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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前，随着海平面不断上升，包括今日本、海南、台湾等地借机脱离了大陆，逐渐形成岛屿。
相比海南，台湾离大陆就过于遥远了，尤其是在造船、导航等技艺略欠发达的时期，两岸很难形成交通。 从秦朝到北宋的一千多年间，史籍貌似只有一次关于台湾的记载。据专家证实，《隋书》中的流求（或琉球、瑠求）即是台湾，炀帝曾一度遣人讨伐，俘虏数万而回。 按当时人口比例推断，这绝对是一次光盘行动。 所以直到南宋，两岸才恢复了小规模交流与冲突。元朝又在当地设置巡检司，这是台澎地区首次纳入中原王朝行政管辖范围之内，但也是过眼云烟。 至明初，琉球之名已归属今日本冲绳诸岛，至今未变，而台湾则被改称“小琉球”或“东番”。 番，是旧时我国对边境民族或外国的称呼，如番茄、番薯等，都是原产于美洲的食材。 亦即是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经隋唐宋元等大一统王朝，台湾始终都游离于大陆版图之外，当地固然也无法吸纳中国文化，两岸若即若离。 而随着大海航时代开启，事态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折。 在十七世纪初，当荷兰以武力占据澎湖后，明廷却为一时安宁舍本逐末，称只要荷兰退出澎湖，便默许其拥有台湾。 于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台南就成了荷兰人的乐园。 是年，一个叫郑芝龙的华侨海盗也欣然抵台，把妻子田川氏和儿子福松都留在了日本。 福松六岁时，由于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明朝，就和母亲一同来到了福建生活，改名成功。后来南明隆武帝赐成功以国姓，意在笼络手握重兵的郑氏。 不久（1661）“国姓爷”破釜沉舟，一举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四个月后却离奇猝死。 此刻，对处于易代旋涡中的郑氏来说，如何站队，如何摆正心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是大清康熙元年（1662），自恃无敌水师与海峡天堑，二十岁的郑经毅然自立门户，令台海疑云顿生。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是指大陆（共和国）、台湾（民国）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是双方避免战争的一个底线。回到清初，鉴于大东亚未知因素过多，两岸似乎都有一丝和平统一的意愿，清廷也的确不厌其烦地亮出了底线。早在康熙元年（1662）夏天，清廷就利用郑氏内部矛盾尝试谈判，提出“迁回内陆，剃发易服”。可见康熙对和平统一有两个要求：一是要郑经离开台湾来大陆居住；二是剃发留辫，改穿满族服饰。前者管人，后者攻心。耗到次年（1663）春天，已完全掌控台海的郑经才姗姗给出了答复，表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引《赖塔与郑经书》）”这便是郑经眼中的和谈，希望像朝鲜之于中国一样，每年遣人进京纳贡就是了。即只有和平，没有统一。于是尚武的满人不再犹豫，数月内，他们将厦门、金门等郑氏大陆沿海据点逐个击破，再派人喊话郑经。不料对岸的态度更加坚定，称：“若欲削发登案，虽死不允。”见状，清军就于三年冬、四年（1665）春天共三次强行跨海攻台，但皆因台风而折返，士气大跌。至此康熙意识到，统一乃大事不可强求，还把主战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留在了北京，以防他擅自出战。直到康熙八年（1669），已铲除鳌拜集团，彻底亲政的康熙才开始重审对台政策。这次优势明显的他反倒做出了让步，称：“若郑经留恋台湾，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住居台湾不行剃发，则其归顺诚意何在...果遵制剃发归顺，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引《明清史料·丁编》）”刑部尚书明珠也致信郑经，信中说：“夫称臣纳贡，定群臣之义，就同父子一般，从无父子而异其衣冠，剃发一事无容犹豫着也。（引《台湾外志》）”看来只需留起长辫，穿上胡服，郑经就能常驻台湾，继续领导郑氏集团发展。然而诚恳的康熙又竹篮打水了。郑经称：“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就是宁可离台，也不剃发，明摆着和大陆对着干。正当康熙一筹莫展之时，云南的吴三桂突然叛变，于是坐镇福建的耿精忠也力邀郑经起兵，不过郑经却突袭了耿，开始重返大陆。在此期间，两岸的“和谈”从未间断，只是台湾的姿态愈发强势。在康熙十六年（1677），郑经趁大陆动荡喊话“向中原共逐鹿”，逼的人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再次降低底线。这次，杰书代表清廷提出：只要郑氏退出大陆，两岸便可“如朝鲜例”和平谈判。这份意思，基本就是把之前“离台”“剃发”等要求全盘收回了，即准备承认郑氏对于台湾的领导地位，且几乎不用付出代价。而再次出乎意料的是，郑经似乎对偏安台湾并不满足，就遣冯锡范放话：“欲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饷，果能照先藩之四府裕饷，则各守岛屿而民自安矣。（引《台湾外志》）”尝试寻求经济补偿。事已至此，杰书只得连夜密奏康熙，告知两岸再无和谈可能。同时推荐参谋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建议筹备武统。不久在海澄、厦门等沿海战场，清、郑两军陷入了混战。其间清廷也做了最后一次尝试，郑经依然提出驻军海澄，且每年获得大清六万两饷银赔偿的要求。康熙十九年（1680）春，义无反顾的清军全力出击，郑军战死、逃亡、投降者不计其数。走投无路的郑经带着几千残兵永远离开了大陆，于次年（1681）病逝台湾。同一时间北京，康熙命姚启圣、李光地等主战派火速规划平定台澎事宜，并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全权负责前线军务。二十三年（1683）夏，大清三万水师集结完毕，浩浩荡荡杀向澎湖...
诗作《初到澎湖歌》里的这句“东南雄锁钥，半壁天外撑”，就深刻明确了台澎地区的战略意义。但除郑和外，终明一代的海禁叠加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却使两岸渐行渐远。打破这种局面的是另一位郑氏。生于福建泉州的郑芝龙，早年在澳门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后经菲律宾转战日本，成为大倭寇巨贾李旦的助手，开始扬名东亚。明末，因日本与扎根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贸易往来，郑芝龙就奉命来台做了荷语翻译。通过常年周旋于日、荷、葡等政商人士之间，郑芝龙收获了大量人脉和武器，逐渐壮大为“郑氏集团”。清军入关时，回国勤王的郑芝龙战败降清，同时清军却攻入了他老家安平，其日本妻子，成功之母田川氏因不堪羞辱而自尽。但郑成功俨然不是一个商人，此时他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在三次北伐无果后，反倒孤注一掷攻下了台湾，进而打造成自己的抗清基地，世称“民族英雄”和“开台圣王”。通过郑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台湾经济社会步入了一段拓荒式的发展时期。但鉴于郑经兵败，他的名号就没有前辈那样雅致了，很多人说他是“台独”。郑经兼备祖、父性格特点，一边同欧洲进行贸易，认真经营台湾；一边把反清复明当成了信条，与满人无限周旋。后者便体现在上文的“底线”谈判方面。从头至尾，统一始终是两岸的共同心愿，杰书的大将赖塔曾评价郑经称：“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引《清史演义》）”当清政府一度因内部矛盾提出放弃台湾时，明知自己弱势的郑经却根本不为康熙诚意所动。郑经坚持家族理想，屡屡以“留发”“驻军”“赔款”等无理要求来朝三暮四，为的正是让谈判陷入僵局，直至破产，时刻谋求着重返大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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