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音频 大家好，欢迎来到豆爸读书会，每周四在亲子学乐公众号首发更新。 豆爸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大意是说，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父母怎么看都觉得聪明，预判孩子将来一定是哈佛、耶鲁的料。等到孩子入学之后，预期会不断下调，幼儿园时觉得肯定是清华北大，小学觉得还能上个985/211，初中觉得上个本科应该不难，高中时觉得能有个大学上就行。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口达到2.4亿，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也就是说这一代孩子有一多半都能上大学。 只看数据，无疑令人欢欣鼓舞。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却都对教育的现状有所不满。 最近豆爸看了一本学术书籍，名为《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书中系统介绍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并对高等教育做了很多细致的数据统计和分析。
今天，豆爸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若干细节，相信看完下面的文字，大家对大学教育一定有更深的理解。
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历史有800多年，最早的大学诞生于12世纪，但具体的建校时间很难确定，能明确建校时间的早期大学之一是剑桥，成立于1209年。 在此以前，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地区带回了大量的古典著作，主要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知识。在翻译和研究这些古典著作的时候，诞生了最早的一批大学。 早期的大学大都隶属于修道院、教会，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或承认。正是由于这种隶属关系，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特权机构：大学里的老师虽然是世俗学者，但享受神职人员的地位；当地政府和民事法庭不能管辖大学；而且，学生、教员还能延期服兵役和劳役，大学学者出版著作不收税。 最初的很多大学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校园，学生、老师都租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连上课的地方也不固定。 为此，当地法律还做出规定，给教师和学生的租房价格设置限制，并且要求租给师生的房屋要保证清洁，周围房屋不得发出干扰教学的噪音，等等。 对文化人的优待，是古代社会的共识。比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同样享有特权，有了秀才以上的功名，就能免除赋役、见官不跪。现代社会，在中考高考期间，学校周边也要避免噪音污染。 当时的年轻人上大学看起来“很容易”，因为没有高考，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只要通过面试就行。而面试也就问一些基础信息：是不是自由民？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已满14岁？是不是认字（当时指拉丁语）？满足这些条件就具备入学资格了。 但这看起来简单的入学资格，在当时却并不容易满足，因为自由民的身份和读写拉丁语这两项，就足够淘汰大多数年轻人了。
此外，在当时大学还要交一笔不小的学费，并要承担住宿费、生活费，以及给老师的“孝敬”。根据当时的统计，大学里寒门子弟大约占20%左右。所以，在当时，寒门也是很难出贵子的。 早期大学的“本科”阶段大约要读六七年，“文科硕士”再加两三年，医学和法律专业的“硕士”要6到8年，神学的“研究生”学历需要长达15年才能毕业。 为了严谨，这些学位都加上了引号，因为当时的学位等级和现在不同，这样描述只是为了方便理解。 早期大学的主要教学方法是：上课靠演讲，考试靠辩论。如果按照现在的表达，大概就是老师上课是《我是演说家》，学生考试就是《奇葩说》。 简单来说，早期的大学不太严谨，野蛮生长。
牛津与剑桥 欧洲的教会大学只是现代大学的前身，现代大学的真正源头是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其主要标志是，剑桥和牛津脱离了教会的管辖。 1525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想和王后凯瑟琳离婚，迎娶新欢安妮·博林，为此要到教皇那里打离婚官司。但依据天主教的教义，前后两任罗马教皇都反对他离婚。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宣布和罗马家庭分家，自立为“英国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最高领袖”。 可以想见，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可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英国国王婉转地求助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者们，要他们找出理论依据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剑桥当时的校长约翰·费希尔没有领会国王的意思，声明反对国王离婚，于是惨遭斩首。 恐惧的学者们最终按照国王的意思，发表了一份“学术成果”，认为国王的决定不违反基督教精神，并宣布罗马教廷的判决不合法。 此后，在英国，国王就成了大学的庇护者和主要的金主爸爸，而教廷的影响力逐渐衰弱。 仅就亨利八世这件事而言，英国大学是在国王的胁迫之下发布了不完全真心的言论，但从历史长河来看，脱离了教会控制的大学，在国王的领导下，很快就展现出了更强的活力。 比如，在教会控制下，所有教学都要通过拉丁语来进行，而现在，牛津和剑桥更多采用了英语进行教学和管理。
比如，原来校长等高层领导都是教会任命的，而此后学校的管理权逐渐下方给了各学院的院长和教员评议会。 此外，改弦更张之后，天主教的那一套经院哲学自然被嫌弃，于是人文主义的内容逐渐渗透到牛津和剑桥的课程里，大学开始世俗化了。 之所以说牛津和剑桥是现代大学的真正源头，不仅源于宗教的改革，还因为这两所大学在美洲新大陆开枝散叶，影响了美国后来的一众名校。 举例来说，哈佛大学就是按照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的标准仿建的一所大学，约翰·哈佛这个创始人就是毕业于剑桥伊曼纽尔学院的硕士。 美国早期的众多大学，都是靠着远渡重洋的剑桥和牛津毕业生支撑的，其课程设置也基本照搬了英国大学的课表。 由于这些美国大学后来实在太出色，所以在追踪溯源的时候，当然要把剑桥和牛津奉为祖先供奉起来。 但美国大学之所以在后来独领风骚，不是因为模仿英国大学，而是超越了英国的大学，博采世界各地大学的精华，走出了一条后来居上的曲线。
美国大学有啥不一样 美国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有一点和英国大学很不一样：资金从哪来？ 因为英国大学的立身之本是效忠国王，所以国家的拨款是其重要资金来源，但来到美国新大陆的大学校长们，可就指望不上财政拨款了。 为了筹措资金，美国大学从一开始就决定广开财路。除了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一套免赋税政策外，美国采取了多种方法给大学筹钱。 哈佛大学的其中一笔经费，来自轮渡租赁费用：政府把查尔顿和波士顿的渡轮租赁费，全部拨给了哈佛。渡轮每一次冒出黑烟，哈佛校长就能数钱。 但只靠这点租金显然不够，哈佛大学还向美洲殖民地的每个家庭直接伸手要钱：再穷不能穷教育，每家都要交出一定数量的玉米给学校。
这些玉米成为学校食堂的主要食物来源，吃不完的再卖掉，所得资金用于修缮学校的校舍。此外，从建校之初，美国大学就开始倡议捐款。校友们、家长们、当地富商们，都要有钱出钱。 根据记载，在1712年之前，哈佛总共收到了大约1万英镑的捐款，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进入现代之后，美国大学收到的捐赠更多，比如2014年，斯坦福大学一年收到的捐款就有2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靠捐款这一项收入，斯坦福大学就可以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列表了。 作为对比，2021年清华大学的财政预算中，把捐款、科研转化、关联企业上交的款项加在一起，只有57.8亿元人民币。中国的有钱人和清华校友们，可不能只给美国大学捐钱啊。 美国大学和英国大学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博采众家之长。 如果你去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学科中，德国都是群星闪耀。现代哲学、现代物理学、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学等很多创始人物都是在德国成长起来的。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的大学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而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启了一场“向德国学习”的高等教育运动。大批美国大学毕业生涌向德国，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进行深造。 那场美国人留学的热情之高、心情之急迫，可能只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赴美留学可以相媲美。 那一代美国的80后——1880后的同学们认为，他们“唯一梦想的地方便是德国大学”，“德国拥有学术研究的独门秘籍”，“若想成为学者，德国非去不可”。 这一代人归国之后，为美国大学教育添砖加瓦，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设立成体系的研究生院。 在此以前，美国有些大学也有研究生的制度，但不成体系，各大学标准不统一，颁发的文凭含金量也很低。 如今看来，研究生已经很普遍，很多人只把它看成本科之上的一个学位而已，但它的意义在历史上却非常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大学的转向：从教授知识到创造知识，从教学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 在此以前的大学，都以教授已确定的知识为主，照本宣科，背诵经典即可。但有了研究生的学制，大学就进入了研究型大学的新时代。 所谓研究生，就是指要研究新知识了。研究生所钻研的内容，要超越已有的知识，为人类拓展知识的疆界。对此有一个很生动比喻：如果人类已知的知识如地球那么大，那每一个博士的研究就相当于拱出了一个针尖的新高度。 虽然只是一个个针尖，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新知识的产生推动科技的进步，学术的研究推进产业的转化，大学的知识开始从象牙塔里的空谈，切切实实地变成经济效益，加速世界的发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大学，是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 我们把视线跳转到“二战”。在这个时间段内，由于战争的需要，科技的应用陡然加速了。 在二战之前，应用型研究只是教授的一种业余爱好，大学总体上还保持着老学究的纯粹和迂腐。 但战争一来，美国大学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资金，用于对军事工业的研究。美国国防研究院与32所大学签署了数百份研究合约，美国战略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与9所大学签署了500份研究合同，众多大学获得了数以亿计的研究资金。 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美国众多大学都参与了这项计划，麻省理工的辐射实验室也是其中一个。 这所实验室促进了美国大学的交流，汇集了美国69所大学的科学家，囊括了美国20%的物理学家，为美国国防部进行了400多种科学研究。 麻省理工的辐射实验室为夜间战斗机、海上战舰和高射炮的导向功能提供技术支持，其他大学也不甘示弱，哈佛无线电实验室改进了潜艇的声呐和雷达技术，伯克利大学研制出了水陆两用战车和登陆艇，加州理工学院制造了火箭和导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明了无线电控制的近距离引信，加州理工学院研制了舰载飞机的喷射式推进器……
这个科研列表长得惊人，而科研转化的效果也强得惊人，其中的很多医学研究、武器研究、航天科技研究，都在后来应用到了民用领域，促进了美国科技大爆发和经济繁荣。 二战之后，冷战到来，为了争霸与对抗，美国仍然继续支持各大院校的科学研究，航天科技突飞猛进，并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二战时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都获得了军方的资金支持，但当时斯坦福大学还是个小角色。相比于那些数亿美元的研究资金，斯坦福仅在二战末期获得了50万美元的军方研究合约。 转折点发生在二战之后，二战时在哈佛无线电实验室任主管的弗雷德·特曼，后来成了斯坦福工程学院的院长。他看到了科学与国防、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前景，开始大力推动斯坦福大学进军科研和产业界。 为了这个目标，斯坦福大学制定了四大战略方向：第一，争取军方的研究合同；第二，其他学校不愿做的研究，我要；第三，培育学校产业挣钱；第四，创建产业园区。 其中依据第四项策略而建立的产业园区，就是如今的硅谷。 这片产业园最早只有200英亩土地，后来逐渐扩充，到1963年时已经有700英亩，吸引了42家公司和12000名雇员。 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的毕业生得以优先进入这些公司，而这些公司也和学校展开合作，派遣优秀员工进入斯坦福读研。 于是，斯坦福和通用电气、惠普、英特尔、柯达等公司相互成就，借着产业的东风，彼此都逐渐发展壮大。 看到这里，我们自然就明白为什么这家公司每年都能收到数百亿的校友捐款了。 斯坦福所获得的，当然不只是学生的就业率和校友的捐款，还有很多发明的转化和产研的促进。 这些附近的公司会支持学校的研究，而学校的研究和发明也可以更方便地转化为企业成果和产品。 比如，斯坦福大学拥有的众多科研成果中，有8000项投入了生产，而这些发明的授权费就有13亿美元。 此外，斯坦福大学也对校友和新创企业进行投资，比如投资的谷歌公司就为大学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收益。 这一切的起点，都是研究型大学的转型，斯坦福的历史真的可以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是很有钱途的。
大学历史的启示 现代大学的历史是很复杂的，我们的讲述只是冰山一角。但从冰山一角中，大家也能得到很大启发。 第一， 经济是大学发展的基础。 大学的重心，从欧洲大陆转到英国，从英国转到美国，完全与经济重心的转移相一致。 无论是教会支持，还是国王支持，或者靠社会资金支持，背后都需要钱来维持大学的运转。 最好的大学，通常也是最富有的大学。在当代来说，那些能把科研和产业结合得最好的大学，既是最富有的大学，也通常是科研最好的大学。 大学不是象牙塔，与社会发展结合，才能互相促进。 大学的优秀，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富足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大学未来可期。 第二， 大学之大，在于人。 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独领风骚，在于那一代璀璨的科学家、哲学家在德国大学里任教，于是全世界的学子都愿意跑到这个地方来学习。 美国的大学在近一百年来成就显著，就在于美国延揽了全世界的人才在美国大学里任教。 比如，二战时众多德国科学家在纳粹的统治下无法立足，于是集体迁居到了大洋彼岸，造就了美国大学的盛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遍地开花。 比如，改开之后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在美国从事科研之后，造就了无数学术高峰。 一个大师，就足以造就一个学术领域的高峰。尊重大师，尊重科研人才，是大学教育兴盛的关键。 大学里的人，就是师、生。优待教师，优待学生，是美国大学成功的公开秘密。 最后，请记住本书的名字《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 大学的本意，不在于“大”，不仅在于“学”，而在于能“生产智慧”。 大学，以人为根本，以科学为对象，如此则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智慧，造福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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