豪:震慑整肃权门豪强。
②好利贱义:贪财求利而轻贱礼义。
③还第:削官为民。
【译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又有什么用呢?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评析】
贪欲,乃是罪恶的源泉。帝王贪得无厌,就会劳役无度,信任奸臣,疏远忠良。太宗能够克制自身的贪欲,并以此警戒群臣,在处置权万纪、陈万福等贪官时,体现出了反对贪鄙的精神。

崇儒学第二十七
【原文】
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①,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②,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③,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注解】
①弘文馆:唐武德四年(621)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太宗即位后,改为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并参议政事。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勘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从学士受经史书法,皆选自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
②珍膳:美好的膳食。
③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泛指古书。
【译文】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原文】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①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②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③。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④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⑤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⑥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注解】
①稽式:效法,取法。
②俎(zǔ)豆干戚:俎和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干和戚是用于祭祀的乐舞之具。
③署吏:进入仕途,开始为官。
④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皆为当时的教学馆所。
⑤祭酒、司业、博士:国学的长官和教师名称。
⑥鼓箧(qiè):据《礼记·学记》注,鼓箧意谓击鼓召集学士,令启箧(书箱)出书以授学。后因称勤学为鼓箧。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原文】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①、褚仲都②,周熊安生③、沈重④,陈沈文阿⑤、周弘正⑥、张讥⑦,隋何妥⑧、刘炫⑨,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⑩、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善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注解】
①皇侃:梁散骑侍郎,明《三礼》。
②褚仲都:明《周易》。
③熊安生:字植之,长乐人,为国子博士。
④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书,为《五经》博士。
⑤沈文阿:字国卫,通《三礼》、《春秋》,为《五经》博士。
⑥周弘正:字思行,晋周觊之后,为国子博士。
⑦张讥:字直言,武城人,为国子博士。
⑧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为国子祭酒。
⑨刘炫:字光明,河间人,为太学博士。
⑩左丘明:左丘,复姓。明,名。著《春秋·左传》。
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学著称。
公羊高:公羊,复姓。高,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
穀梁亦:穀梁,复姓。赤,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
伏胜:济南人,为秦博士,治《尚书》。
高堂生:鲁人,为前汉博士,治《仪礼》。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①时,有人诈称卫太子②,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③断以蒯聩④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注解】
①汉昭帝:名弗陵,汉武帝的幼子。
②卫太子:名据,武帝太子,卫皇后所生。
③隽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昭帝时为京兆尹。
④蒯聩:春秋时卫灵公世子,逃亡国外,灵公死后,孙辄继位,他要回国争夺帝位,辄拒而不纳。《春秋》载此事,认为辄做得对。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①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注解】
①颜师古(581—645):唐训诂学家。名籀(zhòu),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侍郎。考证经籍,多所订正。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原文】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①;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②,董生③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④"。
【注解】
①蜃(shèn)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大蛤蜊。传说海上有月光时蜃吐气如楼阁之状。
②苏秦刺股:相传苏秦读书刻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③董生(前179—前104):即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擢为江都王相。
④懿德:美德。
【译文】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

【评析】
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历来备受推崇。太宗在马背上夺取天下,武功盖世,功成之后,着意文治,崇尚儒学,确定仲尼、颜回为先圣先师,并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

文史第二十八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①《甘泉》、《羽猎》,司马相如②《子虚》、《上林》,班固③《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注解】
①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
②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
③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汉明帝时为校书郎,善作赋。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原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①、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注解】
①陈后主(553—604):陈叔宝,字元秀。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嫔妃、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后为隋兵俘虏,病死在洛阳。
【译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原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译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①,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②,语多微文③,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④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注解】
①彰善瘅(dàn)恶:表彰美善,指斥丑恶。
②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
③微文:委婉隐晦的文辞。
④季友鸩叔牙:春秋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者庆父,次者叔牙,再次季友。庄公打算让儿子继位,叔牙却说应让庆父嗣位,季友奉庄公之命,让人用毒酒将叔牙杀死。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评析】
唐太宗"以史为鉴",对"国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从不沉湎于"粉饰太平"的颂扬之词,而是希望从客观、真实的史料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以往的所言所行,能够做到开诚布公、坦然相对,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对于"玄武门之变"毫不隐晦,体现了自身非凡的胸襟气度与领导才能。

礼乐第二十九
【原文】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①,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②,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③,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注解】
①生讳其名:活着的时候就避讳其名字。
②通允:通达妥当。
③先哲:先代圣哲。
【译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原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①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②。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③?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④"。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注解】
①元晓:高祖第二十一子。
②瞻望:仰望。
③昭穆:古时宗庙牌位按辈次排列,左为昭,右为穆。这里指辈分。
④彝(yí)则:古时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
【译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①,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②,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③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④,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⑤,贩鬻松槚⑥,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⑦,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⑧惟在于窃赀⑨,结褵⑩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注解】
①累叶陵迟:累叶,累世。陵迟,盛况渐衰。累业陵迟在这里指家世衰落。
②市贾(ɡǔ):商人。
③令狐德棻(fēn):令狐,复姓。德棻,名。宜州人,博贯文史,武德初年,为起居舍人。贞观年间迁礼部侍郎。
④谱牒:古代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⑤偃仰自高:心安理得,自高自大。
⑥贩鬻松槚(jiǎ):槚,木名,即楸树,常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贩鬻松槚意思是拿着前世的声望做交易。
⑦远叶衣冠:意思是远世的官绅。
⑧问名: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⑨窃赀:这里指借机索财。
⑩结褵(lí):褵,古时女子出嫁时系的佩巾。结褵即成婚的代称。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①,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②,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注解】
①动循法制:做什么事都遵循礼法典制。
②盥馈之道:指妇人为长者行盥洗、送膳食之礼。
【译文】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①,刍禾②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③,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城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注解】
①汤沐之邑:住宿的地方。
②刍禾:喂马的草料。
③庭燎:大蜡烛。
【译文】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原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①"。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徵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②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③,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④,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质⑤,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⑥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注解】
①有乖朝典:有违于当朝典制。
②班:排列,次序。
③九卿: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④故事:旧例。
⑤尚质:崇尚诚信,重视实际。
⑥庶孽:旧时指妾媵所生的儿子。
【译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①尚有缌麻②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③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④。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⑤有隆杀⑥,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⑦;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⑧。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注解】
①同爨(cuàn):共同烧火做饭。
②缌(sī)麻:旧时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个月。
③八座:唐代六部尚书及左右仆射称为八座。
④九族:旧时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也有包括异姓亲属而言的。
⑤丧纪:古时依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行丧礼的等级。
⑥隆杀(shài):隆重和简省。
⑦舅甥之国:两国国君是舅父和外甥的关系。
⑧《渭阳》之诗:《诗经·秦凤·渭阳》是表现外甥与舅父惜别之情的。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原文】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①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②,颜弘都则竭诚致感③,马援则见之必冠④,孔伋则哭之为位⑤,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注解】
①劬(qú):辛辛苦苦地抚养。
②仲虞则恩礼甚笃:后汉时的郑仲虞,名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
③弘都则竭诚致感:晋人颜弘都,名含。其嫂因病失明,他尽心奉养,后嫂病愈。
④援则见之必冠: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字文渊。奉嫂至恭,不穿戴齐整,不进屋见嫂。
⑤孔伋则哭之为位: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相传他尊奉嫂嫂,嫂嫂死后,孔伋立牌位痛哭不已。
【译文】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原文】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徵之词也。
【译文】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原文】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①,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②,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注解】
①癸丑:唐太宗生日。
②仲由怀负米之恨:仲由,孔子弟子子路,子路孝待父母,自己常吃野菜,而背米送给父母。父母死后,子路富有了,常怀悲叹。
【译文】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译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原文】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阵乐舞》①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②、薛举③、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注解】
①《破阵乐舞》:太宗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破阵乐》,用乐工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
②刘武周:马邑人,隋时为鹰扬校尉,曾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其为定杨可汗,后被太宗击败于并州,奔突厥,为突厥所杀。
③薛举:兰州人。隋末起兵自号西秦霸王,后被太宗所降。
【译文】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评析】
礼乐是纲常伦理的关键,是处理人际关系、改变道德风尚、调整君臣秩序的原则。儒学的理论,要通过礼乐来保证实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

务农第三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原文】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①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注解】
①掇(duō):拾取。
【译文】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原文】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①,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②以备仪注③"。太宗曰:"今东作④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注解】
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
②追兵:增调、增补兵卒。
③仪注:典礼仪式。
④东作:指农事。
【译文】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评析】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历代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农业发达,国家才能富庶,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太宗省徭薄赋,期望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

刑法第三十一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①,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注解】
①三槐、九棘:据《周礼》说,古代外朝种有三棵槐树,三公位在其下。后以"三槐"为三公的代称。又以朝廷树棘来分别朝臣的品位,左右各九,称"九棘"。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原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①。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注解】
①引与博戏:让他和自己博戏。
【译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原文】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①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②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③,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④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⑤,三光同其得失⑥。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⑦,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⑧;亦有魏帝,牵裾⑨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⑩。
【注解】
①辟:指国君。
②具僚:指左右群臣。
③亨屯(zhūn):亨,顺通;屯,艰难。亨屯意谓解救危难,使之安顺。
④大明:指太阳。
⑤惨舒:残忍和宽大。
⑥三光同其得失:依照日月星辰检查朝政得失。
⑦彼昏不知:昏庸无知。
⑧据馈频起:一顿饭要中断好几次。
⑨牵裾(jū):拉起衣服。
⑩小心:小心谨慎。
【译文】
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迷亡国的音乐为淫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原文】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①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②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③,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注解】
①冕旒(liú):冠冕。
②黈纩(tǒu kuànɡ):黄丝绵。古代帝王戴冕,两旁各挂一小团黄绵,以示不听无益之言。
③爰术金镜:借助历史的镜子。
【译文】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原文】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覆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原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译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①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②,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注解】
①上:指君主。
②华戎:原指中原的民族和边疆的少数民族。这里指普天之下。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①;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②。直道而行,非无三黜③,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④,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⑤,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⑥。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注解】
①孔、老:指孔子和老子。
②申、韩: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韩非子。
③三黜:三次被罢官。《论语》载柳下惠为士师,三次被罢黜,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④州犁上下其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攻郑,穿封戌俘郑将皇颉,公子围争功,请伯州犁裁处。伯州犁叫俘虏作证,而有意偏袒公子围,于是对皇颉进行暗示: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皇颉心领神会地说:"我遇上王子,被打败了"。后来把串通作弊、徇情枉法称为"上下其手"。
⑤张汤轻重其心:汉张汤为廷尉,断处案件不严格执法,而是揣摩迎合皇上意志,或轻判,或重判,以讨皇上欢心。
⑥攸渐:所渐。
【译文】
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原文】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①。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注解】
①临照:照耀到。这里是亲眼所见的意思。
【译文】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原文】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译文】
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原文】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佚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译文】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淫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原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①者,被御史劾奏②。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③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成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④,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⑤,但令明加纠访科罪⑥,庶可肃清奸恶"。
【注解】
①十恶:大罪。古时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敬、不义、内乱称为十恶。
②劾奏:上书弹劾。
③陶染:熏陶感染。
④掩蔽:包庇掩饰。
⑤从坐:牵连治罪。
⑥纠访科罪:查纠办罪。
【译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①。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注解】
①声价:声名身价。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

【评析】
刑罚的本意,在于惩治罪恶,鼓励善行。因此,刑罚不在轻重,重要的是能够起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太宗慎用刑法,无偏无私,对死刑判决尤其谨慎。贞观年间,用刑宽大公平,监狱几乎闲置不用。

赦令第三十二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②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注解】
①稂莠(lánɡyǒu):稂和莠,都是形状像禾苗而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
②陈元方、郑康成:陈元方,名纪。郑康成,名玄。都是后汉时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今,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原文】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译文】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长寿命,那我向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平素行善都无效,那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评析】
国家法令,务必简洁明确,不能相互抵触,朝令夕废。赦免令的随意颁布,会使犯罪之人心存侥幸,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太宗力图维持法制的稳定,很少使用赦免令。

贡赋第三十三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原文】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译文】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原文】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安①,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注解】
①安:安定,太平无事。
【译文】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①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②,九夷③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④,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⑤遗鲁君⑥以郜鼎⑦,桓公受之于大庙⑧,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⑨,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⑩,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注解】
①莫离支:高丽官名。其职务相当于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
②莫离支虐杀其主:贞观十六年,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其王武,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任莫离支官。
③九夷:泛指东方各族。
④吊伐:吊民伐罪。慰问被压迫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
⑤宋督:宋,春秋时国名。督,字华父,宋戴公之孙。
⑥鲁君:即鲁桓公。
⑦郜鼎:郜国所造之鼎。
⑧大庙:周公之庙。
⑨筐篚(fěi):盛物的竹器,古代用以装丝帛之类贡物。
⑩不以为愆:不认为是罪过。
【译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译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

【评析】
唐代国势强盛,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京纳贡,对此,唐太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态度,他从不贪求贡赋,也不允许地方官去自己辖区以外的地方寻求贡赋,并下令将外国进贡的美女遣返故土,鹦鹉放归森林。

辨兴亡第三十四
【原文】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译文】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译文】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原文】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译文】
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①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②、齐主若为优劣"?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偄弱③,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注解】
①齐主:指齐后主,名纬,世祖之子。
②天元:北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
③偄(ruǎn)弱:软弱,怯懦。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

【评析】
国家兴亡是贞观君臣讨论的重点,太宗深刻认识到前朝覆亡的原因,能够及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励精图治,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覆亡。这也可以说是全书的要旨所在。

征伐第三十五
【原文】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①,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伏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
【注解】
①觇(chān):偷偷地察看。
【译文】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皇帝,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现在已到了京师"。唐太宗说:"我已与突厥和亲,你们如今却背叛我,我无所愧疚,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还自夸强盛?我要先杀了你"。思力吓得连忙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建议对他以礼相待,并将他遣返回突厥。唐太宗执意不肯,说:"不行,如果把他遣返,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又欺我刚刚继位。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以为我不敢抵抗。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局势是强是弱,在于今日的决策。我决定单独出城,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计划,制伏匈奴,在此一举了"。话毕,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隔着河对他们喊话,让颉利摸不清虚实。不久,大唐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因而异常惊恐,于是请求签定和约,并很快撤了军。

【原文】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①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徵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②,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③"。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今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徵绢五百匹。
【注解】
①冯盎、谈殿:冯盎,字明达,高州人,隋亡后据岭表。降唐后被高祖封为越国公。谈殿,当时亦据岭表。
②晓谕:昭示,明白地告知。
③阙庭:帝王所居之处。借指朝廷。
【译文】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谈殿起兵反叛,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秘书监魏徵进谏劝止说:"中原刚刚获得太平,天下疮痍满目。岭南地区又多瘴疠,山川险阻,士兵行军非常困难,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并且,冯盎如果真的造反,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他可以勾结南方少数民族,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攻城略地,设置州府。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上奏告他叛乱,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就去攻打他,恐怕不明智,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弄清真相,必然不会兴师动众,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岭南地区于是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事后,一位侍臣上奏说:"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唐太宗也说:"当初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我决心讨伐。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

【原文】
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①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注解】
①苻坚(338—385):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公元357年至385年在位。字永固,一名文玉,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氐族。初为东海王,后杀苻生自立。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并夺取东晋的益州。由于连年用兵,人民负担沉重,加深了境内的阶级矛盾。建元十九年(383)征调九十余万军队攻晋,在淝水大败。建元二十一年,为羌族首领姚苌所杀。
【译文】
贞观四年,主管大臣报告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都会使我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发誓要吞并晋朝,一次就出兵百万之众,结果一举而亡。隋炀帝也一定要攻破高丽,多年征战劳役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终于死于小人之手。至于突厥颉利,几年来他多次进犯中原,部落成员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原文】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译文】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原文】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①伐高昌,及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麹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副将薛万均②、姜行本③皆以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
【注解】
①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称。初事秦王,征战有功。太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等职。后因从承乾谋计被杀。
②薛万均:敦煌人,高祖以其勇武授上柱国。万均因攻袭窦建德、讨击突厥有功,被拜为将军。
③姜行本:名确,为宣威将军。因平高昌有功,被封为金城郡公。
【译文】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①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注解】
①延陀:即薛延陀,中国古代部落名,铁勒诸部之一,初属突厥。唐贞观三年(629),太宗加封其首领为可汗。四年,助唐灭突厥,二十年发生内乱,为唐所破。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译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译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将出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陛下如果亲征辽东,皇太子现在又在定州监国,东西二京是国库重地,虽然都设有官府、兵库,只有兵士把守,但终归很空虚,辽东又路途遥远,恐怕会出现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杨玄感趁机起兵围攻东都的变故。并且,高丽乃边远的小国,何劳陛下亲自征讨。如果取胜,也不足以显示大唐的神勇,倘若失败,岂不贻笑世人?我请求陛下委派良将去征讨,自然可将他们摧毁"。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建议赢得了当朝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许。

【原文】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①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②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注解】
①佥:都,皆。
②耿弇(yǎn):后汉茂陵人,字伯昭,从光武帝为大将军,多次征战,光武帝即位后,授建威大将,封好峙侯。
【译文】
礼部尚书江夏人王道宗跟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太宗命王道宗和李为先锋。他们渡过辽水,攻克了盖牟城之后,敌军大举进攻,军中有人建议挖深沟以求保险,等唐太宗到了,再慢慢攻打他们。王道宗坚决反对,说:"不行,敌军远道而来,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倚仗人马多,所以轻视我们。其实,一次战斗就可以摧毁他们。汉时,耿弇不把敌军留给汉光武帝处置。我们既然是先锋,就应当清除敌人,为陛下开路,等待他的到来"。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径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加上李的接应,左右出击,大败敌军。唐太宗不久赶来,对他们大加赞赏和犒劳。王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唐太宗亲自替他针灸治疗,还赐给他御膳。

【原文】
太宗《帝范》①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②,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注解】
①《帝范》: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
②勾践轼蛙:轼,古代车厢扶手横木,古人立乘,扶轼表示敬意。相传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将出兵伐吴,途中见怒蛙,即凭轼为敬。从者问他为什么,勾践说:"蛙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意在借以激励士卒的锐气。
【译文】
唐太宗在他作的《帝范》一书里写道:"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穷兵黩武也会使民生凋敝。中原虽然平静,但忽略战备百姓就会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懈怠更不是御敌的策略。武装既不可完全解除,又不可经常使用。因此百姓农闲时,应讲习武艺,以彰显大唐的威仪;三年练兵,以辨别等级位次。所以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每次见到青蛙,都要下车跪拜,他说:即使是青蛙也有一腔怨气啊。他礼敬怒蛙,终于成其霸业。徐偃放弃武功,依赖文德,后来周穆命令楚侯将他灭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王加强武功,徐偃忘记战备。孔子说:不教民战事,是自我放弃,将国家拱手让给别人。因此要知道,练习弓箭是为了安定天下,这就是用兵的作用"。

【原文】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房玄龄寝疾增剧,顾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①,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主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②,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③,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④,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注解】
①清谧(mì):安宁,平静。
②戢(jí):收藏,收敛。
③覃(tán):延及,深入。
④鸱(chī)张:鸱,恶鸟,即鹞鹰。鸱张即凶暴、嚣张之意。
【译文】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征讨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太平无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而陛下却要讨伐高丽,这是老百姓的隐患,我如果知道它的危害却不指出来,就会抱恨终生的"。于是上疏唐太宗:
我听说兵器不宜常用,而武力贵在消歇。当今,皇上的恩德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古代不能够攻克的国家,陛下无不所向披靡。纵观历史,成为中原祸患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筹帷幄,不下朝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俯首称臣。充当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后来延陀鸱张的乱世枭雄,也败于大唐的神威之下,铁勒讲求信义,于是朝廷在那里设置州县。大漠以北,再也没有战争的尘烟。至于高昌在流沙的叛乱,吐浑在积石进退不定,陛下只派遣了一个偏师,就将他们一一平定。高丽人历代叛乱,没有谁可以征服。陛下怪罪他们谋反作乱,杀死国君,鱼肉百姓,亲自统率六军,进伐辽东,向他们兴师问罪。不过一旬,就攻克辽东,前后俘虏的敌军,达到十万之多,把他们发配到各州充军,都人满为患。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遗骨。与古代帝王的功德相比,陛下胜过他们何止万倍。这是陛下都很清楚的,我不必多说。

【原文】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筭①无遗策。擢将于行伍②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州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徵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注解】
①筭(suàn):谋画,策略。
②行(hánɡ)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后行伍泛指军队士兵。
【译文】
陛下仁德散布四方,孝敬之德齐于高天。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能估算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即便在万里之遥的边关也能决断军务。陛下决策于万里之外,却能稳操胜券。在士兵中提拔将士,在凡夫中选择俊才。即使是远方异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也能过目不忘,更何况一个小官的名字,陛下只要询问一次就能记牢。陛下一箭可以射穿七札,六钧重的弓可以一下拉满,加之陛下喜欢阅读古代典籍,著述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文笔胜过贾谊、司马相如。陛下文风劲健,作文章自然文采飞扬,下笔如神。陛下对百姓仁慈宽厚,对群臣注重礼数,能倾听逆耳的忠言,好生恶杀,禁止过度捕杀鱼类和牲畜,恩德普及自然万物。陛下不惜屈尊,亲自为被流箭射伤的大将军李思摩吮血,亲自到魏徵的灵堂祭拜,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痛哭,哀恸之情震动六军。还亲自背柴填充道路,此情足以感动天地。陛下重视黎民的生命,细心审察各种案件。我心智愚钝,有何资格谈论陛下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只是略表自己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罢了。

【原文】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侍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庆,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车①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注解】
①(wèi)车:指拉尸体的车子。
【译文】
《周易》上写道:"知道前进也应知道后退,知道生存也应知道死亡,知道获得也应知道失去"。还写道:"知道前进和后退、生存和死亡的道理,而不失分寸尺度的,只有圣人啊"。因此,前进之中包含着后退的因素,生存之中隐藏着死亡的阴影,获得之中存在着失去的可能,我之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困顿"。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很高了,开拓的疆域,已经够广阔了。高丽国,乃边远的异族,不可以用仁义对待他们,不可以用常理来要求他们。自古以来,把它当做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这一族类,我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陛下每次处决死囚,一定要让三番五次地奏报,并且吃素食、停音乐,都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陛下的圣慈之心。况且,现在的士兵,没有谁有罪过,无缘无故让他们投身战火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这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实在是天底下最惨痛的事情啊。并且,兵器是凶险的用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如果高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陛下要诛杀它是可以的;如果它侵犯了百姓,陛下要灭掉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理由成立,哪怕一日杀一万个敌寇,也不值得内疚。可是现在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却要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对内为其旧主雪冤,对外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吗?

【原文】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①,降宽之大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骨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注解】
①霈(pèi)然之恩:像甘霖一样的恩情。
【译文】
但愿陛下遵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发恩降诏,顺天布泽,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战船,停止征兵,这样各民族人民自然庆幸,远近都得安宁。为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遗憾的是不能对国家做出微薄的贡献。在此谨尽最后一点心意,权且作为为臣死后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如果陛下垂恩,听得进老臣临终的话,那么为臣死有何憾呢?
太宗看了这篇奏书,感叹道:"此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虽然没有接纳,但还是认为他的意见是治国的善策。

【原文】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①徐氏②上疏谏曰:
贞观已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③;齐桓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④伫谒,未展升中之仪⑤。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注解】
①充容:唐时女官号,皇帝九嫔之一。
②徐氏:名惠,通经书,能文章,太宗召为才人。
③刻玉之符:与文中所说的"泥金之事"均为古代一种封禅仪式。泛指封禅。
④云、亭:传说黄帝禅亭亭,五帝禅云云,都是山名。
⑤升中之仪:祭天的仪式。
【译文】
贞观二十二年,朝廷战争频仍,又大兴土木,老百姓感到不堪重负。宫中的女官充容徐氏上疏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饥荒的祸患。过去,汉武帝沿用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制度,但后来还是到泰山封禅,把功业敬告上天;齐桓公,是一个小国的平庸之君,也行封禅之事,以显示他们的文治武功。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有大功而不居,有大德而能让。亿万人民仰戴,仍未行告成的大典;云亭二山待谒,仍未肯亲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足以光辉万代,流芳永久。然而古人说:"天下虽然太平,但不可放纵情欲"。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古来圣哲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就可以明白功业盛大的人容易骄傲,善始容易善终难,愿陛下使它容易保持。

【原文】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①,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②,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注解】
①甲胄:古时战士穿用的铠甲和头盔。泛指战事。
②三方:指魏、蜀、吴三方之地。
【译文】
我看见,近年来战火不断,东边有辽海之战,西边有昆丘之役,士兵、战马都苦不堪言,战船兵车也很艰难地在运转输送。并且征途迢迢,将士赴边和离开战场,都怀有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并且路途坎坷,风高浪急,人员和粮米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一个农夫辛勤耕种,一年不过有几十担的收成,可一遇到翻船,顷刻间几百担粮食就会化为乌有。这就等于把有限的收成填入无边的大海,贪图未到手的胜利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人马。虽然铲除顽敌是国家的职责,但穷兵黩武,也是先哲们极力避免的。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可是却加速了他自身的灭亡;晋武帝拥有三方之地,却转眼败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放弃仁德、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忘记祸患、放纵恣情的结果吗?所以天地虽大也不能挽救其灭亡,劳苦百姓因无法生活而群起造反。因此,国土广袤并非就是国家安宁的保证,人民劳顿是国家动乱的源头,希望陛下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让老百姓享受到朝廷恩德的雨露。

【原文】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①,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
【注解】
①卑宫菲食:住简陋的房子,吃粗淡的茶饭。
【译文】
为妾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私下以为土木工程不可连续不断地进行。北边门楼刚建好,就在南边建翠微宫,没过多久又要建玉华宫,这不只是浪费材料,对人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虽一再表示建筑要低标准力求俭约,还是需要伐木采石,即使用官费雇工,也不免烦扰百姓。要知道简陋的宫室和粗淡的茶饭是圣明的君主所安心受用的,而金碧辉煌的殿堂只有骄逸的君主才认为是美丽的。所以有道的君主是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适;没有道德的君主是以淫乐享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愿陛下使用民力有所节制,那么他们的力气就不会用完了,在用了力气之后给他们以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心里就会感到高兴了。

【原文】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①;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②。窃见服玩鲜靡③,如变化于自然,职贡奇珍,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米,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成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注解】
①斧斤:原为砍木的工具。这里指败国之器。
②鸩毒:毒药,毒酒。
③鲜靡:鲜艳华丽。
【译文】
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就像是使国家败亡的刀斧,珠玉的摆设和华丽的服饰就像是使人心惑乱的毒酒。为妾发现陛下的衣服和玩物应有尽有,而且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别人进献的奇珍异宝玲珑剔透,犹如神仙制造的一般。虽说竞求华丽为时俗所难免,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要知道漆器并不是产生叛离的东西,夏桀加以制造却导致了民心离叛,玉杯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东西,商纣加以使用却导致了国败身亡。经验证明,奢侈华丽的苗头,不可不加以遏制。再说创始时节俭,还唯恐其后流于奢侈,创始时就奢侈,那将如何制约后代?为妾伏地而想,陛下明察秋毫,高瞻远瞩,深入钻研古代典籍,虚心征询儒林学士。千王百代治乱安危的踪迹,兴衰存亡得失成败。的原因,无疑也已包含于心中,循环于眼前,为陛下所早已洞察,用不着为妾再说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并不困难,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往往是因为功业卓著而志趣骄逸,天下太平而贪图享乐。希望陛下克制己欲,善始慎终,改掉小毛病以光大道德,用今天的优点取代以前的过错,这样,陛下的英名就可以与日月齐辉,大业就可以与乾坤共存了!
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

【评析】
对外战争,劳民伤财,一旦征战不利,则会大伤元气。贞观初年,太宗爱惜民力,对突厥推行和亲政策,维护边境安宁;后期执意征讨高丽,得不偿失。因此,战争的发动,尤须谨慎。

安边第三十六
【原文】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①,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②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③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④,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⑤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陆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⑥过倍,居我肘腋⑦,甫迩王畿⑧,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漉、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陆,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注解】
①李靖击突厥颉利:唐贞观四年(630),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颉利谋逃往漠北,被李世劫所阻,部众多降,颉利西奔,旋为部下擒送唐军。此后,太宗用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使降众居朔方之地,分置都督府。酋长多拜官,居长安者近万家。
②河南:指黄河以南河套一带。
③五原:郡名。汉元朔二年(前127)置。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和达拉特、准格尔等旗地。
④捍蔽:捍卫屏蔽。
⑤含育之道:含养化育的办法。
⑥滋息:滋生繁衍。
⑦肘腋:比喻切近的地方。
⑧甫迩王畿:接近君王居住之地。
【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汉时,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陆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收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地说:"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陆,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陆,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原文】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陆,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译文】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原文】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①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注解】
①建牙:建立官署。
【译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陆。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原文】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①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徵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注解】
①侯君集:唐时三水人,以才雄著称。从太宗立战功,破吐谷浑,平高昌,累拜吏部尚书,封潞国公。后恃功专横,参与太子承乾谋反之事被杀。
【译文】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高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离别亲人,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原文】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译文】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原文】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译文】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

【评析】
唐初武力强盛,政策开明,四方外族皆来归顺,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讨如何安置,群臣纷呈"安边之策",并针对内迁还是外徙、设置郡县还是自立为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有得失。

行幸第三十七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以便纵情游乐,从西京到东都,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并州、涿郡,也无不如此。驰道有几百步宽,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相继起来反抗。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了。这样看来,多营宫室,喜爱游乐,有什么好处呢?隋朝从兴到亡我都经历过,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这样的教训,应该深以为诫啊!因此,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发生叛乱才好"。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①?小东大东,杼轴其空②。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③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注解】
①何草不黄,何日不行:《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句子,意思是哪些草儿不枯黄,哪些日子不奔忙?
②小东大东,杼轴其空:《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句子,意思是东方远近各国,织布机上都搜刮空了。
③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都曾是隋时的重臣。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上泛舟,环顾身边的侍臣说:"这里的宫苑、台榭都曾是隋炀帝建造的,他生前驱使万民,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耗资巨大,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诗经》云:哪里的草不枯黄,哪一天不赶路啊?远远近近东方国,织布机上都空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隋炀帝的荒淫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现在,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隋代灭亡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被皇帝委以重任,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扰乱视听。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怎么可能呢"?司空长孙无忌上书说:"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臣子苟且偷生,上下都有过失。开始不纠偏改过,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因此,隋朝灭亡不在天意,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唐太宗说:"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江山的,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移风易俗,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①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注解】
①董纯、崔象:二人都是隋炀帝时的大臣。
【译文】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海内升平,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怎么可能遭致灭亡呢?可是后来他不顾百姓的疾苦,到各地去行幸巡游,没有归期。最后索性住在江都,不听从董纯、崔象等大臣的忠言,最终不仅自己死于叛臣之手,也断送了江山社稷,还留下笑柄让世人感叹评说。虽然帝运的长短,是天意决定的,但是祸福善恶,也在于人事。我每每想到这些,都认为若要国家太平,君臣相安无事,君主一旦有了过失,臣子就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对你们提出的意见,虽然不能当时就采纳,但在我反复思考之后,必定会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徵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译文】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东巡,即将进入洛阳,下榻在显仁宫,宫里的侍从因为侍候不周,受到很多责罚。对此,侍中魏徵向唐太宗进谏,说:"陛下如今到洛阳,是因为以前在战争期间这里遭到了祸殃,陛下希望这里获得安宁,所以对洛阳的百姓施以特别的恩惠。但事到如今,这里的百姓非但没得到眷顾,相反,显仁宫的侍从还受到了很多无辜的责罚。他们有的是因为进献的物品不精致,或者因为食物不甘美而受罚。这可能是因为陛下不知足,太奢侈造成的。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巡游的初衷,也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过去,隋炀帝命令下人多多进献食物,只要食物不丰美,就要受到责罚。上面有什么样的喜好,下面必定会加倍效仿,这样下去,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最后走向灭亡。这不只是史书所载,也是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正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所以上天才委派你来代替他。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凡事从俭,以前人的风范为楷模,来告诫子孙后代。如果陛下意足了,那么现在就能感到满意,反之,即使比现在好过千倍万倍,也不会感到满足的"。唐太宗听后大惊失色,说:"没有你,我绝不会听到这样的诤言。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评析】
帝王巡幸天下,仪仗豪华,全靠所过之处人民供应,百姓们往往因此倾家荡产,劳民伤财。太宗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的下场,以此自我警戒,尽量减少巡游之举。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君臣一心,与民休息。

畋猎第三十八
【原文】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①,盖惟恒典;射隼②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③,张昭变色于后④,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所殪⑤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⑥,降纳涓浍之流⑦,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注解】
①秋狝(xiǎn)冬狩:秋猎为狝,冬猎为狩,秋狝冬狩泛指秋冬季外出打猎。
②隼(sǔn):禽鸟。
③马卿直谏于前:马卿指司马相如,汉武帝时为郎。司马相如跟随武帝出去打猎,他见武帝总是喜欢亲自追逐击杀猛兽,于是上疏规谏,被武帝采纳。
④张昭变色于后: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三国时为吴主孙权军师,他见孙权亲自驰马射虎,吓得面目变色,极言规谏。
⑤殪(yì):杀死。
⑥刍荛之请:微臣的请求。
⑦涓浍(kuaì)之流:涓涓小溪般的建议。
【译文】
秘书监虞世南因为唐太宗喜欢打猎,就上疏说:"我听说秋冬两季打猎,是历来的传统,射杀猛兽,追遂飞禽,前人已有训诫。陛下在批阅奏章,临朝听政之余,亲自驾着打猎的车子,到凶禽猛兽出没的森林洞穴之中,猎杀凶残的动物,保卫黎民百姓,用动物的皮毛,制作兵器。打猎成功后,让旗帜高高飘扬,以显示赫赫国威,这是在遵循古代先王们传下来的规矩。然而陛下乃天下最为尊贵的人,陛下出行打猎,百姓仰慕你的圣德,牵挂你的行踪,这怎不叫万民揪心,所以陛下应当谨慎行事,保重自己,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汉武帝好猎熊,司马相如上疏力谏,武帝于是打消了此念。吴主孙权好射虎,张昭晓以利害,吴主也接受了意见。我虽人微言轻,但也要尽到臣子之职。自然无情,死亡的禽兽已经很多了,陛下对狩猎进行嘉奖,浩大的皇恩也已为老百姓所知。臣只希望陛下存放好猎车和器具,采纳臣下的意见,把脱衣露体的事让臣子去做,那么就可以为王者之楷模,永载史册了"。唐太宗听罢,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

【原文】
谷那律①为谏议大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太宗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数游猎,大被嘉纳。赐帛五十段,加以金带。
【注解】
①谷那律:魏州昌乐人。贞观年间,累迁国子博士,后迁谏议大夫。
【译文】
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途中遇上大雨,唐太宗问谷那律:"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说:"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言下之意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游猎。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给他帛五十段,外加一条金带。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①,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②,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徵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③尝以酎④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⑤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⑥,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注解】
①怀州:州名。北魏天安二年(467)置。唐时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焦作、沁阳、武陟、修武等市、县。
②四时蒐田:蒐田,打猎。古代天子狩猎,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
③汉元帝:名爽(前76—前33),汉宣帝长子,公元前49年至前33年在位。
④酎(zhòu):重酿酒。经过两次以至多次复酿的醇酒。
⑤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前汉元帝时曾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⑥圣主不乘危:圣明的君主不做有危险的事。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过去到怀州去,有人上书说:为什么总是差遣山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当今劳役之重,已经和隋代不相上下了。怀州、洛水以东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而皇上还时常到那里去打猎,真是一个骄奢的君王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皇上是听不进忠言的。一年四季出行打猎,是古代帝王常有的礼数,今日我到怀州,对老百姓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干扰。凡是上书提出意见的,一般我都采纳,臣子贵在能直谏,君王贵在能改正。但如今这样的诋毁,像是在诅咒我啊"。侍中魏徵说:"朝廷广开言路,所以上书提意见的人众多。陛下亲自批阅奏书,是希望采纳好的意见,侥幸大胆上书的人也因此得以把他们的一点浅见告知陛下。臣子向国君提意见,必须言语委婉,措辞得体,借此以讽彼。汉元帝曾到宗庙去祭祀,想从便门出去,再乘楼船到宗庙。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去路,站在汉文帝乘坐的马车外,摘下官帽,说:陛下应当从桥上经过,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话,我就自尽,让我颈中的鲜血玷污你的车轮,使你进不了宗庙。汉文帝很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说: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那么臣子就会忠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王不会冒无谓的危险,好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汉文帝于是就从桥上经过。从这点看,张猛真可算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啊"。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徵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①,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②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③,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
【注解】
①庆忌:春秋时吴王僚之子,以勇武见称。
②逄蒙:古时善射者,相传学射于羿。
③泰畤(zhì):古代祭天神之坛。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的沙苑去打猎,他亲自射杀猛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特进魏徵上书说:"《尚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沉溺于打猎,《左传》中载有虞人进谏,说夷、羿太喜欢打猎,应该深以为戒。过去汉文帝骑马来到峻坂,想飞驰而下,大臣袁盎紧紧抓住汉文帝的马辔说:圣明的君主不冒失、不侥幸,现在陛下骑着骏马,在情况不明的山坡上飞驰。如果马受惊吓,车子失灵怎么办?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待?汉武帝也喜好猎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大如乌获,射箭快捷如庆忌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同样的,凶残的野兽也不少。如果在险恶之境突然窜出猛兽,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本领也无计可施。皇上打猎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但这种事情终非帝王所为。孝元帝到效祀之地打猎,意犹未尽,想留守在猎区继续狩猎,臣子薛广德说:如今关东一带非常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数不胜数。这个时候陛下留在这里打猎,是在自撞使秦国覆没的丧钟,歌唱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啊。这样做将使士兵疲于奔命,随行的官员劳顿不堪。要想江山永固,为什么要靠猎杀老虎来获得呢?望陛下三思。我提到的这几位帝王,他们都心非木石,难道就偏偏不喜欢骑马打猎的欢娱?其实,他们只是能割舍私情,控制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一心为国,不为己而已。我听说陛下驾车出去,亲自捕杀猛兽,早出晚归。陛下如此尊贵之躯,在荒野里跟踪野兽,深入森林,出没于茂草之中,恐怕非万全之策。我希望陛下舍弃娱乐的私情,上以国家江山为念,下以安慰臣子的担忧之心"。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说:"昨天打猎的事纯属偶然,不是有心那样做的,从今后我要牢记此事并以此为诫"。

【原文】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①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注解】
①刘仁轨:字正则,汴州(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初为陈仓尉,太宗时擢升咸阳丞,累迁给事中,武后时拜仆射。
【译文】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准备去栎阳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因为十月农村庄稼收割还未完毕,这个时候君主出游打猎不适宜,便赶紧前往太宗一行停驻的地方,呈上了一篇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就此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评析】
太宗十八岁领兵反隋,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弓马娴熟,野外打猎是他的一大爱好。大臣们却认为,山林中危机四伏,贵为天子,不应轻易冒险。太宗能够听从大臣的劝谏,适当加以节制,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位高权重的人,更应重视自身的安危。

灾祥第三十九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此见众议以祥瑞①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②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注解】
①祥瑞:吉祥的征兆。
②石勒:匈奴人,字世龙。晋元帝时,据襄国称帝,史称后赵。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近来见人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即使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祥瑞之兆,觉得可笑之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原文】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①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祝币以礼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注解】
①山东:崤山以东地区。
【译文】
贞观八年,陇右一带发生山崩,大蛇时常出没。另外,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也常常发生洪灾。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此事,秘书监虞世南说:"春秋的时候,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召集大臣伯宗查问原因,大臣伯宗说:"山川是国家的主脉,如今山崩溃,河断流,大王现在应该不再奏乐、不穿华丽的衣服,乘坐没有文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梁山,是晋国属地,晋国国君采纳了这个意见,果然事后再无灾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崩溃,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周围的郡国不再向朝廷进献供奉,又向老百姓施加恩惠,远近之地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不久,灾害自然消失。后来汉灵帝时,有人在皇帝的御座旁发现了一条青蛇;晋惠帝时,在齐地发现了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这条蛇经过集市进入朝堂。一般来说,蛇应当生活在杂草丛生的荒野,而这条蛇却进入了集市、朝堂,所以大家都非常奇怪。现在有人在大山、大河边发现了蛇,深山大河必潜藏着龙蛇,这是自然现象,实不足为怪。另外,山东普降大雨,虽是寻常之事,但时间持续过长,恐怕民间有冤情,应当重新审理官司,或许可以顺从天意。而且邪不压正,只要修炼道德就可以使灾害自然消失"。唐太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就派使者到灾区赈济灾民,采用宽大为怀的政策重新审理官司,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原文】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①,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徵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注解】
①阙政:政治上的欠缺。
【译文】
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此彗星长六丈,足足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对此,唐太宗对侍臣说:"天上出现了彗星,是提醒我的德行有亏缺,这是什么凶兆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看见彗星,就问晏子是何原因。晏子说:主公挖掘池塘唯恐不深,修筑台榭唯恐不高,实施刑罚唯恐不严,所以上天就呈现彗星,这是对主公的警戒呀!齐景公非常畏惧,于是就修养道德,十六天之后,彗星就陨落了。陛下如果不加强仁政,虽然境内屡次出现凤凰之类的祥瑞之兆,终究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害变故,也不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盖世就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就放纵逸乐。如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德治,即使天上出现了彗星也不足为惧"。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自诩没有犯过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创业,北面灭掉了武周,西面铲平了薛举的势力,东面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些乱世枭雄。二十四岁时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海内升平,百姓安乐。自认为力挽乱世之狂澜,古来英雄无人可比,所以志得意满,傲视古今,这是我的过失。如今上天显示了征兆,这是在警告我啊!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他们骄奢淫逸,所以功亏一篑,在历史上如过眼云烟般迅速消失了。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每每想到这些,不觉胆战心惊,我是怕重蹈前人的覆辙"。魏徵说:"我听说历代的帝王没有谁没见过灾变,但只要能加强仁政和修养,灾变自然会烟消云散。陛下因为上天有变故,便能有所警觉,反复思考反省,境内即使有灾害,其实也算不上是灾害了"。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①,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②。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
【注解】
①舛(chuǎn)谬:错乱,错谬。
②惕:担心。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天降大雨。谷水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城门,淹进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坏宫寺十九处,淹没民房七百多家。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是我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阴阳错乱,雨水反常吧。现在是应该抚恤百姓,反省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安享这些珍馐美味呢?传我令,停止供应肉类食品,只进蔬菜素食。另外,让文武百官都上书奏事,畅言政事得失"。不久,中书侍郎岑文本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听说创业于乱世,是非常困难的;要守住已有的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君王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巩固基业:要有始有终,才能将基业发扬光大。如今虽然已经天下太平,但大唐是在战乱中创业的,长期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百姓死伤无数,田地得到开垦的也很少。虽然贞观以来朝廷实施了很多仁政,但战争的创伤非一时半刻可以平复;如今朝廷的道德教化已遍及天下,但老百姓依然很贫困。古人把治国比喻为种树,培育的时间越长,树木越枝繁叶茂;如果培植的时间不够,根基不稳固,虽然为树添上肥沃的黑土,让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它,但只要有人摇动树木,树木必然会折断并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就像培植不久的树木。如果常常对百姓进行含养体恤,那么他们就会恢复元气;只要有劳役,他们就会气息奄奄;过多消耗民力,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会怨声载道;怨声载道恐怕就会产生背离叛乱之心。所以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说:"百姓把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君王可爱。君王治国无道,百姓就会反对他,所以百姓可畏"。孔子说:"君王像船,百姓像水。水可以使船浮起来,也可以使船沉没"。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在天下太平之后内心的忧患并没有消除,反而一日比一日更谨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原文】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①,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②,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穀为妖③,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④,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⑤。
太宗深纳其言。
【注解】
①载櫜(ɡāo)弓矢:櫜,古代盛衣甲或弓箭之囊。载櫜弓矢指把弓箭收藏起来,引申为休战或议和。
②与三、五比隆:三、五,三皇五帝。意谓与三皇五帝比拟。
③桑穀为妖:传说中的凶兆。
④石言于晋地:传说中的凶兆。
⑤伏待斧钺(yuè):伏地而等待诛杀。
【译文】
希望陛下能通晓古今之事,体察政治的得失,上以国家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公正地选举官员,慎重地实施赏罚,提拔贤才,斥退庸人。清楚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从谏如流。用人不疑,言必有信。修养上,能无为无欲,修持心性,免去游宴畋猎的欢娱;去掉奢侈,一切从俭,节省大兴土木的费用。政治上,应崇尚清静,不要无休止地开疆拓土,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也不可忘了军备的必要。以上几点,是治国应当坚持的原则,陛下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不才,只希望陛下能持之以恒,使国家像三皇五帝时一样兴盛安定,万世流芳。即使出现桑穀那样的妖孽,有龙蛇兴妖作怪,鸡飞到鼎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这样的怪事,也会转祸为福,化凶为吉,何况雨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阴阳变化的常事,怎么可以说是上天在谴责陛下,而让您如此不安呢?古人说:"农民劳动而君子抚养他们,愚昧的人发表议论,聪明的人择善而从"。臣妄自陈述肤浅之见,冒死进言。
看了这篇奏疏,唐太宗认为非常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评析】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政治清明,上天就会示以吉兆;若是自然灾害不断,就说明政治统治出现了问题,如不警醒,就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而贞观君臣看重的是国家治乱、百姓生计,对灾异祥瑞始终保持着理智清醒的态度,颇为难得。

慎终第四十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沤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①,韩亦滥黜②,自余功臣黥布③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④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注解】
①萧既妄系:萧指萧何。汉相萧何,因为民请命,惹怒汉高祖,杖"械系数日",始得赦免。
②韩亦滥黜:韩指韩信。大将军韩信,曾辅佐汉高祖夺定天下。因有人告发韩信图谋欲反,高祖将其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即高祖十一年,吕后设计诱杀韩信。
③黥布:即英布,原为汉淮南王,韩信等被杀之后,他惊惧不安,举兵而反,高祖亲自领兵讨伐,被杀。
④悖谬:悖逆荒谬。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以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盛汉及建武、永平①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挹②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③,咨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注解】
①建武、永平:建武是后汉光武帝年号,永平是后汉明帝年号。
②挹(huīyì):谦退,谦让,不居功自傲。
③稽颡:归顺,降服。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之功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代、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归顺了朝廷,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个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①,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②,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注解】
①三、五之代:三皇五帝的时代。
②宾服:古代指诸侯按时入贡,表示服从。
【译文】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原文】
贞观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①,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②,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注解】
①受图定鼎:意谓承受天命,建都开国,登上皇位。
②岩廊:原指高峻之廊,后多用为朝廷之称。
【译文】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原文】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①,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②,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注解】
①区宇:疆土,境域。
②曩(nǎnɡ)志:以往的志向。
【译文】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原文】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①,晋武焚雉头之裘②。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注解】
①汉文辞千里之马: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诏令将其退还,并发给路费。
②晋武焚雉头之裘:晋武帝时,有人献上雉头裘,武帝认为是奇装异服不可穿用,在大殿前将其烧掉。
【译文】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原文】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译文】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

【原文】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译文】
陛下在贞观初期,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如今,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役使百姓,谦逊节俭的风气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纵奢侈的习惯在与日俱增。虽然牵挂老百姓的话语还不绝于口,但享乐之事也时时萦绕于心。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提意见,就说:"如果不修宫殿,我的生活就会不方便"。根据君臣之谊,臣子怎么可能再进谏呢?陛下此言意在杜绝意见,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三。

【原文】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①,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注解】
①兰芷鲍鱼,与之俱化:兰芷,香草。鲍鱼,盐渍之鱼,味咸臭。《说苑·杂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意谓长期亲近什么人,就会变成什么人。
【译文】
君子立身为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要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对于习惯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期,励精图治,注重名节,不存私欲,乐于施与,亲近重用君子,疏远贬斥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疏远君子,是敬而远之;亲近小人,是轻信重用。太近就看不到别人的缺点,太远就不知道别人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不是有意离间就是会自然疏远君子;不辨小人的缺点,那么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就能够使国家兴盛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四。

【原文】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滋兴①,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注解】
①滋兴:繁兴。
【译文】
《尚书》说:"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来妨碍有益的事,大功才会告成;不要用奇珍异宝来迷惑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轻贱日常之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知足。狗、马这些家畜不是因为本性会被驯服而不被饲养,而珍禽异兽则因为自然的野性所以才不会出产在国内"。陛下在贞观初期,仿效尧、舜,弃绝金银珠宝,返璞归真。可是近年来,猎奇之心日起,奇珍异宝之类中原罕见之物,源源不断地从偏远的异域运送过来。皇上自己嗜好奢侈品,却希望黎民百姓保持淳朴的民风,这怎么可能呢?朝廷不为民造福,却奢望国富民强,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五。

【原文】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①,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注解】
①素履:即素行,一贯的作为。
【译文】
贞观初期,朝廷求贤若渴,只要有人推举好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让他们发挥长处,唯恐错失人才。但近年来,在任用人才上显得随心所欲。对于人才,朝廷或者因为许多人共同推荐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君子有自己的襟怀,他们行仁义之事而弘扬道德;小人也有自己的品行,他们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明察事情的根源,就轻易赏罚,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逐渐得逞。所以现在大臣们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六。

【原文】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①,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注解】
①毕弋之物:捕鸟狩猎的器具。
【译文】
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凡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杂念,丢掉打猎的网、箭等工具,不再想打猎的事情。但几年之后,这条戒律被废除了,虽然不像太康那般纵情无度,在洛阳打猎十旬都不返回,但还是给老百姓留下了讽刺的话柄。比如,陛下不远千里,向边远异族征求打猎用的老鹰和猎狗。还有打猎的地方太远,需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陛下以骑马打猎为乐事,不考虑是否会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如果真有不测,还可能挽救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七。

【原文】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译文】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够薄情寡义。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君主的恩德由上至下,臣子都感受到了陛下的仁义。臣子的忠义之情由下至上,都愿意为朝廷不遗余力地进献自己的赤胆忠心。然而近年来,君臣之义却遭到忽略。有京城外的官员入朝奏请政事,看到朝廷上这种情况,想明言指出,又担心这会使君臣双方的关系更不融洽,所以欲言又止。有的人自愿请命,但朝廷又不行赏赐,不给予相对的礼遇,这些人无奈之下只得罢休。皇上有时因为臣子有些缺点,就怪罪他们,责备得过细过烦,臣子虽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同心,水乳交融,不是很困难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八。

【原文】
古云:"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①,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注解】
①问罪遐裔:到边远的地方去征讨。
【译文】
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为以前的君主带来了福祉,让通达的贤才深以为戒。陛下在贞观初期,对政务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委屈自己以保全别人。可是近年来,开始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依仗宏大的功业,蔑视以往的君主,自认为具有圣明的智能,轻视当代俊才,这是骄傲滋生的表现。做事情随心所欲,有时即使克制自己的私欲接受了臣子的建议,也终究是意难平,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陛下喜欢嬉游,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务,但对政务已不再专心致志,这是逸乐过度的表现。现在四海归心,天下太平,可是朝廷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得意满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使谄媚者只会顺从圣旨不讲真话,而被疏远的人,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而噤若寒蝉。这样势必会削减陛下的圣德。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九。

【原文】
昔陶唐①、成汤②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③。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④;正兵⑤之辈,上番⑥多别驱使。和市⑦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注解】
①陶唐:即陶唐氏,唐尧。
②成汤:商朝的建立者。
③携贰:亲附的人渐生离心,叛离。
④和雇:唐朝时官府出钱雇佣劳动力。
⑤正兵:唐代实行府兵制,正兵即指府兵。
⑥上番:唐代府兵从农民中征点,轮流调到京城担任宿卫。
⑦和市:古时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东西。
【译文】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害,而他们的美名却万古流芳,这是因为他们都能够有始有终地实行无为无欲的政策,遇到天灾,他们就为黎民百姓分忧解难。风调雨顺的年代,他们也戒骄戒躁。贞观初期,中原连年遭受霜灾、旱灾,老百姓纷纷迁居关外,他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虽然尝尽了旅途的颠沛流离,却没有一家一户逃亡,没有谁抱怨,这都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怀有体恤百姓的良苦用心,所以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可是近年来,老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干杂活的匠人,都被官府雇佣,服兵役的人,被四处驱使;皇帝为采购用物到处搜寻,送货脚夫的足迹不绝于道路。这样下去势必会带来弊端,老百姓宁静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再加上这几年来水旱灾害时断时续,稻谷青黄不接,恐怕如今百姓的心,再不如贞观初期那般祥和宁静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十。

【原文】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①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②。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③之功。千载休期④,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注解】
①衅:破绽,漏洞。
②毂下:旧指京城。
③篑(kuì):盛土的筐子。
④休期:美好、吉利的日子。
【译文】
我听说"祸福不会凭空降临,除非人自己招惹是非"。"人如果不挑衅,妖怪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威加四海,万民臣服,年年五谷丰登,礼法教化也重新得以确立。家家户户都知道遵守道德光荣,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可是近年来,旱灾不断,现在已经殃及到了周围的郡国。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这是天意,老天在显示征兆以警戒世人,现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警戒能够产生畏惧,施行仁义,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商汤那样严以律己,前王们孜孜以求的条例都能够勤勉地执行,对如今败坏仁德的行为,都能够反省并改过,以此来改变百姓对朝廷的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永享太平了,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社稷的安危,国家治乱,全系于陛下一人啊!当今乃太平盛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是创造伟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不我与,稍纵即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陛下应当三思,这也是臣下时常牵挂于心的事情。

【原文】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德。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徵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译文】
为臣确实愚昧无知,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有扰陛下圣听。但愿陛下采纳臣下狂妄之言,参考这些浅薄的议论,希望一得之见能有补于圣上,这样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你的意见,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又怎么才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觉得你的意见言辞激烈但道理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早晚都能够看到。还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周围侍臣们说:"平定天下,我已经做到了,可是,如果守天下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住。秦始皇起初也曾平定六国,据有四海,到他晚年却不能很好地守住江山,这个教训真可作为鉴戒。各位大臣,你们应该公而忘私,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就能最终保持"。魏徵说:"臣听说: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已显赫,德行教化又深入人心,如果能永远用这种态度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魏徵:"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一代两代的传位十代的,有只延续,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之所以常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请你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徵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评析】
善始易,善终难。做一件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创业难,守业更难。创业初期,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承平日久,便难免骄奢放纵,导致败亡。因此,当权治国的人,应该时刻居安思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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