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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过哥伦比亚的风悉如从前

 禅风nzbcgz58kn 2022-12-05 发布于辽宁


时光是本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无论从哪里开始翻看,吹过哥伦比亚的风都悉如从前。

经年的往事,像茶。

被压缩成小块儿的普洱,装在精美的容器里,或许,早就记不得最初的样子,大山的泥土,大山深处的古茶树。

直到遇到了一股清流,刚好的温度,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便会氤氲开来,还了绿色,还了香魂。

也像香师,净手燃香,燃毕,不见星火,等疑惑渐没了期待,料定“无望了”,念头窒息的一霎间,那香,陡然升起,细若游丝,却升腾如稚龙,坚定,执着,蓬勃,向上。

记忆往往先有味道,而后有形态、色彩。更像是画油画,先把具象的景物打好腹稿,滤成原色,然后一层一层地涂抹在画布上,或许看不出什么,等涂鸦了六七层的样子,远一点端详,越看越有质感,有肌理,有纵深。


梧桐树下的老街,老房子,像极了画师笔下的画,细细品,会一层层剥离出最初的底色,显露出旧时的样子,甚至味道。

上生新所和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就像年代久远、深浅不一的色彩叠加在同一块画布上。

年长一些的,或上辈人知道,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被圈起来半个多世纪的神秘院落,人们习惯叫它“上生新所”,全称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也是从事和疫情疫苗有关的研究吧,大院里面充满了神秘感,现在老远还能看见楼面上“上生新所”几个醒目的霓虹。

再向前推至一百年,民国的上海,这里有两条路,一条是哥伦比亚路(现在的番禺路),另一条是安和寺路(现在的新华路),这里的园区还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


哥伦比亚在美语里,不单指国家和地区,还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思,很有名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用做电影logo,片头就是一名高举火炬的女子,叫哥伦比亚,就像山姆大叔一样,是早年美国的泛指、别称。

在上海,哥伦比亚圈成了邬达克的一大块画布,也是邬达克的福地。1928年在上海小有名气的邬达克收到了匈牙利老乡的一大单生意,在西郊设计建造别墅群。
正值风华的邬达克设计了英式、意式、西班牙式、萨克拉门托式、加利福尼亚式、佛罗里达式、圣地亚哥式以及英国乡村风格等29幢别墅,就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园区。

当时,旧上海最有名的商人居住于此,外籍人士居多,银行职员、医生、公务员,甚至服装设计师等等。他们远离故乡聚居在这里,努力还原着家乡的场景、习俗,于是有了这个country club,直译为乡村俱乐部。

就是现在的茑屋书店和那座露天的游泳馆,边廊里的风情酒吧和咖啡馆。

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侨居上海的异乡人都会聚集在这里游玩,喝咖啡,吃东西,邬达克和他的中国朋友孙科(孙中山之子)也相继搬到这里定居。



1941年后,日本人控制了租界,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被征用,暗淡了原有的色彩和安逸,成了关押欧美侨民的战时集中营,少年巴拉德也没能幸免,就是后来成为英国大作家的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1930.11.15—2009.4.19)。

回国后,巴拉德把这段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太阳帝国》,讲述了一个少年眼里的二战故事,并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拍成了电影,1987年在美国上映。

时光是本小说,都有自己的角色,无论从哪里开始翻看,掠过发梢的风都悉如从前。

年轻的孩子们,也许不一定记得百年的旧事,可一定知道,延安西路开了一家很美的茑屋书店。

书店开在一所老房子里,就是早先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走进书屋,会看到保留完好的壁炉和柯林斯廊柱,透着古朴典雅的美。

壁炉上刻着CCC三个字母,据说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的首字母缩写,说来也巧,这三个字母也恰是茑屋书店母公司的简称,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吧。

书店有两层,楼上还设有咖啡简餐,这一点倒是迎合了书与咖啡相伴的主流。
书籍中日本的图书居多,其他英文或其他原版图书随处可见,概念书,小如手掌,大若磨盘,装帧精美,还有锁在铁栅里的书,放在展台上的书,标价数万元,东西文化交汇交融,毫无违和感,很开眼界,更像一个图书和文创手作的博览馆,非常值得一看。


茑屋书店在战后近百年,竟然能入驻哥伦比亚园区,足以感受一座城市尚善、尚美的人文情怀,也足见一座城市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

茑字读鸟,不是鸟,是一种善攀爬的小叶片植物,茑是桑寄生属和檞寄生属植物,在西方,圣诞节时,每家门上都会挂一个檞寄生做成的花环,因为檞寄生象征着永远的“爱、和平、宽恕”。

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地方的类属性,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认准的事情,心照不宣,一做到底,就是上海人的“腔调”,读懂了这种腔调,才能说“你很上海”。


从哥伦比亚公园骑行回来,路过一个街角,看到了一座普希金铜像,停下来细读碑文,这座雕像建立于1937年2月10日,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日军占领上海后,普希金铜像于1944年11月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原址重新建立了普希金铜像,1966年,普希金铜像在“文化革命”中再一次被毁,连同基座。

1987年8月,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上海第三次重建,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解冻,落成时也没有任何仪式,可仍有许多市民来瞻仰新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

老街区里,名人纪念像有很多,可像普希金铜像这样,一波三折,一而再、再而三地建了拆,拆了建,上海也只有这一座。

有人说:“在平常的日子里,很难定义伟大,却可以量化稀缺”。
上海靠着这种执着,护佑了这座城市里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人,就连当下备受责难的张文宏医生,不管别人怎么说,上海人还是喜欢这个身边的医生,喜欢他的真诚,率性,温暖,犀利,理性,务实和专业。

就像那些沉默的建筑一样,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老旧的,还是现代的,被赞誉的,还是备受争议的,都静静地矗立在街角,在梧桐的浓荫里,依旧有炊烟和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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