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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是鲁迅《故乡》中的主要人物，《故乡》收入小说集《呐喊》，《呐喊》是“新文化”运动披荆斩棘的利剑。 利剑不管多锋利，终究跨越不了其“工具”属性。鲁迅不管对“闰土”多么惋惜同情，都没办法改变他继续受苦受难的命运。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闰土写进书里，让新青年们来围观后者的苦难与麻木，团结人性中的善，共同对抗吃人社会的恶。 开辟一条通往光明宽阔的希望之路，让下一代不再辛苦恣睢、辛苦辗转、辛苦麻木。 小时候读《故乡》，最后一段以“画饼”收尾。 这个“饼”，鲁迅那一代没吃到，水生那一代没吃到，轮到我们，还是没吃到，将来的人，估计照样吃不到。 鲁迅预料到了这一点吗？ 如果希望只是一块永远吃不到的饼，那我们读鲁迅还有何意义？ 鲁迅回忆少年闰土，背景是“深蓝的天空下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画面是手执钢叉的少年虎里虎气地刺向偷吃西瓜的猹。  那个时候，少年闰土见识比少年鲁迅多，经验较其丰富，又没染上大人们的“鱼眼睛”视角，不受尊卑贵贱的束缚。 因而他显得比鲁迅更自信，更有话语权。 尽管父亲一再告诫他注意礼节，要喊鲁迅少爷，可他就是不放在心上，照样和鲁迅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多年以后，两人再次相逢，情况彻底反转。 几十年的风刀霜剑，雕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气质、行为举止和语言风格。 这时的鲁迅，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高高立于启蒙导师神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相比之下，中年闰土，除被岁月杀猪刀斑驳了容颜、扭曲了腰肩、苍老了意气、抹灭了心志外，没有任何个人变化。 他从未离开过故乡，几十年的青春和心血，全用来滋润土地 。 他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种地纳赋，除了家人和土地，他的世界不曾有额外的扩展。 当他再次见到鲁迅时，刚好是父亲当年的岁数，除了复制上一辈的苦难，还潜移默化地黏贴了代代相传的主仆意识。 接下来，就是那幕张力极大的尬戏。 新时代青年导师鲁迅亲切唤他“闰土哥”，他不敢答应，毕恭毕敬地作揖，喊了声“老爷”。 鲁迅发乎情，闰土止于礼，千年礼教高墙终于延伸到他们之间，哪怕面对面，都无法放开畅谈。 除了尴尬地沉默，就是沉默地尴尬。  其实，儿时的友谊之船，早已沉没多年，如果不相逢，便不会被发现，彼此的记忆就可永远停留于人生初见。 但那只是掩耳盗铃的自欺。 因《故乡》是一篇思想启蒙命题作文，故鲁迅在文中刻意凸显的是闰土的麻木。 不麻木，何来唤醒？ 他认为旧中国的苦难痼疾，根源就在民众的麻木上，如果后者能苏醒过来，就有冲破铁屋的可能。 问题是，冲破铁屋之后呢？ 铁屋外面就一定是光明宽阔吗？ 那光明宽阔，适宜所有人吗？ 如果闰土们的理想生活就是一家吃饱、只扫门前雪，那你不经人家许可，打破人家的铁屋，将他们置于没有“保障”的不确定性中，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夺”？ 鲁迅其实也有过类似矛盾，确切地说，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挣扎于这个矛盾之中。 他最后找到的出路，是放青年人到光明宽阔中去，自己留在旧时代掮住黑暗闸门。 《故乡》结尾，当鲁迅寄望于下一辈时，背景画面再次显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金黄的圆月，只照虎里虎气的少年。 只要孩子不长大，就可以在他们身上投入无限希望，无穷想象，无边金黄。 可孩子终究会长大，不但会长大，还会越长越像闰土。 一百年，只一个鲁迅，可一百年，多少个闰土？鲁迅之后，再无鲁迅，闰土之后，还是闰土。 满目皆“闰土”，何处希望路？ 从这个角度看，《故乡》还能是现实主义启蒙小说吗？ 分明是个童话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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