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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耀华 口述 古学勤 整理
一 1937 年，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交涉，陶铸同志被营救出狱。陶铸同志出狱后， 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 任常委兼宣传部长。陶铸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当 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立三）及国民党有识之士石瑛 （蘅青）、李范一、张难先、李书城、孔庚、周苍柏等均先后到董老的住处谋求抗日救国之道。有一天晚上，石瑛（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秘密来到董老的住处，在一支蜡烛灯光下，董老和他恳切交谈了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等重大问题， 请他考虑如何运用建设厅及合作委员会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听后颇为感动，觉得找到了光明，获得了办法。石瑛当即答应运用省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 训练几批合作事业的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并请董老大力支持。董老同他进一步磋商，决定以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 商议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汤池，故称汤池训练班（以下简称训练班）。董老考虑办训练班的目的：是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以合法的名义，训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为恢复建立各县区中共党的组织，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打好基础， 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好准备。 董老同周恩来同志研究决定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员身份负责领导训练班的工作。为了招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青年学生参加训练班学习， 邓颖超同志还在汉口华商总会作了动员报告。当时，人心振奋，报名者极为踊跃。经过在八路 军驻汉办事处、武汉大学等处口试后，于 12 月 17 日凌晨集中在汉口积家咀码头， 由陶铸同志亲自率领这批青年向鄂中进发。当时，我当向导，我们乘小火轮到天门县皂市转往汤池。 那时，陶铸同志化名陶剑寒，又叫任陶，年仅 29 岁，却蓄有短胡须。大家尊称他为“陶先生”或喊他为 “陶胡子”。他目光炯炯有神，浓眉间有着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他身材不高，但尚结实精干，神采奕奕，一望便可知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铁骨铮铮的党的战士。陶铸同志率领我们这批革命青年，高唱着抗战革命歌曲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这批青年虽然决心大、热情高，但缺乏农村实际斗争的锻炼。从天门县皂市到汤池步行了八华里路， 有人就连自己的行李都背不动了， 把背包放在地上用脚踢着滚。李范一就笑着说：“这怎么做农村工作？又怎么打游击？”陶铸同志说：“用不着怕！现在都是些矿石，久炼必成钢，他们将来一定会变成钢铁的。” 12 月 20 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模式办的，教师和学生60—70 人，都过着艰苦朴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经费出自省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他们节约的部分行政经费及汉口上海商业银行经理捐的 3000 元。学生每人每月发生活费 3 元，吃的是粗米、白菜、萝卜，住的是祠堂、庙宇和民房，睡的是稻草铺的土铺。教员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刚刚离开大城市和学校环境的知识分子来说， 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教员大多是由董老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先后介绍来的，有曾霞（曾志）、潘怡如、刘慈恺、顾大椿、蔡承祖、许子威、童世光等同志。 有时还临时请党内领导同志前去讲课。主要课程有：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游击战争战略和战术，此外还有军事演习。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演习外， 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农民劳动等。这一切深受农民的欢迎和称赞。 第一期仅仅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接着办第二期。各地要求参加汤池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经过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坚决斗争，从 1937 年至 1938 年 5 月，训练班共办了 4 期（第 1、2、3 期办在汤池，第 4 期办在武昌），先后培训了 300 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干部， 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 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一道，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比如：演讲、演剧、教唱革命歌曲、编写墙报、成立书报合作社、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书刊和杂志，设立合作饭店、军人服务社，组织各界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各种座谈会及各种夜校等多种形式， 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发展了抗日大好形势。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 1938 年 5 月 22 日更明确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 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在陶铸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又办了 2 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 为鄂中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培养了大批地方干部。同时，也为鄂中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火种，把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二 当时， 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考虑到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 参加过南昌起 义和广州起义， 独自在福建东南搞过武装斗争。像这样有斗争实践经验的领导 同志， 对今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能起到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因此，他们指示陶铸同志不能走远，暂在沙市待命，以便随时回到鄂中地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1938 年10 月， 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这时， 陶铸同志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 来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会合。陶铸同志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斯烈）带了 8 条枪和10 余人，人少力单。陶铸同志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通过董老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和经过我们党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 以及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的方针，并进行筹粮筹款活动，保证了部队扩充和给养供应。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的直接指挥下， 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大鼓舞了人心。 1938 年 11 月期间，张执一、钱俊瑞同志在襄阳地区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 通过钱俊瑞同志在李宗仁那里活动，决定设立“第 5 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张执一同志极力主张我去鄂中打游击。行前，他为我题词：“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前一面是光明的一面，后一面是黑暗的一面。愿我们携起手来，庄严地工作吧！” 张执一同志的题词和革命诗篇给予 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12 月初，在随县均川镇贺氏祠堂， 我们成立了第 5 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 聘请陶铸同志为顾问， 委任我为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司令。那时，我才是一个 30 岁的青年，既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更没有带兵打过仗，心中忐忑不安，怕不能担此重任。当时，陶铸同志也在均川， 他介绍了应城县及鄂中一带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及我军游击 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大胆去干……在欢送会后，李范一、李相符、刘慈恺、许子威、史略等同志为我题词，许多同志都鼓励我去大洪山打游击。回忆董老在武汉时曾教导我：“一个青年要有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张执一、 钱俊瑞等同志都曾给予我许多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有了巨大的力量。翌日清晨，我即背起背包，翻山越岭一气走了一百多华里到达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所在地——李家冲， 见到国民党县长鲍佛田（京山县人，留日学生），我当即向他出示第 5 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委任状。他很高兴，因为他早想走， 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对于我的到来，他求之不得。因此立即召集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及保安大队让我训话， 并将应城县政府一枚方铜印移交给我。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亲自指挥下， 我顺利地接收和改组了国民党应城县政府， 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的游击司令部。任沈少华为秘书长，张文津为参谋长，李又唐为第一大队长（原保安大队的武装），鲁尔英为特务大队长（党的武 装），黄定陆为独立中队长（党的武装）， 栗秀真为军医医院院长。恢复和建立了 4 个行政区， 委派汪心一为湖区办事处主任。并将应城县游击司令部迁到京山县向家冲张先浩的家里， 由陈玉虹（许明清）、 张先浩所率的地方武装站岗放哨， 担任侦察和向导，并供应给养。因为党支部在此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加之群众基础良好，四面环山，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游击根据地之一。陶铸同志从随县均川镇开会回来， 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和布置工作， 并将队伍分别集中在向家冲及赵家河一带进行整训，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宣传动员和组织武装农民群众， 建立党的组织，发挥战斗保垒作用。 根据党的指示， 我们积极进行对国民党进步军队川军 22 集团军 127 师师长陈离（静珊）、川军 122 师 731 团团长刘景素、 桂系军队 173 师钟毅做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与其互相合作和配合，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7 师师长陈离赠送了我们德国造二十发快慢机驳壳枪 20 支、 手榴弹和子弹数十箱、 电台1部；桂系 173 师钟毅部队（173 师师长钟毅在尔后的抗日战争中牺牲）要求派人联络，加强联系，共同抗日等等，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也鼓舞了国民党进步军队的士气。郑涯萍（绍文）、谢 威、潘乃斌（琪）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 并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内外结合，发 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作用和威力。 三 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的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人和枪多了，但问题也相应多了。一则因为部队刚组建起来，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因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再加上阴历年关将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家乡观念重而想家。1939 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京山县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与日寇扫荡战斗中，我特务大队损失很大， 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大损失。面对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 有的同志灰心丧气了。而陶铸同志则意志更加坚定，他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疾风知劲草。我们在困难中，要确信有光明的明天和将来。”听完陶铸同志的演说，大家情绪激昂，气吞山河。在天寒地冻的深 夜里，陶铸同志仍不肯休息，面对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的劳累， 他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还坚持与干部、战士亲切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陶铸同志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度外，继续忘我地工作，真是感人肺腑。 他 1939 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气壮山河的《七绝》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 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陶铸同志的这首革命诗篇， 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至今仍留为美谈。他又对我说：“你到国民党川军 132 师 731 团去做统战工作，这个团比较可靠，与我们有联系。你去时就找团长刘景素谈谈，他的态度是明确的，要打游击，他是会答应的。你不要到王营长那里去， 这个营长不可靠……”我很惊讶，陶铸同志对国民党川军内部情况竟如此了解。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对我说：“你还须去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汇报一下 我们打游击的情况，观察一下石专员的动态如何。要谨慎，要慎重。你从大洪山西南进入长岗店，不要从东北方向走，那里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驻扎。” 这时，党中央特派李威（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同志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途中，我高兴地见到了先念同志、子厚同志、光琦同志，我表示了热烈欢迎之意。 四 1939 年 3 月 9 日， 陶铸同志按照所定的计划，就地组织了一次伏击战。他事先得知情报，有 50—60 名日寇押送一支几十条船的运输队， 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镇押运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当日寇运输队在京山、应城交界的公安砦下游周家河宿营的那天晚上，陶铸同志在京山丁家冲附近的一个祠堂里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当即宣布蔡松云、黄定陆为正、副指挥。陶铸同志亲自参加战斗，也是这次伏击战斗的总领导人。接着，蔡松云作了战斗的具体布置。伏击战场选择在公安砦上，居高临下。50 多个战士的队伍， 带了 20 余支手枪、20 余支长枪、1挺轻机关枪，分为 3 个班组布置在 3个据点上。陶铸、蔡松云、黄定陆等 3 位同志居中指挥战斗。按规定当敌船队进入我预先埋伏阵地时， 发起进攻。撤退时，要注意互相掩护。战斗布置完毕，连夜向公安砦进发， 在拂晓前到达战斗地点，随即封锁消息，各班组按布置进入阵地。当敌船进入我伏击有效射程时，战斗立即同时展开。当时，蔡松云率领部分战 士涉河追击敌寇，非常英勇。这时，后面船上的敌人， 惊魂稍定， 便开始组织反攻，却遭到我游击队勇猛狙击，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我们又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 陶铸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主动转移， 撤出战斗。这一伏击战，凯旋而归，击毙日军 20 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2 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像这样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 当时在湖北省内日寇的占领区，还是第一次。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实战锻炼，也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更重要的是京山、应城两县人民闻此捷讯，无不欢欣鼓舞，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原来气焰嚣张的日寇，也被打得提心吊胆， 不得不经常在运输线上加强巡逻和保护， 同时我军也牵制了其兵力。这一切都有利地推动了当时鄂中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当我游击武装部队凯旋之时， 我从长岗店回到了丁家冲， 陶铸同志高兴地对我说：“这一伏击战打得漂亮， 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计划胜利完成。”3 月19 日，第 5 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派潘乃斌、胡旋、杜薇、李琼仪、王瑞华、郭纲钟、谭则敏、黄有 权、吴朴、古濂甫、郭纲瑜及朝鲜义勇军金景云、 姜震世等同志前来钟祥县三槐 冲进行慰问，给我们很大鼓舞。 1939 年 4 月期间， 我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 3 次整编， 原第 1 支队 郭仁太投敌后，重建第 1 支队，由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为第 2 支队长；蔡松云为第 3 支队长；张文津为第 4 支队长。部队整编完毕后， 一个夜袭云梦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同志的筹划中产生。他事先指示徐休祥找云梦县城内可靠的关系详细侦察敌情， 得知城内驻有 1 个日寇宣抚班和一部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 据侦察，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角，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陶铸同志约我、徐休祥、蔡松云 3 人去谈话。他说：“现在，我们要打云梦城，这是一次攻坚战，是一场政治宣传战。到现在，我省任何军队还没有攻打县城的。我们要打，要敢打！鉴于城内敌情已由徐休祥同志弄清楚了，我们决定打。你们 4 位指挥员和我都参加这次战斗，看大家意见如何？”我们一致认为这次攻打云梦县城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坚决打好这一攻坚战。第二天，趁着夜幕降临的时候，陶铸同志命令部队出发。并作了具体的战斗布置，命 令：“第 3 支队在城东放一个中队， 向孝感伍洛寺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 30 余华里）；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带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的轻火器从南门攻打城内敌人。要求干部要身先士卒，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 率领战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 消灭敌。战斗完毕，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大山头集合。”陶铸同志率领第 3 支队第 2 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我们按照陶铸同志的布置和命令， 将警戒部队布置完毕后， 即率领第 3 支队的 1 个中队及全部手枪队到达县城的南门等候打开城门。我带 3 人立即登上城墙，打开了南门，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地跟进。经我指战员坚决打击， 当即击毙敌人 20 余人， 生俘 30 余人。天刚亮，战斗结束，我们即按原计划撤出云梦城。游击队攻打云梦县城在鄂中方圆几百里一下子就传开了，震动了武汉和鄂中的日寇。 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我们连续打了两次胜仗后，部队日益扩大。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县、区普遍建立了抗日十八团， 还分别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党关于“积极抗日，保家卫国”的号召下， 建立了有一定武装的抗日保家的基本队伍，保卫了群众的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结合斗争组织了群众运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部队的给养，也开辟了武装力量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使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越来越高涨。 我们取得的胜利，震动了日寇。日寇加强了鄂中武力，进行反复扫荡。我们又处于艰难险恶的环境中。陶铸同志为了鼓舞士气战胜重重困难，于 1939 年 4 月16 日用石达开的两句诗：“如何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花瓣香！”来激励我们。并指挥我们到钟祥县客店坡及京山县三阳店、宋河等地进行整训，以便打击敌人。 抗日战争初期， 鄂中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领导和关怀下， 在陶铸同志的 直接领导和指挥下， 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我党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 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湖北省各地区。在短短的两年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 创建了鄂中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 沉重地打击了日寇， 为创建我新四军第 5 师打下了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陶铸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全国解放后任武汉市市长、中南局书记； 尔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孙耀华原为应城县县长，解放后任武汉市副市长、 湖北省政协第三至第五届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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