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四卷目录 食货总部总论二 太平经国书〈理财〉 礼经会元〈财计〉 性理会通〈理财〉 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国计〉 食货典第四卷食货总部总论二《太平经国书》《理财》或问：《周礼》，真理财之书乎。曰：周之理财，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入也；理国之财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财也。昔者天下之民，百亩之田，可以无饥。墙下之桑，五母之鸡，二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贾，责之以嫔妇臣妾，资之以山泽薮牧，故其地无馀利而其民有馀财。当是时也，下之所以输于上者，常易办；而上之所以取于下者，常不见其难。集内而九功之正税，九职之正赋外，而九正之常贡，其时已至，其财已可取，则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司徒之属征财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职，掌财以颁之当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财之入也。财之来为无穷，财之取为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羡，而其用之也则常惧其奸欺而卤莽。是故一时之财，不待于理其入，而常尽心于理其出焉。每观六典之书，六卿之职，兵既以私田而不饷，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廪，而岁时经费，独祭祀宾客，田役丧荒，饮膳衣服，与夫稍秩匪颁赐予玩好数者之用而已。周公于此，上则虑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费之无节；下则虑夫掌财用财者之渗漏乾没，或有以容奸而肆欺。异日之忧，则又虑夫国计匮乏而府库空虚。既窘于用，则不免虐取于民也。于是一毫财赋之出，而数人之耳目通焉。前有太宰、小宰、宰夫，后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属，又有泉府、仓人、廪人。但敛散赒救，事近于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属地官太宰；兼制国用，故太府与司会皆列于天官，而太府以下，三府则皆掌货贿泉布以待用。司会以下四职，则皆掌会计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数。一岁之出入尤多，则又专命司裘掌皮，以会计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职，未尝不深叹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节之有法，防闲之周密，而视听之详多也。盖内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为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国之用也，司会若可以通司书矣，而必立为二司者，掌财用之会计，固不可以汨之以书契、版图也。职内若可以摄职岁矣。而必摄为二职者，出入之数，固不可以专责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摄而通行之，则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其内外之参差不齐，出入之交错差舛，簿书会计之烦多委轧，亦必将有敝其精神，而昏其思虑者。周公不为此也。故以太府言之，自关市之赋，以至万民之贡，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数之多寡，而为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数之多寡为限，则用不免有欠馀，势不免有相补足，而财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纷然始舛，错而难考，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则见于太宰，而定数则见于太府，移用则掌于职内矣。以内府言之，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与夫四海币献之货贿，纷然而入，既择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择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献。九贡、九赋、九功之良兵、良器，与夫四方之金玉齿革，兵器杂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献赐，又以待邦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体则掌于内府，而其精美紧切者，则分于玉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纲领也。至于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则共之。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凡币帛赉予之用邦布者则共之。赏赐给劳之用邦布者，则又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琐碎不一矣。而敛滞、货给、赊贷，所以与民用通者，则又岂外府之所能兼乎。故系邦之用者，则外府领之，而其在民者，则分于泉府矣。以至司会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设官分职，而不相参者，大抵皆然。虽式贡之馀财，以共玩好之用，而司书亦别为一书，以待司会之考，以佐太宰之撙节。虽然此特其不相参者耳。至于相参而相考者，则内府在内，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互相考也。职内职入，反以每岁所入，而考其所出。职岁职出，反以每岁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参，则可以专其耳目，必相考，则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财用之出，上无所肆其侈，下无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则财常足于用。征敛常不至于虐，而民无复有受其病者。然则周家之理财，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于上者，不欲虐取之于下而已。非固屑屑然，为是不惮烦也。太宰统其大纲，司徒统泉府、仓人、廪人之大纲，会计则均出于司会，式法之数，则同出于太府。然则论周家之理财者，太宰之府，较太宰太府式法之次序，辨九贡、九正、九赋、九职、九式、九事之异同，此则自有诸儒之传说在。《礼经会元》《财计》王金陵谓《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今观周官货贿之入，不过太宰、九职、九赋、九贡之目尔。民职所贡有常额，地职所敛有常制，侯贡所致有常法，尚何待于理乎。然则，周人理财之道，非见于理财之日，而见于出纳之际；非见于颁财之顷，而见于会计之时。考之太府、九赋，以待膳服；九事、九贡，以待吊用；五事、九职之贡，以充府库。式贡之馀，以共玩好。太宰所以定为取财之法，取此财也。太府所以分其颁财之府，颁此财也。内府所受，受此财也。司会所计，计此财也。司书所叙，叙此财也。别其为金玉则曰货，别其为器币则曰贿，总而言之则曰财。周官掌财，固非一职。而敛散出入之权，太府实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颁之，太府也。凡执事者受财用，受于太府也。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取于太府也。以太府为府官之长，而司货贿出入之权，则利权不分，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于诸府，而不专总于一司，则出财者惟以给办为能；用财者，惟以济事为功。而后之不继不恤也，财如何而不亏哉。然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郑氏谓受藏若内府，受用若职内。职内乃司会之属，非受用之府矣。王氏详解，以职内为受藏，以职岁为受用。此二职者，掌出入之数尔，而谓之府，亦非也。刘氏中义以内府掌良货贿，知其为受藏，外府掌共百物，知其为受用。然内府曰：以待邦之大用，谓之受藏，亦不通。若案其文，玉府掌良货贿之藏受而藏之，宜为受藏之府，内府掌受货贿，以待邦之大用，宜为受用之府。然受藏曰货，受用曰贿，而二府皆言货贿，又不然矣。意者太府自有藏、用二府，以受货贿。太府总之而内府则兼掌之，以待用欤。货曰藏者，亦藏之而待用也。太府而下三官，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皆式贡之馀，财所入焉，此王之内帑也。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与四方所献之物，与妇功所颁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则专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内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玉府掌金玉服佩，燕齐之物皆在焉。故一谓之王内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则奉之王及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是其用固在外，何以谓之内。岂非以货贿之藏在乎内，而不可以轻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王后世子衣服则共之，至于岁终。而王后之服且不会是其用又在内，何以谓之外，岂非以其泉布之流通在乎外，而不可以私用者乎。或者徒见外府、内府之名，遂以内府为内帑，外府为公帑，则非矣。三府各所掌，而统之以太府，则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虽总其财，而制之以太宰，则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则成周掌财之官然也。若夫财之出入，必有会计，则有司会，而下五官以主之。司会为计官之长，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则分治不至于旷，官掌百物，财用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会计，则用财不至于踰法，以参互考。日成则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则月考之也。以岁会考，岁成则岁考之也。既逆其治而听其会，又考其会而知其法，考之名亦详乎。案宰夫之职，有能足用长财善物者，与凡失财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乘其出入，诏冢宰而诛赏之。今司会则以诏王及冢宰而废置之。宰夫既有以诏而诛赏之小者，司会又有以诏其废置之大者，则其致谨于财可知也。司书为司会之贰，掌其版图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财币之馀，则使入于职币财用之用，则必考于司会。三岁则大计吏治，而民财器械之数，田野六畜夫家之数，山林薮泽之数，无不知焉。以逆诏命，以受税法，以入要贰，以考邦治，无不掌焉。司书会计之书，又可谓详密矣。职内则掌赋入之数，以逆赋用。及会则以逆职岁之出，职岁则掌岁出之数，以待会计。及会则以赞司会之逆，一出一入，不总之以一职，而以二官职之，是以出入相考也。职币一官，乃掌币馀之赋者也。岁终则会其出，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是。虽式贡馀财，既会之而有馀，复会之而不妄费也。不特此尔，司裘何与于会计，而岁终且会其裘事。掌皮何与于财用，而岁终亦会其财。赍以二官而继于计官之列，则其细事皆会可知矣。此则成周会财之官然也。然合掌财之官与会财之官，考之太府，为财官长仅有下大夫二人，司会为会官长，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财，何其卑且寡，会财何其尊且多也。盖分职以受货贿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虚实者，其事难。以会计之官，钩考掌财用财之吏，苟其权不足以相制，而为太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将听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无以遏人主之纵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奸欺也。今也以尊而临卑，以多而制寡，则纠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又况司会等职，皆职之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节财以岁终，制用司会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计之以中大夫之司会，又临之以上卿之冢宰，如此则财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节，国计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财之法，不在取财，而在出财。不在颁财，而在会计。观此亦可见矣。郑氏乃谓：太府若汉司农职内。若汉少府司会，若汉尚书。前辈则谓：外府为司农玉府，内府为少府。愚谓：司农犹内府，少府犹玉府。盖司农给公家之公用，始名内史，后改为司农，犹内府之遗也。少府为天子之私藏，本名少府，后为少内，犹玉府之遗也。尚书即是少府，属官即非司会之比。独高帝时以张苍为计相，此可比司会耳。苍既罢，而此官不复，置主会计者，特其属官。以属官而会长官之财，则其势必有所不行者矣。至唐置三司，使凡财赋国用之利，尽归盐铁使。凡财赋之入，尽归户部，而度支则会计之。故三司只设副使，而以三司使为长。虽别设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属官，亦非成周设官之意，甚至为汉丞相而不知一岁钱谷之出入，谓之责治粟。内史为唐宰相，而曰陈。调兵食非宰相事，请罢度支归有司，是岂太府司会兼属冢宰之意乎。读《周礼》者，知太府之可以统诸府，知司会之可以临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会，则理财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论者。《性理会通》《理财》龟山杨氏曰：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使用财无偏重不足之处，所谓均节也。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以致其用。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夫物货之有无，民用之赢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敛之，盖将使行者无滞货，非以其贱，故买之也。不时买者，有以待之，盖将使居者无乏用，非以其贵，故卖之也。盖所以阜通货贿也。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而有无赢乏，皆济矣。先王所谓理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职任之，而后以九赋敛之，其取之可谓有道矣。九赋之入，各有所待，如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之类是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节之，下至工事刍秣之微，匪颁好用，皆有式焉。虽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谓惟王及后世子不会特膳服之类，而已有不如式，虽有司不会冢宰，得以式论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 《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书》：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财。财出于地而用于人，人之所以为人资财，以生不可一日无焉者也。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洪范八政，以食与货为首者，此也。大禹所谓懋迁有无化居，此六言者，万世理财之法，皆出于此。然其所以徙有于无变化，其所居积者，乃为烝民粒食之故耳。是其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 《禹贡》：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臣按：土者，财之所自生，然必修金、水、木、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后土顺其性，而谷生焉。然是土也，则非一等，有所谓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质有肥者焉，有瘠者焉。其形有高者焉，有下者焉。其色又有黄白者焉，有青赤者焉。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质正，于是因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兢兢焉。罔或怠忽，不敢责无于有，取少于多也。然土虽有五，而壤则有 三。所谓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则出上赋；壤之中者，则出中赋；壤之下者，则出下赋。咸有一定之准则，用是之法，以成赋于九州之内。若荒服之外，则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时，其取民之制，有所品节准则。如此，后世征敛无艺，惟循簿书之旧，无复考核之实。田之等则，无别赋之多寡，不伦既无底慎之心，复无咸则之法，此民财所以恒不足，而国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欤。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秒，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臣按：先王制国用，必命冢宰者，冢宰为六卿之长。周时无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岁于年终之时，五谷皆入之后，俾其视今岁之所入，以制来年之所出，而定国家一岁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者，谓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则年之丰可知；地大而入小，则年之耗可知。每岁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丰耗，年丰则国用随之而隆，年耗则国用亦随之而啬。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者，每岁所入，析为四分，用度其三，而储积其一，每年馀一，三年馀三，积三十年则馀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储蓄之赀，然后计其现在所有之数，以为经常用度之节，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库之虚实，为用度之赢缩，则国家无不足之忧，而兴事建功，无有不成者矣。窃惟《王制》此章说者谓为商制。以臣观之，古今制用之法，诚莫有加焉者也。夫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财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岁岁有所生，人生岁岁有所用，岁用之数，不可少，而岁生之物，或不给。苟非岁岁为之制。先期而计其数，先事而为之备，至于临事而后为之措置，则有弗及者矣。臣愚以为，今日制国用，亦宜仿此法，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诸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某处合用钱谷若干，某事合费钱谷若干，用度之外，又当存积预备若干，其钱谷现在仓库者若干，该运未到者若干，造为帐籍，一一开报。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其间有无灾伤，逋欠、蠲免、借贷，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馀尚有几年之蓄，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馀，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可从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如此，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预为之备，而亦俾上之人知岁用之多寡，国计之赢缩，蓄积之有无。云：伏惟万几之馀，留神省察，必使国家食廪恒有九年之馀，而不至于六年之急。万有一焉，而或不及于三年，则必惕然儆惧。凡事皆从减节，痛革用度之无益者，使毋至于国非其国焉。实惟宗社无疆之休。 《周礼·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 臣按：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时，每岁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焉。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会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馀几何，散之足以食几何，人积之足以给几何。年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彼此通融有无，相济以羡，补不足，多而有馀也。则蠲民之逋负，除民之租赋，不尽利以遗民少而不足也。则省上之常费，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伤财如是，则民谷两足矣。民有馀食，国有馀积，则凶荒有备，祸乱不作，风俗淳厚，治教休明矣。太平要务，岂外是哉。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臣按：财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于此数，不 在上则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亦恶人之取之，而不欲与也。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苟非在上者先谨其德，知义之可重，而财利之轻，其不至专民之利，而劫夺之也。几希今焉，惟德之是谨，兢兢焉以自守，业业焉以自持。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则入之，既以其义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如是，则是能与民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所谓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臣按：金履祥谓：《大学》通章以货财为戒，而此以生财为言，何也。盖财用，国之常经，不可一日无者。苟徒禁其为聚财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财之端，则异时，国用不给，终不免横取诸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财之张本也。所谓生财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谓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术，而究其所以为生财之道者，则生者众，食者寡，为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间，自有无穷之利。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履祥谓：《大学》此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臣窃以为，履祥所谓勤、俭、怠、奢之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臣按：《大学》释治国平天下之义，谆谆以理财为言。岂圣贤教人以兴利哉。盖平之为言，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之谓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则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则有一家之用度。天子之用度，则取之民。民之用度，将取之谁哉。居人之上者，将欲取于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则饥，一岁无衣则寒，彼之家计，不可一日无。亦犹吾之不可一日无国计也。体民之心，反之于己，使彼此之间，各止其所处之分，各遂其所欲之愿。无一人之不遂其生，无一人之或失其所。则天下无不平者矣。是则《大学》所谓絜矩之道，推极其理，即圣门所谓仁，所谓恕也。虽然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是以愿治之主，不独有理财之法，又必有理财之人。理财之法，即所谓生财之大道是也。理财之人，所谓聚敛之臣，决不用焉。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用之道，推吾所谓以心度心者，以为取民之节度，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极欲以侈用。如是，则上之人既得其分愿，而下之人亦遂其分愿矣。天下岂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财之说，昉之《易大传》，而《大学》不言理，而言生，何哉。噫。理之为言，有人为分疏之意；生之为言，有生生不穷之意。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馀矣。治平之道，端在于此。朱熹所引陆贽、吕公，著告其君之言，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神玩味。 《论语》：子曰：节用而爱人。 臣按：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臣按：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谓立政事者，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已。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臣按：茧丝主赋税，而言保障，指藩篱而言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简子知其意，而从之。铎守晋阳，损其户数，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户数而已。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户之众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户数，何哉。盖户数日增，则民间各自立门户，取之既多，役之复众，力分而财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离，往往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今损其户数，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馀夫营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一遇国家有难，竭 力以卫上，捐躯以拒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尽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赀而取之。既征其田亩，又征其畜产，与夫山泽之所出，饮食之所需，无一不有税焉。譬则工女之缲丝，缕缕而紬绎之，非见蛹不止也。胡氏所谓贼道者，岂非斯人也哉。上以贼道待下，下亦以贼道应之。睊睊然侧目以视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为之保障哉。 唐陆贽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菑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臣按：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复即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以为其君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以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灭；汉武中悔，而获存。乃知惩与不惩、觉与不觉，其于得失相远，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吁。后世之英君谊主，有志于保民生，寿国脉者，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则国祚之灵长，生灵之安养，实有赖焉。 苏轼曰：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贫，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臣按：古今制国，用之大略。苏轼此言尽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统，为生灵之主，有土地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当夫国家无事之时，豫为国家先事之具，以为万世之计可也。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所产仅足以为用。吾则痛加抑损，力为撙节可已则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非必当用不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如此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寸积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积少而成多，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岁复一岁，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所谓天不能菑，地不能贫，人不能困之者，岂不信其必然哉。 苏辙曰：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穴吏，二曰穴兵，三曰穴费。三穴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人君所为无不成，所欲无不如意矣。 臣按：苏辙论丰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害财之事有三：所谓吏之穴员，兵之穴食。其中节目虽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数，除其繁穴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谓费之穴杂者，则途辙孔多，窠臼不一，横恩滥赐之溢出，修饰缮造之泛兴，祷祈游玩之纷举，不当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穴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穴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穴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 曾巩曰：用财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而致天下之富焉。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尝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祐二万馀员，治平二万四千员。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治平则三倍之矣。其馀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门，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即今比旧，罢其所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请自今为始，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及钱粮、金银、绢帛之数，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该用几何，馀积几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数。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埶，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不论可知也。吁。宋之时入少而出多，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巩所谓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与夫苏轼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穴费，足国用之至论要法也。伏惟圣心加察，又何难而不易哉。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釐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馀，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家、国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若夫国之乏绝，藏之官者既虚，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谨介介焉，吝惜而不轻用天下之财。如此，则国计不亏，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凡百所为无不如意，朝廷无不可为之事，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臣观于此，而益信。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大学》之书，而玩味天絜矩之一言。臣不胜大愿。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国计》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后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而莫详于周官。今观其冢宰所职，以九赋敛财贿，即颁之以九式，均节财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谨于用如此，其制国用也，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与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其致丰于储，如此。于是小宰则执九贡、九赋、九式之贰，以均财节邦用。宰夫则掌治法，以乘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其致严于司财之人，又如此。当其时，井地之法，寓军于农国中，无养兵之费，乡遂之租止输都邑甸内，无远漕之劳。诸侯之国，各守边陲，京军无戍边之役，卿大夫之禄取诸邑，采公朝无廪官之费。而岁时经用，独祭祀宾客、田役、丧荒、饮膳、衣服与夫稍秣匪颁，赐予玩好，数者而已。乃凡颁财，则大府以式法授之。而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岂非以不常获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礼宾乎。四郊之赋，以待稍秣；邦甸之赋，以待主事，岂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输重，而去王都稍远者，即使之输轻乎。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岂非以卑者共其礼之常，而以尊者共其礼之隆乎。至若丧纪，非常有之事。而山泽所出者至薄，故山泽之赋，以待丧纪，赐予非常得之恩，而职币所馀者不多。故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故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馀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其不使少有耗费而妄用，致兢兢于九式之是准焉者。抑何也。盖财非天雨鬼输，必取之民间。民之所供有限，国之所用无穷。苟不于其经费之际，而品节之，将情窦既开，必至泛用无度，欲壑不盈，必至苛取无厌，财安得而不匮哉。夫惟大宰有式法以均节之，而大府以式法颁之，司会以式法逆计之。职岁又以式法而赞，逆会职币又以式法而赞，会事则人主不敢违式法而过用，有司不敢违式法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财，亦可谓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财，掌皮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刍木材，不惟王人不得违式法而妄费，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国用不匮，民财不屈，而王府之货贿，自沛然而有馀，岂非节财之道，乃其所以为理财之道，与自其掌财者，言之则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物。凡良货贿入焉。凡适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服不会，是掌财固非一职，而敛散出入之权，大府实主之，则利权不分，敛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于诸府，而不专总于一司，则出财者惟以给办为能，用财者，惟以济事为功。而后之不继，弗恤也。财如何而不亏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统之以大府，则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大府虽总其财，而制之以大宰，则大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则成周掌财之官然也。自其会财者言之，则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凡上之用财用，必考于司会。一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至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税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则入要贰焉。凡邦治考焉，职内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凡受财者受其贰令，而书之及会，以逆职岁与官府财用之出。而叙其财用，以待邦之移用。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干职岁。凡上之赐与以叙与职币授之及会以式法，赞逆会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馀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岁终，则会其出。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此，则成周会财之官然也。大抵财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馀。藏而不足，则源少易穷。经用将有不给之虞。用而有馀，则漏多易竭。后日将有弗继之患。故周官理财之道，不见于徵取之日，而见于出纳之际。不见于颁财之令，而见于会计之司。内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为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不可混夫一国之用也。司会若可以通司书矣，而必立为二司者，掌财用之会计，固不可复汨之以书契版图也。职内若可以摄职岁矣。而必分为二职者，出入之数，固不可专责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摄而通行之，则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其内外出入交错互舛簿书会计繁多委轧，将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思虑者，所疏漏，宁可既哉。至于相参而互考者，则内府在内，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互相考也。职内职入反以每岁所入，而考其出职岁职出，反以每岁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参，则可以专其耳目，必相考。则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财用之出，上无所肆其侈。下无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财常足于用。征敛常不至于虐，而民无复有受其病者矣。故司书所谓知民之财者，则诸府所受之贡赋，必欲知其欠馀也。所谓知器械之数者，则执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则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产有蕃而有耗，无不考之。知山林川泽之数，则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泽之蒲苇、鱼鳖，有盛而有衰。无不考之。若其有馀，则输官之数必不容其亏。若其不足，则输官之数，必不取其盈。盖上下相通，有无相济，合天下为一体。非若后世之判然，不相关也。然合掌财之官与会财之官，考之大府为财官之长。仅有下大夫二人，司会为会官之长，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财何其卑且寡。会财何其尊且多也。盖分职以受货赂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虚实者，其事难。以会计之官勾考掌财用，财之职苟其权不足以相制。而为大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将听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今也以尊而临卑，以多而制寡，则纠察勾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又况实总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节之以岁，终制之。则司会又不得以欺之也。国计安得而不裕哉。其后周官弗举，经用无艺，日相于贪。厉王之世，好殖货利悦荣夷公而用之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哉。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至于齐。桓公兴任管仲图霸业，于是定石民作内政。操谷币谨盐筴，乘其海王山高之资，以行阴王素赏之计，而内则籍于号令，禨祥以倾私家之囷茆，而制其盈虚。外则走诸皮币玩好，以监四方之好恶，而射其轻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天筴阳也。壤筴阴也。何谓正名。五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夫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谓之国机。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筴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于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则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尝问于桓公曰：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应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 龙夏其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然则吾非托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则为之柰何。管子对曰：动之以言，溃之以辞，可以为国基。且君币籍而务，则贾人独操国趣君谷。籍而务，则农人独操国。固君动言操辞，左右之流，君独因之，物之始吾，已见之矣。物之终吾，已见之矣。物之贾吾，已见之矣。是故轻轶于贾谷制蓄者，则物轶于四时之辅。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定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则无可以为有乎。贫可以为富乎。管子对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则人重矣。以数求物，则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谓也。管子对曰：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然则吾将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内不蜷，终身无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终始四时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始，终身不竭。此谓源究其国蓄篇。曰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馀，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屯、五谷、食货，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富赏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彊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饟粮食毕取赡于君。是人君非发号令收穑，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馀。十人廪食，百人得馀。百人廪食，千人得馀。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大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大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藏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軏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当时惟能明于轻重之数，故国以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然极其术要，不过剥民以奉君，犹之割手足以饱心腹也。亏邻以自益，犹之禦货于市，而称富于室也。去王道大径庭矣。及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睹已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弊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时有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圭之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趣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贾废著居积之术，虽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术远哉。后乃有荀卿，明王道富国之术，其言曰：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功名无成，群众未悬，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名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好，婚姻聘内，送迎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节用裕民而善藏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馀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君子奚患乎。无馀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不知节用裕民，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节穷乏之实矣。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元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藏馀，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弊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民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切而剸车鼋鼍鱼鳖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馀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馀足以衣人矣。然则上好攻取，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是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馀，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则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形便志逸，遂收泰半之赋，发闾式之戍兴，万乘之驾，造阿房之宫，南作五岭，北筑长城，役民之力，如恐不胜。取民之财，如恐不尽。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馈饟。女子纺绩，不足于衣被。而后天下始怨秦也。夫秦之封域，非不广大。土地之产，非有赢缩。然三王用之垂，数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盖昔者三王之盛，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不过驰骋弋猎之娱耳目，口体之奉至竭，天下之赀财以奉之，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然则国之贫富，固可以一言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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