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锤定音改变人生轨迹 1934年的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将离开“南洋高商”，而此时我刚读完高二。自从1933年冬，二哥沈勤中断了对我们的接济后，我们便变卖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全部首饰，加上沈珉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才算勉强读完了高二。 1934年夏，我实在交不起学费了，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洋高商”。心想我学业未成，中途辍学，将来怎么办？姐姐和姐夫建议我去学一门技术，以便日后谋生。可是学什么呢？我有些茫然。 一天，我看见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很多广告，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有寻找走失亲人的，有求租房屋的……我希望能看到招工之类的广告，可惜很少。我突然发现前面有几个年轻人围着一根电线杆，在看一则刚贴的小广告，我也凑了上去。原来是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上说，只需半年即可毕业，学费也不贵。 我觉得学速记比较适合女孩子。掌握了速记技术，谋职可能容易些。我要与姐姐、姐夫商量一下，是否先去上半年速记学校。 这期间，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正在筹备拍摄进步电影，也在四处物色相貌端正、思想进步的年轻女演员。 舒曰信爱好文艺，还认识一些进步导演和演员。我去找姐姐、姐夫商量是否上速记学校的时候，舒曰信却兴奋地对我说：小妹，你想不想去拍电影，当电影明星？ 我一听拍电影，心里不由得一动。我入“南洋高商”后就听说，同学中有好几个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如王人美、黎莉莉等。王人美已拍了《渔光曲》等片，黎利莉拍了《小玩意》等随即出名。据黎莉莉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所述，在“南洋高商”黎莉莉和王人美是初中英语专修班的学生，她们一边拍电影（半工）一边读书（半读）。 黎莉莉特别爱好体育，是“南洋高商”50米短跑冠军，还会游泳。在电影《体育星后》中，她那清新脱俗、健康向上的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我和叶露茜是高中班的，我俩同班同宿舍，相处甚好。叶露茜当时正与年轻的电影演员赵丹热恋。 在我离开南洋高商之前，有一天，叶露茜执意要拉我去一家照相馆拍明星照。盛情难却，我只好一同去了。叶露茜拍了很多张各种姿势的照片，我只拍了一张。发型是照相馆帮助设计的，衣服、项链也是照相馆借的。这张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明星照，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现在听姐夫说可以当电影明星，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明星梦”便苏醒了，在我的心头荡漾起来，情不自禁地说：当电影明星？那多美啊！ 姐姐沈珉问：你真的想当明星？ 我问姐夫；当电影明星也能干革命么？ 舒曰信答道：“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当然也是干革命！”其实他的想法是；如果沈琬当了影星，有机会接触上层人物，也许可以做情报工作。 但此事重大，他得听听领导和战友的意见。他把自己的想法先对华明之说了，华明之不同意。后来又对鲁自诚说了，鲁大哥认为，当电影明星接触上层获得情报，不可取。并郑重地让舒曰信和华明之去征求王学文的意见。 鲁自诚在把舒曰信和华明之发展入党，输送给中央特科之后，因其他工作之需，就不再领导他们了。但他仍然关心他们以及我们姐妹俩。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请示他们的直孩领导人。 王学文听了舒曰信的汇报，很有远见地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想法，只是觉得自己没学过表演，当明星有点难，相比之下，学速记会容易些。又听了“舅舅”（王学文）、鲁大哥、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话，我决定报名进了设在闸北海宁路942弄南高寿里一号的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校长杨炳勋曾留学美国，他参照英文速记基本原理，用汉语拼音方法设计了“炳勋中文速记”,于1925年发表了《炳勋速记》一书，并在上海设校推广。 这一时期在中国流行的速记法有好几种，除了“炳勋速记”外，还有“张才速记”、“汪怡速记”和“邦永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 我在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期间，主动提出帮助学校刻蜡纸，印教材，张贴招生广告，打扫教室。校长便免去了我部分学费作为回报。 我勤奋好学，因此学习速记比别人要快，原本是半年的学业，我只用两三个月就基本掌握了速记技术。 入秋的一天，我在学校门ロ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广告，一个叫于熙俭的翻译家，要招聘一名速记员，协助他翻译一部英文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速记能力和能否借以谋生的好机会，我立即把小广告撕下来，找到于熙俭的工作室。经过简单的测验，于熙俭决定录用我。 于熙俭要翻译的作品，是美国现代舞创始人爱莎多娜·邓肯的《邓肯女士自传》。他手捧英文版原著，用汉语口译，要求我速记下来，然后整理成中文，交给他。如果于熙俭对我提供的中文译稿有较大修改，则交由我再抄一遍。 在翻译《邓肯女士自传》的过程中，邓肯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对姐姐和姐夫说：“邓肯不仅是一个舞蹈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邓肯是美国人，她多年浪迹国外，接受了进步思想。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法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她在自传中写道：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一切爱自由的人们都充满着希望、快乐。那天晚上我跳了《马赛曲》，是以创作歌曲时原来就有的真正革命精神来表演的。接着，我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 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我就把这段音乐用来表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 隶的形象。…… 说也奇怪，在我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种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我。我穿着红色图尼克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反抗。 由于她的这种革命倾向，以及她那无拘无束的性格，她在法国和希腊待不下去了。1921年春，她收到苏联政府发给她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你。欢迎速来，将为你建立舞蹈学校。”于是她去了苏联，并受到热烈欢迎，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都观看过她的演出，她还和苏联年轻诗人叶塞宁结了婚。后来她回到美国，由于她的亲共、亲苏言行，被美国政府剥夺了美国国籍。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于熙俭决定把这样一部作品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是要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的。 我白天要上课，只能在下课后到于熙俭的工作室速记，然后回到宿舍连夜整理，第二天将译稿交给于熙俭。就这样我每天都要忙到深夜。虽然休息时间很少，但是我心里很高兴。这项工作迅速提高了我的速记水平，还得到了平生第一次报酬，学费、晚饭也有了着落。这使我顿时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一连忙碌了两个多月，我将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这项速记工作上了。于熙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1934年底，此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于熙俭赠送我一册样书，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沈琬小姐。 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看了《邓肯女士自传》，给我很大启发。我被书中所说的跟着音乐自我想象、自我发挥进行舞蹈创作迷住了……” 说来太巧了， 1934年冬天，我刚刚帮助于熙俭完成《邓肯女士自传》的翻译工作不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我那个班的学生还有一个月才毕业，校长杨炳勋决定挑选学习成绩比较好的 我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应试。一个月后，根据成绩和表现，从三人中录用一名。这是进省政府工作啊，同学们都趋之若鹜，而我的态度却并不积极。我不愿去国民党的衙门应试，而希望毕业后能以速记技能谋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成为姐姐和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我认为，就是去拍摄进步电影，也比到国民党机关衙门里去侍候官僚舒心。 此时的我，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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