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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记忆较深的就有1959年刚上初一的裴秀堂和刘松年表演的相声，曾在县委大礼堂向社会公开演出，收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后来，每学年结束，学校都组织高中各班以班为单位的话剧等文艺节目的演出。
记得我们班在1961年高一时就排演过独幕话剧《一枚校徽》并在本班教室演出。剧情表现的是一名没上过大学的学生，拣了一枚重庆大学的校徽，冒充重大电机系的大二学生，与一女青年谈恋爱，破绽百出，后被学校的同学揭穿的故事。1962年以后，一中的文艺演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2年，滕县一中的师生曾共同排演并正式演出过《雷雨》，其中语文老师王牧天饰演老爷周朴园、 数学老师夏应华饰演老爷周朴园的夫人蘩漪、同是语文老师的张恩怀老师饰演老爷家的女仆鲁妈、教生物老师孫继孟饰演鲁四、高一的学生赵家陵饰演周家老爷的大少爷周萍等，剧目先后在学校内和新新戏院公开演出，几近于专业团体的表演水平。以后1963年又排演过《年青的一代》并在县委大礼堂里对外公开演出。
其中，体育老师田文林饰演男主角肖继业、杨龙党老师饰演肖继业的儿子林育生、总务处的会计解殿珠老师饰演肖奶奶等，包括高中同学饰演的其它角色，都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时的话剧对白都用普通话，当时对于1958年全国推广普通话之后，无论日常说话和教学都始终坚持用普通话的王牧天老师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其它平时日常和教学都习惯地讲滕县话的本地的师生，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话剧对白就只能用不标准的“滕普”来对付了。尽管如此，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不标准的“滕普”，而是师生密切的合作精湛的文艺作品。1958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全面大跃进的年代，工农业如此，教育也是如此。 滕县，作为山东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由1957年的只有三个中学，一下子扩展成十一个中学。就是在这一年，我考入新开办的离县城20公里位于官桥镇的滕县第五中学学习。当时学校下半年开学时，连围墙还没建好。只建好了两排宿舍、三排教室和办公室及一个大食堂，我们第一届新招的四个初一班208名新生和十余名教职工就挤进这所新建的中学开学了。当时学校只在教室里安了日光灯，学生宿舍晚上还得靠煤油灯照明。由于我当时是睡双层床的上铺，离挂在墙壁上的煤油灯近，以至每天早上起床后发现，鼻孔里都被煤油灯熏的黑黑的。
当时所有的学生，不论是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户口全扒到学校。吃粮实行定量供应，初中学生比市民定量高三斤半，每月每人定量27斤。其中百分之三十的细粮中供应一斤大米，偶尔做稀饭用，其余的细粮供应白面，留作礼拜天蒸馒头用；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供应高粱面和地瓜。地瓜七斤抵作一斤粗粮指标。对于处于身体发育时期的我们根本不够吃。吃地瓜时相对还好些，勉强吃个饱。吃馒头时就只能吃个半饱了，所以有时晚上撑不住，就跑到官桥镇上买不要粮票的两分钱一碗的萝卜丝面汤充饥。叫我难忘的一幕就是，有次礼拜天早上开饭前，饥肠辘辘的我，趴在食堂的窗前，看到刚出笼的难得一见的雪白的大馒头，心里那个高兴和羡慕劲，真是一辈子都不能忘怀。当时学校的学生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建校初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公共澡堂。早晚洗脸和洗衣要到井上提水，冬天偶尔洗澡要到五里外的官桥镇上去洗。因此到了秋冬季很少有同学到镇上洗澡，因此几乎所有的学生身上都生满了虱子。所以每人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第一件事就是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坐在床上脱衣捉虱子。记得有的同学身上虱子多了，来不及用手捉，有人就用牙齿咬那些衣缝深处的虱子卵，每每听到巴巴作响才算完成任务。更有甚者，还有个别人干脆将脱下的绒衣翻过来用苕床的苕把将绒衣上密集的虱子往地上刷。当然现在虱子现在已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尤其年轻人更不知道了.初一上学期，在大跃进的风潮中，非学习的社会劳动特别多。印象比较深的活动之一，就是曾参加全民“大炼钢铁”劳动。由于上半年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总方针，下半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其中，工业生产提出“以钢为纲”。最高领袖出于要急切改变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的心情，向全党发出钢产量要在1957年产量575万吨的基础上翻番的号召，达到年产1070万吨的指标。由于指标下达已过半年，为了保证年底完成任务，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记得当时在官桥镇外的一片空旷的场地上，由各单位建起了一座座炼钢的土高炉。我们学生的任务有二：一是为了建土高炉烧制耐火砖提供原材料，动员我们收集破碎的水缸叉子、瓷碗片，交到上面砸碎后作烧制耐火砖用；另外就是聚在土高炉旁的一块大场地上连夜砸铁矿石。由于临时接到的任务，没有那么多锤子工具，就用新砍倒的胳膊粗细的柳树树干，锯成一段段的木棒当锤子用。
当时的场景很热闹，土高炉里炉火熊熊，彻夜不灭。那边是炼钢“工人”踩着高炉旁的木架上面，不断的往高炉里添加从各家收集来的废铁及铁矿石和石灰石、焦炭等原料，一边是我们学生在空地上围成圆圈，连夜不停用木棒来砸矿石。以至到了下半夜，好多学生困的实在支撑不住，挥动的木锤有时就自然的停下来了，这时带队的老师就会点名提醒大家不要打瞌睡，被点了名的学生就和大家一样，继续着机械的有节奏的敲击动作。1958年上半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初步勘探，在离学校东南20里的刘村那里发现有一处浅层煤碳储藏，可建露天煤矿。于是从下半年开始，集中济宁地区的滕县、泗水、滋阳、曲阜、邹县、汶上、济宁等县各公社出动二十多万民工，用人工开挖露天煤矿。为了支援露天煤矿建设，上级抽调我们学生上山割草，编织成草苫子供开矿社员民工冬天铺床用。接到任务后我们以班为单位，早上四点天不亮起床，吃过早饭后每人发一个高粱卷子和一块咸疙瘩头菜，步行近20里路到东山里的刘村附近。天亮到达目的地后，在山坡上能俯瞰到山脚下刘村的千亩梨园，被各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派出的社员劳工挖出一个很深很大的深坑。
关于刘村出产的槎子梨，和山东莱阳梨是同一个品种，都属于茌梨，而且名声丝毫不输莱阳梨，梨子甜脆可口且无渣。据说这种梨子只要过了长江，一旦摔到地上就会摔得粉碎，双手捧不起来。我们每次割草劳动，加上来回路程，都是早出晚归。好在山上长的一种“黄麦草”很高，也很茂密，所以割起来并不太困难。只是中午吃饭时，每人拿出各自带来的凉透的高粱馒头，几乎像石头一样硬，难以啃动下咽。据说开挖露天煤矿的活动，由于苏联专家勘探失误，这个历时近一年，耗资约2亿元，出动各县民工22万人，开挖土石方1000余万立方的巨大工程，因煤层太薄且涌水量大而不具备开采价值，后来被迫下马停工，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深坑。所以后来我们的割草劳动只参加了两次也就自然停止了。
还有一项劳动就是学校开挖高产小麦“试验田”。由于上半年在高指标浮夸风的形势下，全国各地陆续有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小麦和水稻“高产卫星”的报道。所以上级也要求我们学校下半年搞高产小麦“试验田”。当时只是从理论上推算，要想达到小麦高产，必须深翻地，多施肥，多下种搞密植。因此，我们在学校的一块“试验田”里深翻地达到一人多深，然后一层土，一层“大粪”（人粪）等有机肥料地回填平整，最后播下比正常播种量多十倍的小麦种子。初冬小麦在充足肥水的浇灌下麦苗生长倒很旺盛，但第二年初夏密植的小麦没法克服倒伏的现象，尽管加施草木灰也没有克服小麦倒伏的现象，结果并没收到很好的收成，因此辛苦半年的高产实验田以失败告终。
五中建校时，和其他老师同时分来学校的，有一位姓邵的“右派”体育老师。由于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在毕业前被打成右派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我校，一边参加教学，一边改造。当然到校后少不了接受各班学生的轮流批判。由于我们对他学习期间有何右派言论了解不多，加上他平时给同学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所以在轮到我们班级批判他时，也没有多少同学发言，只是跟着老师喊喊口号造造声势，主要是让他作自我检讨。至于他检讨的具体内容未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记得他检讨中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语录，被组织批判的我班班主任老师抓住把柄，厉声痛斥他说，你说的“我们”是谁？谁和你是“我们”！听到老师的反驳后，这位右派老师只好乖乖点头认错。1958年中学正常的教学活动，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受到很大影响。直到年底中央分管教育的陆定一同志有个讲话，大意是学生在学校主要的任务是学习，不要因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自从传达陆定一的讲话后，我们学生才开始了较正常的学习生活。大跃进初期的中学生活，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以上凌乱的片段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简介： 周元淦，籍贯山东，1945年出生，1964年滕县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70年分配海军北海舰队入伍，1988年授予中校军衔，1991年晋升上校，1993年高级工程师转业，青岛海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职业化改革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2005年从青岛市政府华侨服务中心处长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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