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祠堂

红祠堂

张氏祠堂是一座古建筑，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氏祠堂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座落在成村铨儿街正中位，坐北朝南，总占地面积144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内外院落，既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封闭式建筑风格。以正门、正厅为中心的南北轴线上，前后为两进院落。大门外两侧为大方砖砌八字墙，一对石狮拱卫。内院由方砖铺地，东西两厅各三间，后有高大雄伟的堂厅，厅堂房屋均为硬山起脊，灰色小瓦覆顶。堂厅是主厅，张氏祖先的牌位按支系和辈分分别摆放在堂厅和东西厅内。

张氏祠堂是成村张氏族人祭祖的场所，也称为家庙，张氏族人每年农历的新正月祭祖，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按照传统的仪式，要在族内选取一位辈分较长、威信较高的长者在前面当司仪喝礼，下面跪着参加祭祖者，多是各支系的头面人物，参加者穿着整洁、按辈分排列，认真祭拜。

故事从1911年说起，

1911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落幕了，中华民国建立，却被袁大头窃取了革命果实，中国从此进入了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战乱时期。

单说铨儿街张家祠堂西邻有一户既普通又特别的人家，父亲张培元，母亲白素萱育有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分别是姐姐张恒蕊、大哥张恒有（小名大仁则）、二哥张恒银（小名二仁则）、三弟张恒贵（小名三仁则）。说普通是其父张培元和中国许多农民一样，勤劳朴实，主要靠耕田种地维持生活；说特别，虽然张培元是农村人，但年少时随其祖在北京梦德堂杂货铺学习经营，还见过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可谓眼界开阔、见多识广的人。成年后学有所成，回乡创业，在交城城内与人合伙创立了德信皮货坊。

因其父亲张培元常识渊博、开明贤达，经常给儿子们讲一些北京城的事情，让张恒有兄弟们的童年生活有趣快乐！

民国六年（1917年）八岁的张恒贵和同族张敏曾等进了张家祠堂读书，张恒贵和张敏曾成了最好的学伴。民国13年（1924年）14岁的张恒贵和张敏曾一起来到德信皮坊学艺；民国16年（1927年）张恒贵父亲张培元病故。德信皮货坊股份由大哥张恒有、二哥张恒银继承和管理。张恒贵和张敏曾则考入交城师范学校学习。民国17年（1928年）南方《八一》和《秋收》起义的讯息传到交城，张恒贵和张敏曾两人又一起去太原寻找救国之路，同年加入了马列主义信仰小组。

九一八事变后，张敏曾和张恒贵返回交城，联络石思明、郭萱等组织发动了轰动全县的抗日示威游行，工人代表吕长福等冲散伪警，砸烂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后被国民政府和阎督军镇压，张敏曾、张恒贵躲回成村老家。

民国20年，成村有九百余户，两千六百多人，其中张氏家族是成村最大的家族，约占全村人口近三分之一。

 

1933年，张恒贵娶妻结婚，妻子是城头村李玉英。

1934年张敏曾进入成村领导班子，次年当选村长。张恒贵担任了铨儿街闾长，秘密协助张敏曾做革命工作。

1936年春，北京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交城，张敏曾、张恒贵联合全县先进青年成立了交城抗日救国会。

1937年，交城抗日救国会合并到牺盟会。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暴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老百姓则人心惶惶。7月31日，阎老西允许彭雪枫同志"使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进行公开活动。8月下旬，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成立。国共合作在绥晋抗战的局面开始了。

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拉开了三晋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交城县城距太原一百二十里，是进入吕梁山的咽喉。交城县城出西门或南门往西南五华里，渡过瓦窑河，即是交城县最大的村子，成村。成村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和文水汾阳的门户，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成村村东和村西有三千亩芦苇荡，苇子长的又高又粗，全身都是宝，苇叶子能包粽子，每年端午节，太原边周百里，都是用成村苇叶包粽子；苇杆子能够编席子、借散子，是囤粮仓，修屋顶等最好的材料；苇根和老叶还可以烧火做饭、冬季取暖。夏秋之际，密密麻麻的芦苇荡里还是藏人的最佳场所，一个人钻进去，几百个人都很难找到。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年底，日军侵占交城后，极其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烧杀抢劫，无恶不做。

1938年春的一个夜晚，张敏曾、张恒贵召集张氏族人在张家祠堂开会。敏曾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武力侵占我中国的企图。向族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张氏族人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张恒贵也说：“自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们张氏族人要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力量支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参加会议的张氏族人有张敏曾、张恒有、张恒银、张恒贵、张余厚、张余福、张余庆、张富喜、张仁义、张佩曾、张殿奎、张殿元、张殿杰、张登科、张永银、张来保、张振礼、......随后，在张敏曾、张恒贵的倡导下，张氏族人与驻西山的“ 工人自卫旅”组织成立了军鞋厂，并利用张氏的社会关系和商业网络，以成村两家骡马店为基础，成立了“红色运输总站”。秘密给吕梁山里的抗日根据地运送粮食、药品、枪枝弹药等物资。并多次输送进步青年和张氏族人进山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5月，红色运输总站秘密送苏铸（华国锋）张三多等五名青年投奔抗日游击队。    

   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军冈村宁次对华北根据地实行了囚笼政策。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难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向我晋绥边区举行疯狂“大扫荡”，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晋绥边区军民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经济困难。边区各级军政机关办公无纸张，夜间没灯点。严寒的晋北山区，冬天战士们穿不上棉衣、盖不上被子，行军没鞋袜，打战弹药不足，后方医院缺医少药。山区资源缺乏，又无可靠的给养基地。再加国民党政府坐山观虎斗，专吃磨擦饭，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处在极为艰难的困境之中。

成村村里既有我地下抗日组织，但伪职人员也不少，社会关系繁杂、保守机密困难。村北紧靠太汾公路，鬼子日夜巡查，把守严密。但跨过公路，便是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村西有3千亩芦苇茫茫一片，是很理想的青纱帐，便于我方人员转移隐蔽，鬼子从来不敢深入。村内沿街有棚铺和车马大店，因距县城较近，和县城做买卖的甚多，货物来源门路大。虽也有敌伪组织，但只是为了维护村坊安全，并非真心反动卖国。在党的领导下，我张氏族人为骨干的红色运输站利用成村的客观条件和自然环境，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发生的事变，努力克服了不利因素，在这块熟识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反经济封锁的特殊战斗。

    我红色运输队人员借日本侵略军人生地疏的弱点，组织群众以乡村集市的面目展开工作，发动群众多设日杂、饮食、水果、说书、卖唱、破烂等棚摊铺店，遮掩敌伪耳目，暗中转运我边区军需及日用物资。日军几次出发“侦察”都毫无查获。时过不久，由于汉奸告密，日军驻交本部抓捕了集市负责人张富喜，下令取缔成村集市。鉴于形势，我红色运输站白天转入地下活动，积极准备物资，存储货物于全村各家各户；夜间挑灯交易，灯火通明，人流不息，通宵达旦，自行车、毛驴车、小推车，车轮滚滚。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我抗日根据地。因而红色运输站也被抗日志士们称作红灯市场。

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地下党组织为市场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定：“订货定价、公买公卖、禁止投机、两利兼顾、保接保送、合理负担”。并设立了治安保卫；接送护卫；交易分配；财物保管；接待宿食；情报联络6个组队，分工把口、专人负责，由市场领导组统一管理、指挥。还将敌伪组织防共自卫团秘密改组，变为市场的武装保卫力量，负责站岗放哨、巡查、抓捕坏人、应付敌伪。同时还在县城设立情报联络站———三饭店，情报灵快、准确。如有警报，各组队便指定人员掩护分散转移，以防不测。

几个月后，市场夜间活动的消息传到了日军耳朵里，日军宪兵队长古赖引大队日军夜围成村，由于情报及时，我市场早已将货物、人员、资金转移在村西芦苇内，鬼子“包剿”一无所获。古赖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机枪向3000亩芦苇乱扫一阵，扫兴收兵。后来，敌人几次采取偷袭战术，但仍无收获。

成村人民，尤其是张氏族人，虽然平时为了生计，可能也发生一些小磨擦，但是在国家危机的时刻，面对外国侵略者，则团结一致，众志成诚，坚决的抗击日寇。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为打破日军的囚笼封锁，华国锋和张三多秘密回到成村，在张家祠堂，召开了市场领导组会议，传达了边区首长对市场工作的指示，仔细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和任务，制定了今后市场的战略战术，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活宝，在敌区工作的同志要抓紧学习，只有把党的政策学习好、掌握好、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同力抗战”。叮嘱我方工作人员：“要十分重视党的统战政策，不可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也还要防备他们。因为他们同敌人有经济上的复杂关系，任何时候也不能粗心大意，还要多做瓦解伪军的工作…”。会开完后，华、张二人连夜又返回游击队。此后，我红色运输队工作人员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同敌人斗智斗勇，瓦解了敌伪上层人物，有的还逐步发展成为我内线力量。与此同时，我市场工作队还配合县武工队积极活动，夜夜扰乱敌据点，今日桥头日军哨兵被杀，明夜料子馆汉奸被捉。邻村一些敌伪情报员在我方控制下，捕风捉影地送假情报，驻交日军惶惶终日，只得龟缩在据点。每当夜幕降临，我内线同志便将堡门打开，抢运队长驱出入，夜夜如此。同时，还组织了另一只运输队，将货物装在粪车、垃圾车内，大白天平安出城，红色市场从此更加兴旺起来。

    1940年，张家十岁儿童张振中和张美蓉，在长辈们的默许和支持下，秘密组建了铨儿街红色抗日儿童团，姐弟俩分别担任正副团长。第一批儿童团团员有：（                ）儿童团利用敌人对儿童的麻痹心理，积极为我方搜集、传递情报。利用成村成片成片的苇子地等有利地形，多次执行帮八路军、游击队带路和隐蔽等任务，为中国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做了很多的贡献。

1940年秋，彭老总指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沉痛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有力的支持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离不开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敌战区秘密战线上的抗日民众的支持。我成村红色运输站便是其中之一。

百团大战之后，鬼子队长高桥调集清、文、汾3县日军来交实行“拉网清乡”，许多无辜群众遭受毒刑。日本特务发现了东关堡门彻夜不关，为我市场运货的机密，残暴的日军将镇守东关为我方工作的6名伪军官全部杀害，并抓捕了伪县长、伪科长、伪财政局长。我军采购员石殿文、孟范五、市场工作人员、爱国商人等群众十几人英勇就义。运输站的工作人员也有的在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问是什么人？说：“我是八路军武功队！”敌人不相信，残酷地毒打，死也不改口，不给敌人提供任何情况，最后，这些无名英雄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悲壮地死于敌人的枪弹下。

     但红色市场没一匹布、一双鞋落入敌手。

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大举向我晋绥边区进犯，极其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在沦陷区极力推行“强化治安”。为破坏我游击队和红色市场活动，修碉堡、筑炮楼、毁庄稼、挖壕沟。我市场又处在极为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市场领导分析了当时的状况，遂派张美蓉和张振中姐弟两进山向区委和游击队传送报告。十多天后，游击队员张三多、王武考同志带着美蓉、振中返回了成村，传达了县委和游击队领导对革命战争形势的分析，布置了当前斗争的任务，嘱咐大家要打进敌人的心脏，要时时掌握敌情，克服更大的困难。

    1942年末，在我武装力量的逼迫之下，日军兵力不足，不敢肆意出城。红色市场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游击队化装入关，智杀了设在商业中心的日军哨岗，巧捉了在东关集市上侦探的汉奸特务，大闹东关集市，惊得日军队长古赖目瞪口呆。不久，八路军主力120师特务团与县大队挺进平川，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截击站、运动战。红色市场抓紧时机，组织了500余人的自行车队，从各城镇速购抢运。在爱国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巧妙地利用太原日本宪兵队“走私”的机会，购进了日本洋行“晋康公司”的大批军用绿布、药材、枪支等奇缺物资，安全运往红色市场。

期间，日军首脑古赖设下“金钩”计，阴谋诱我市场上“钩”。他们故意明里放松堡门搜查，暗里派特务稽查各商户市区出入数字。我方觉察后，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配合县大队夜袭东关。攻入东关后，红色市场千余人的运输连夜抢运。天明，胜利地撤出东关，日本军丢了“金钩”又折兵。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红色市场采取了新战术—“流动市场”。今日安定村，明日大营乡，始终没让日军摸清底细。我县民众的流动赶集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了开辟一条直通陕甘宁的红色线路，华国锋同志率领抗日武装三克战略重镇开栅，使我红色市场通过开栅，进入吕梁六百里山川、远达京津沪，直通延安城。在3年多的时间里，红色市场为抗日战争军民购运布料100余万匹，军鞋30万双，各种军需3万余驼，并为我抗日游击政府在敌后各地征收公粮。从而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经济封锁阴谋，是晋绥边区军民渡过艰苦的斗争岁月。此时，我红色市场还为抗日部队收集了100余支武器、弹药，输送了50余名有志青年参军参战，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务，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五年中秋节，张氏祠堂红灯高挂，八百多族人锣鼓喧天、举杯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