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想用核酸造假发横财，我劝你多读历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及，到达一定的利润，有人甘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铤而走险。某家检测公司（非被举报这家）上半年净利润增速达到了27728%，利润增长了31919％。

多少倍居士懒得数了，只能说有人会因此而奋不顾身。那么问题来了，在各行各业都盼着疫情结束的时候，谁会盼着疫情不要结束呢？

今年，至少11起核酸造假案件被查，包括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等11家遭到行政处罚。另外，还有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等被吊销营业执照。

最近，一位姓王的先生实名举报某公司核算检测造假，结果却被打断7根肋骨的事儿不由得勾起了居士的回忆。（关于此事，详见居士昨日文章《周末大事件：华大基因的举报信、防控》）

上世纪50年代，教员深思熟虑，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我们刚刚建国，虽然还很穷，但是我们坚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用实力向美国证明，世界陆军No.1的抬头到底是谁的。

当时，我们的物资相对来说还很匮乏，一些不法商人，昧着良心把发臭的牛肉、长毛的大米、“黑心棉”等物资卖到了志愿军手中，他们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害苦了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他们去抗美援朝是仅仅为了自己吗？当然不是，他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为了身后所有的父老乡亲。他们中的一些人抵挡住了联军的炮火，但却因黑心棉等问题上，本来是小伤的结果却越养身体状况越差，最终甚至造成了终身残疾和无畏的牺牲。

这些黑心商人中比较有名的数：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等。

我们以王康年和李寅廷为例。

当时咱们前线缺药了，后勤工作人员奔赴上海紧急采购黄凡士林、氯霉素等前线急需药品，王康年听闻，拍着胸脯保证说自己有药，于是3个亿的款拿到手中。

一般人的思维是，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自己少赚点，甚至不赚钱也要为国分忧，算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霍英东。

2000年的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会上，霍英东作为当时唯一的受邀香港人，坐在了主席台上。

反面例子就是这个“大聪明”王康年，人家拿了钱，不着急去把药发往前线，而是拿着钱自己享受起来，奢侈品大买特买，当然了，打点当时腐化的贪官也是必修课，他先后贿赂了85人，行贿金额高达2亿。

吃了大单，王康年不着急的原因是自己的产能跟不上，于是他用极低的价格购买了过期的药物和医用器材、还包括假药，送往前线。

这其中，就有过期了的止咳糖浆。

过期的止咳糖浆吃了会怎样，居士不知，但凭正常人的生活经验来看。应该是不致命。

另一个就更可恶了，此人正是武汉福化药棉厂的李寅廷。他主动承担生产志愿军急救包的任务。

却把从军区处领取的1万斤优质棉花，将其全部换成废棉花，其中还有1000斤烂棉花，为了更快点，他让员工去垃圾袋里捡别人丢弃的棉花。

最终生产出了十几万只未经消毒、杀菌，而是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等各种菌类的急救包，送到前线。

很多咱们的志愿军已经快痊愈了，但用了这批急救包后，病情马上恶化出现伤口感染等。有的虽保住了性命，却截肢了，有的甚至因此而牺牲。

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些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跨过鸭绿江去战斗，没有倒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却倒在了黑心棉、假药上。

彭总大怒，案子被查了出来摆在教员案边，教员没有说话，点上一支烟，久久不语。他们是谁的孩子，又是谁的丈夫、谁的父亲？

后来，教员在谈及工商业者分类时，提出了5类：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

并为此，提出了对策：

过去从宽，以后从严；

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工业从宽，商业从严；

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居士上面提到的那2个大聪明，毫无意外，每人赏了一颗“花生米”。

我有必要提醒诸位：在21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掷地有声地说，在有关废除死刑的决议投票中，中方将投下反对票。中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死刑问题上，执行“保留死刑，严格适用死刑”的政策。

站在人民立场的对面，是注定没有好果子吃的，如果有人仍执迷不悟，那最后的晚餐一定是那粒黄灿灿的“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