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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立项资助的“中国红楼梦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于8月27日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承办。会议主题为“红学再出发——新红学百年反思与新时代红学展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地的80余位红学研究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此次年会。 1921年，胡适以彰显现代科学精神的全新研究范式，将《红楼梦》的研究推向一个自觉的新阶段。新红学经历过百年的沉淀之后，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全新面貌。2022年，红学又将重新迈向新的百年，回顾过去漫长的历程，不断反思与借鉴是后代学人传承前辈学术精神的最好方式。此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对推进《红楼梦》在新时代的研究，具有卓殊意义。  一 上午8:30，会议开幕。开幕式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主持，他对前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致以热烈的欢迎。随后，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分别致辞。
张庆善在致辞中表示，在推动新时代红学的发展中，要重视《红楼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因为《红楼梦》不只是讲述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衰落和一群青年男女的人生悲剧，它更是探索人性根本的书。它对人、社会以及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的深刻描写，无不体现出作者曹雪芹对人、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以及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憎恶。《红楼梦》不仅具有普遍 、深刻的文化价值，同时还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红学研究，希望能使人们更好地鉴赏和理解《红楼梦》的意蕴，进一步认识《红楼梦》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红楼梦》、多读一遍《红楼梦》。同时，红学要寄希望于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良好的学术风气、红学界的团结及涌现更多的年轻学者。
韩子勇在致辞中表示，在新时期的红学发展历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学术工作，在自觉引导红学对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推动红学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特色学科。在新的百年之中，红学想要继续发挥自身的“显学”品质，唯有以文学为本，以时代精神为指引，寻着前辈的足迹，一往无
二 学术探讨环节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和分会场发言。大会主题发言共两场，第一场发言的与会学者有：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沈治钧、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伟科、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平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审张云。 梅新林通过总结和借鉴既有学术编年史的得失与变革，认为编撰《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应力求臻于三个“交融”，即时空交融、图文交融与史论交融。然后，在中国红学史与西方学术史的双重参照系中，通过与《红楼梦》洲际板块传播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平台的相互沟通和衔接，共同推进《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并陆续推出系统性、创新性、集成性的学术成果。 额尔很巴雅尔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角度介绍了哈斯宝与《新译红楼梦》的贡献。他表示，哈斯宝接受与认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立足蒙古族文化翻译《红楼梦》等优秀作品，为蒙汉文学交流塑造了丰碑，也开创了蒙古族系统文论的先河。尤其是《新译红楼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以及蒙汉红学专家从不同角度的研究探索，不仅拓宽了红学领域和视野，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宝库。 沈治钧通过梳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民国递藏史，证明“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的说法可靠。同时，考察了此本首位民国原藏主董康与陶洙二人家世、生平、履历及交游情形。他指出，董康应于1935年末至1936年初购藏己卯本，由于董、陶二人交谊甚笃，后由陶洙保管。陶洙“影抄”功夫极精深，己卯本补抄部分、北师大藏本与庚辰本笔迹局部相似，其来有自。 孙伟科从宏观角度对红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新要求。他表示，《红楼梦》不断以多样化的形式面向大众，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红学重心呈现出满足人们精神的多样需求的转向。同时，红学学科内部应积极加入三大话语建设，成体系地总结学科特点与特色、系统性地阐释中华美学精神，兼顾中西方法融合与守正创新，塑造敢于面对问题、百家争鸣的良好学科风气。 王平阐释了《红楼梦》中定情信物的悲剧性质与作用。他指出，绢帕是纯情被磨灭的悲剧见证；指甲、绫袄等是痴情遭幻灭的悲剧控诉；鸳鸯剑、字帖等是真情被毁灭的悲剧哀叹；扇坠、汗巾是多情遭破灭的悲剧引线。这些定情信物不仅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情感寄托，更见证了主人公的悲剧结局，使《红楼梦》具有了时代意识和悲剧色彩。 张云论述了《红楼梦》与大运河的关系。同时，她也阐释了作者在大运河的叙述中的历史观转变。曹雪芹在主观上表达了家族情感和江南情结，在客观上反映了京杭大运河在南北两种文化的联结、沟通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场发言的与会学者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建忠、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詹丹、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俞晓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曹立波以及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段江丽。 赵建忠总结了红学在古代、近现代及当代等不同阶段的研究范式。他指出，古代红学是以小说文本为依托的传统解经范式；近现代红学以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理论评论《红楼梦》为标志；当代红学则以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文本研究多元化的新格局。不同阶段的红学研究范式都存在着阐释盲点及学术发展中的瓶颈现象，只有突破瓶颈期才能实现红学的学术增长点。 詹丹统计分析了2018—2021年度《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情况。他指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研究成果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相关理论成果也趋向多元化和可实践化。但由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型，还需学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将红学的理论成果适宜地运用于一线教学，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接轨，从而促进《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相长。 关四平针对宝黛矛盾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学界以往将宝黛矛盾归因于黛玉的“使小性”并不符合文本实际。宝玉与黛玉的相遇、相识与相知应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黛玉的理想主义致使其精神层次高于宝玉，其失望是两人的矛盾导火索。而她每次发火，都提升了宝玉的思想高度和情感层次，使之最终得到了黛玉的“知己”认可。 俞晓红以“鸳鸯抗婚”为例分析了《红楼梦》的叙事逻辑。她将法国学者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解为“可能—过程—结果”，并认为“鸳鸯抗婚”事件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完备、从容的叙事逻辑。通过阐析“鸳鸯抗婚”情节的叙事逻辑，不仅可以领略小说叙事逻辑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也可以体悟小说悲剧主题的实然性和潜隐性，还可以品味小说语言艺术的生活化和个性化。 曹立波分析了程甲本《稻香老农》图赞及稻香村的文化意蕴。她先从“回乡”和“归田”入手，阐释了稻香村较于荣、宁两府的“鲜花着锦”，更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田园情趣和隐逸之风。其次，她从“诗”和“耕”两个关键词切入，分析了李纨这一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李纨是大观园中仅有的已婚女子，她作为“大嫂子”，兼任着诗社社长，实际上是贾府诗书继世、耕读传家的形象代言人。 段江丽通过介绍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的写作背景及学界评价，从文献资料考辨和脂评价值的挖掘两个方面重估了《脂评初探》的学术贡献。她认为，《脂评初探》的文体通俗易懂、以简驭繁，其学术贡献亦不止在探佚学领域，更涉及版本学、曹学及小说评点等多个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红楼梦》解读，形成了“文献、文本、文化”三位一体的红学体系雏形，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 分组会议分为四组，共八场。与会学者发言包括“新红学百年反思：成就与局限”“红学新征程的热点、前沿、方向与方法”“《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红楼梦》经典普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文化意义”“《红楼梦》的出版、改编与公共文化事业”“《红楼梦》的域外传播与对外文化交流”等议题。与会学者围绕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对红学未来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一)新红学百年反思：成就与局限 1921年，胡适以彰显现代科学精神的红学研究范式，开启了新红学的全新篇章。如今，新红学已历经百年，红学值此继往开来、迈向新时代之际，对新红学的反思与借鉴是汲取学术营养的最佳方式。此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即是在百年之际，反思新红学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从新红学的基本义涵、学术文化背景、在百年红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未来前景四个方面，对新红学这一话语进行了新的思考评价。他认为，新红学是近百年红学史上最大的学术流派，但新红学不是现代红学的起点，现代红学应始于1904年王国维的论、新方法研究《红楼梦》。 航天工程大学讲师李健韬具体探讨了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她认为，胡适作为新红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为红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胡适对《红楼梦》的态度由崇尚转为严厉贬斥。对此，她指出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庚款留美的学术根基、文史混淆的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因素的客观影响等，是影响胡适对《红楼梦》态度前后转变的主要原因。
(二)红学新征程的热点、前沿、方向与方法 2022年，是红学迈向新征程的第一年，如何赋予红学新的思想与新的生命，让其继续发挥显学品质，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对此，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围绕红学新征程中的热点、前沿、方向与方法等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其中涉及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相关话题。 邢台学院教授乔福锦指出，周汝昌先生基于外来文艺研究被称为“内学”，本土研究被称为“外学”的既定语境，提出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区分开来的想法，引发了较长时期的争论。实际上，“红学”并不排斥“红楼梦研究”，“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周先生当年即有论说。乔福锦教授认为，从学科重建角度看，两者的整合十分必要。只有以本土红学为主体，同时汲取外来学术营养，学科建设方能顺利展开，新世纪的红学才能够继续发展。 红学在1949年后逐步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方法论研究为主流的研究范式。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士礼认为，《红楼梦》经典地位的确立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导权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为此后红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奎和学生王相元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数据来源，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核心作者、关键词等方面情况，并梳理了七十余年《红楼梦》的研究历程与学术史的发展情况。在总结学术特长与不足的同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思聪通过回顾《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事件，指出红学史在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上走向了更多维辩证的层面，在学术理路的反省批判上围绕合理性与科学性问题走向了更深化的层面，并随着史学立场的转移在评判体系与红学格局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考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大运河与《红楼梦》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备受红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廊坊师范学院讲师张歆从“地方”与“记忆”切入，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运河书写。她指出，《红楼梦》通过运河叙事，构建起了纵贯南京、镇江、苏州、扬州、北京等地的文学地理空间，这些或明或隐的运河书写与曹雪芹自身的生命体验相互感发，从而建构起对家族织造记忆的自我认同。
(三)《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融通与创新是红学迈入21世纪之初的学术构想，三者连为一体，共同构建起了全新的红学研究格局。此次会议的与会学者在这一研究格局下，畅所欲言，涉猎广泛，彰显新时代红学的万千气象。 文献研究重在以实证的方式，钩稽考证有关《红楼梦》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从而为《红楼梦》文本、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此次大会中，与会学者们的发言基于对以往资料的挖掘，回应了红学界的历史遗留问题，为《红楼梦》的文献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探讨了林黛玉引用李义山诗的改字问题。他指出，林黛玉所引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原诗为“留得枯荷听雨声”，这是为与情境吻合而作的“随文立训”式的改动。同时，林黛玉的改字，随着《红楼梦》的经典化，其影响力却由小说领域进入到古典文学传统的互文系统之中，对后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影响。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饶道庆探讨了《红楼梦》对女娲补天神话创造性改写的内涵。他认为，《红楼梦》开篇神话的作用体现在小说结构及其所蕴含的隐喻、象征、哲理和审美意义中。尤其是对“弃石”形象的转变描写，从“补天”到“ 谈情”，这个过程中隐含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即由实用功利为主的价值观转向审美为主的价值观。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薛海燕论述了《红楼梦》中的“易地则同”与平行宇宙观。她认为，小说第二回中提到的“易地则同”强调近似的性格发展逻辑，淡化时空差异，从而抽离了对于历史传承关系的客观认知，编织了近似于“平行宇宙”的艺术世界，使《红楼梦》超越了一般史传文学，表现出实质意义上的虚构性或小说性。 暨南大学研究员甄道元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存在着如袭人更名、贾母生日等诸多矛盾体。这些矛盾有主有次，主要方面应源于曹雪芹五次增删的新构思；次要方面是增删中旧稿的遗痕，并且总与后四十回相合。由此，他提出，后四十回在性质上是五次增删的底稿，而非续作。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怀义探讨了中国古代艺术摹仿说视域下的《红楼梦》。他认为，曹雪芹吸收了仇英的《汉宫春晓》等长卷绘画中的艺术手法和程式化的事件、意象、场景，并使之成为隐藏于文本内部的艺术结构。此种创作方式改写了传统摹仿论思想的理论基质，为建构新的文本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资源。 《红楼梦》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本次会议共有四位与会学者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红楼梦》中的人物，对于重新理解人物的精神面貌具有启发意义。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乃良重新评价了袭人这一形象。他表示，袭人的一生，可用“委屈”予以概括。她之所以最终能得其所，离不开她怀抱委屈、化解委屈地面对生活的态度。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同胜聚焦于贾环，采取文史互证的手法解读了《红楼梦》中的隐性进程叙事。他指出，作者有意识地丑化贾环形象，致使《红楼梦》从叙述上存在着整体性内部的逻辑冲突和潜在的无意识泄愤。这种负面情感叙事有其历史渊源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张洪波深入文本发掘了尤三姐的“别识别见”。她指出尤三姐的“别识别见”体现的正是曹雪芹的“别识别见”，即他对于淫奔女、对于女性，乃至对于整体人性之复杂性与可能性方面的深入探究 ，都蕴含着人格独立、自我觉醒与个性解放的现代人性论新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子彦探讨了曹雪芹寄寓在贾赦和邢夫人姓名中的刑赦思想。小说中通过贾赦、邢夫人、贾琏等人违背礼法的行为，展现了贵族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致使政刑制度失效，成为贾府由盛向衰、社会呈现末世之相的根本原因。 叙事是小说文本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次会议共有五位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叙事艺术。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楚炎论述了《红楼梦》中“孀居”的叙事功能。他指出，“孀居”简化了人物关系，避免了情节枝蔓，不仅可以作为情节引线与叙事机括，其对宗族内外的映照和勾连也反映着相应的经济与婚姻状况。同时，“孀居”使“孤寒”成为贯穿诸多情节的一条隐线，凸显并预兆着几大家族的倾颓与没落。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董梅探讨了《红楼梦》的爱情主线及三条爱情副线的交错叙述。她认为，作者以主、副线结合的叙述手法打破了单一主线叙述的局限，还隐喻着全书的走向，更体现出了作者的雄心，即不止于对爱情悲剧，或家族史悲剧的书写，而在于对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完成。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喜逢分析了《红楼梦》前五回的纲领作用。他认为，补天、色空、为闺阁昭传、大旨谈情等，均是小说主旨的一个侧面。作者借助神话的创作，形成双重叙事模式，以思凡母题作为大构思，以贾宝玉的世悟与情悟共同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志远论述了《红楼梦》中“清单”的叙事功能。他认为小说中的药方、戏单、酒令、当票等“清单”作为预叙文本，与顺叙文本形成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文本张力，体现了作者文本内外的结构匠心和创作意图。 广东省海洋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胡联浩论述了《红楼梦》的精确化与模糊化误区。他表示，作者故意采用模糊笔法，使有的问题难以深入，若强行解读，就会陷入精确化解读的误区。反之，若将原本明确的叙述故意偏离读者的理解，再推出自己的新解，则又进入了模糊化解读的误区。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教师宋庆中分析了曹寅《续琵琶》中塑造的曹操形象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曹寅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体现的是从人性真实的角度还原演绎的创作原则，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同样遵循着情理真实的创作本质，二者的文艺理念一脉相承。 文化研究重在以思辨的方式，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出发，深层挖掘《红楼梦》的作品内涵。此次会议中，与会学者分别立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阐释了《红楼梦》中蕴含的多样性思想。 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位灵芝分析了《红楼梦》十六字偈语中“情”的内涵。她认为，《红楼梦》十六字偈语中“情”是对“空”和“色”的回互融合。同时，十六字偈语并非去世离俗，而是希望人们以“有情”之心，超越“贪嗔痴爱”，摆脱尘世的物欲困扰。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陶小红通过具体分析“宝玉之悟”的各种表现，探讨了后四十回对贾宝玉人物塑造的合理性。她认为，宝玉之悟源自因果，也源自其本身的佛性人格，家败和黛玉之死只是外在催动因素。因此，宝玉醒悟出家的结局设定符合曹雪芹的本意。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伏涛论述了《红楼梦》中文士治生的儒、道分野及其文化思索。他认为，贾雨村和甄士隐分别是儒家“积极”治生与道家消极治生的代表。小说通过描写文士做官、做清客、做幕僚等治生的不易以及治生背后的内涵，体现了清代乾隆年间文士的生存状态，感受到作者对文士人生走向的焦虑与思考，以及自身的人生境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宝东论述了《红楼梦》中“二人共用一杯”的文化意蕴。他认为，“二人共用一杯”是一种特殊的情境，体现着孝文化、福文化、交往文化和婚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厚意蕴。 此外，还有与会学者对《红楼梦》中的服饰、西洋器物，以及与牌骨、围棋等物相关的社交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彬从服装的清朝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了凤姐与宝玉的人物形象。他指出，石青色是清朝的一种尊贵颜色，因而小说中提及凤姐石青色的服装折射出其身份与所处背景为清朝；而贾宝玉的服装之所以游弋于真与不真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实际上是作者试图在人物形象与年龄之间、戏剧与真实之间寻觅到平衡的支点。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相雨论述了《红楼梦》中的社交博彩活动，如“抹骨牌”“行酒令”等。他指出，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贾府内部的等级界限，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也有利于加强与贾府外人员的交流，扩大贾府内人员的视野。
(四)《红楼梦》的出版、改编与公共文化事业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虹关注到中华书局出版史上第一部与《红楼梦》相关的出版物——《红楼梦索隐》，并以此探讨了《红楼梦》在现代文学场域的出版传播雏形。她表示，《红楼梦索隐》的出版重点虽在“索隐”，但在其出版过程中，可以看到王沈二人在版本确定、报刊推广、组织公共讨论和组建文学团体的努力。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汇群选取36集《红楼梦》电视剧的B站弹幕和评论，运用 NVivo质性分析软件，提取了青少年受众关注的主题词，总结了相关主题类型，并结合框架理论，分析了当代青少年受众《红楼梦》传播的话语特征和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红楼梦》的衍生作品同样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样态描绘着《红楼梦》的时代精神。宁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衍青通过分析现存晚清民国时期代表性大鼓艺人演出的资料，指出其不仅呈现了《红楼梦》同大鼓艺术交织而生的艺术魅力，也有助于研究《红楼梦》大鼓的传播与接受，丰富大鼓艺术研究本身的广度与深度。 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郑雅宁探讨了《红楼梦》衍生小说《红楼梦补》的学术价值与文学价值。她认为，《红楼梦补》是以解读原著为基础，不仅续写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而且在表达情感、塑造人物、叙事技巧方面也颇有特色。
(五)《红楼梦》经典普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文化意义 《红楼梦》在当代的广泛普及，让大批红迷成为主流红学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这对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与人文素质，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巴中市红楼梦学会会长向前从《红楼梦》的高级审美愉悦、深层价值认同以及文化自信三个方面说明了红楼文化对人文素质的塑造作用。他指出，《红楼梦》定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其经典的巨大作用。 近年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成为热点话题。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李祝喜指出当前《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在作者、版本、书名、续书、定位、解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应对策，希望红学已有研究成果的辨别、取舍与转换或可成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抓手”。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也引发研究者关注《红楼梦》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施策略。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孟宝跃一直尝试将《红楼梦》引入书法学学科。他指出，通过深入学习《红楼梦》可以纠正片面的书法观念，认识到《红楼梦》中诸多文本内容的价值，并促使《红楼梦》成为观照书法文化，乃至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教授马经义强调了在高职院校中进行《红楼梦》课程建设的重要性。他针对高职院校中《红楼梦》课程设计的诸多症结，提出了具体课程建设的路径与方法，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课程建设的新范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大海探讨了经典化视域中的《红楼梦》评点。他认为，从《红楼梦》的评点到评著、再到小说话，其中隐含着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形态演变的线索，而《红楼梦》的经典化亦使流行评点具备了成为经典评点之可能。 《红楼梦》的文化普及工作是无数位学者历经数年共同努力、不断更新学术经验的结果。此次会议中，与会代表分享了不同地域、有代表性的红学家的红学成果，以学习、借鉴其鲜明的学术方法及优良学风。 铜仁学院副教授郭征帆整理并分享了贵州红学家曲沐的红学研究年谱。同时，他呼吁红学界应继承新时期红学敢为人先、勇于开创的精神和淳朴的学风，不忘做好基础工作，重视对新时期红学家的资料、成果的保护、整理、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张玉明采用口述史的方式，总结了台湾红学家王三庆的红学之路。她表示，王三庆教授起初专于敦煌学，后移步红学，以章黄之门的乾嘉学风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将文字声韵学运用于敦煌文献及域外汉文学的整理研究，从而展开了对文学基因图谱的分析。
(六)《红楼梦》的域外传播与对外文化交流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同样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红楼梦》域外传播与对外文化交流一直是当代红学中的重点话题，此次大会中共有八位与会学者围绕这一议题发言，宏观与微观兼具。 在宏观向度的整体性研究中，有四位与会学者分别探讨了《红楼梦》在域外的传播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高玉海从宏观角度梳理了《红楼梦》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之前、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他指出，这三个时期在西欧和东欧两大学术板块中的不同取向与反映，在总体上呈现为合—分—合的发展轨迹与趋势。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鹏飞分析了不同时期英语世界学者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与视角，并指出在中国红学与英语世界红学的对象一致、研究资料大多相同的情况下，西方红学仍在研究视角、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手段等方面与国内红学呈现出明显的分野。 广西大学教授张惠认为《红楼梦》在北美的传播独具特色。她通过梳理北美或美国红学与中国红学、欧洲的理论方法的互动，以及华裔与非华裔学者、红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这四种互动关系构成了良性循环，奠定了在《红楼梦》海外传播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唐均展望了“多语种红学”的学术地位和研究方略。他表示，在新世纪三大显学的框架下，“多语种红学”有望成为21世纪中国人文三大显学之一，必将以独特的跨语际面貌和传统红学已具有的深厚基础，为中国人文的再度崛起贡献更多的学术养分。 在微观的个案性研究向度上，与会学者或聚焦于某一译本，或集中讨论某类语词在诸译本中的表现，从具体的案例延伸向外，对《红楼梦》的对外文化传播问题展开讨论 。 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泽权考察了六种《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注/释策略、技巧以及翻译风格的异同。他指出，翻译文化负载词，应尽量采取“音/直＋意”的策略。同时，应以读者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注/释方法。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晶介绍了《红楼梦大辞典》译本部分词条的修订工作。她表示，此项工作始于2015年，共历时7年，波折种种。在此次修订工作中，译本部分的词条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进行了增补和更正，修订版共计两万五千字左右，收集译本语种共27种。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金波讨论了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英文转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接受与影响。他通过阅读原始文献、挖掘网络资源与数据库，指出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之英文转译本在所有节译本中篇幅最大，影响了此后《红楼梦》英译的历史进程。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任显楷探讨了汉学家西里尔·白之英译《红楼梦》片段的译本特征。他对比白之译文与《红楼梦》诸抄本和刻本内容，分析了其译本的四种翻译情况，认为白之的《红楼梦》英译底本并未定于一尊，而是兼采了《红楼梦》抄本和刻本之所长。  四 下午17：10，“中国红楼梦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举行线上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沈治钧主持。首先由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楚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汇群、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任显楷四位代表依次总结分组会议的讨论内容。 随后，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伟科做大会总结。他表示，此次年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的情况下召开的，但依然有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中，与会的学者深入发掘了看似平易、平常的对象，却发现了作者的细微匠心和可能被人忽视的作品意蕴。此外，大会议题众多，组织严密，学者讨论自由平等，论述严谨，示范了学术至上、学术求真、实事求是的学风品格。此次会议一定能在未来的红学发展中发挥队伍的凝聚作用、成果的展示作用、学术的引领作用、发展的推动作用。 最后，会议主持沈治钧教授对会务组及参会学者们表示感谢之情，并宣布此次学术年会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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