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戒》 坊间传闻，中年汪曾祺常写了小说给儿女看，人人都不说好，只有醉后，他才为自己辩护：“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他确实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被称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失意也是真的，六十高龄才发表代表作《受戒》，过程不算顺利，却让许多人觉得“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也激发了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的猛劲。 但读过他的早期作品的人，都会觉得明珠蒙尘太久，以至于有论者提出了“长达三十年的空白”。  当然，这不代表真的空白，诸多学者也一直彼此商榷。 但我们想强调的是，汪曾祺是复杂的、多变的、挣扎的、好奇的，不是书本上坐摇椅的老者，而我们这次选取的小说篇目也意在展示《受戒》及其之外的更多面向。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据他回忆，父亲汪菊生绝顶聪明，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摆弄各色乐器、养蟋蟀、做玻璃小亭子、做西瓜灯。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从小就对生活充满好奇，什么都想看看，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  考入南菁中学后，才读两年，日军就占据了江南，他不得不辗转借读，才勉强完成学业。 《受戒》里的荸荠庵原型就是他与祖父父亲避难过的地方。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遇到了非常爱惜他的老师沈从文。  后来他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 “中国建设中学”做老师，重写了意识流名篇《复仇》。 在老师推荐下，于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发表了作品，更结识了自己的终生伴侣施松卿，这位外文系女生虽然觉得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还是爱惜汪曾祺的才气。  1946年，经李健吾介绍，汪曾祺来到上海，在民办致远中学做了两年教师，《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就写于这个阶段。 1948年初春，汪曾祺与在北京大学做助教的施松卿会合，后来找到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  1949年很喜庆，1月北平和平解放，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派往武汉，4月，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5月与施松卿喜结连理。 北京文联成立后，汪曾祺返京，担任《北京文艺》编辑，后来创作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了大奖，接着调去了《民间文学》做编辑。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逃过一劫，却在第二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直到1960年才摘掉帽子。 1961年，他用毛笔写了《羊舍一夕》，年底调回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过了几年，文革刚开始，他又因“右派”问题进了“牛棚”直到1968年。  1970年，他因参与京剧《沙家浜》修改创作，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9年，他发表了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而从80年的《受戒》起，开始了他创作与发表的高峰期，许多名篇都是这段时间的硕果。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开了，但此时的他就像酒后对儿女所说的那样，早已在文坛与文学史上站稳了脚跟。 文学史的权力与评论家的话语确实非常值得参考，但读小说也是一件私事，我们直面作家作品的感受也相当重要。 尤其是汪曾祺这样因“与众不同”闻名的作家，我们既要知道他写了怎样的故事，也要知道他怎样写、为什么这么写。 汪曾祺强调“修辞立其诚”，也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  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为了能让大家更真切地感受他运笔的气与活，我们在介绍与评述的同时，也会引用不少小说的原文，一起细读文本。  明天我们将一起阅读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小和尚与小姑娘的恋爱稍有不慎便会显得猥亵，但小说既无下流之感，也无谤佛之嫌，实在很奇特。 我们关心为什么这样的禁忌之恋能写得如此美、健康、自然，甚至被视作“新风”。  第三天我们讨论汪曾祺在结构编排、叙事策略方面的用心，主要阅读《大淖记事》，为什么一桩典型的悲剧让“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而且如此合理。 我们也将阅读《故里杂记·李三》《异禀》与《八千岁》，看汪曾祺如何以人物为索引展开风土画卷，怎么在完整的叙事中制造刻意的阙漏，又怎么使得文本内部时间不再可靠，进而对抗充满创伤的历史。 第四天的三篇小说角色都有互文互动，我们主要阅读《鉴赏家》，以叶三作为果贩与鉴赏家的双重身份，解读画境、人情的隐喻。 我们也读《岁寒三友》中三位好友在人生境遇天寒地冻、命运崩坏之时的真情，以他们的生活史、创业史、情感史去看大时代与老民俗。  三友之一的老师有另一位高足，是《徙》的主角，他教作文与做人的原则也让我们更感念汪曾祺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坚持。 第五天我们关注景物与情物。物品的易主流转、老化坏损、寂寞蒙灰都是人生与时代的征象，景物也因此成为了情物。 《晚饭花》中李小龙看到王玉英在一片晚饭花前做针线，却觉得热闹又凄清，放眼全文，为什么这一小小的瞬间感受如此重要呢？ 对“物情”的觉知，也能帮助我们避开作者挖下的叙述陷阱，比如《珠子灯》里孙淑芸没有改嫁的原因，只有留心“珠子灯”，才不会被障眼法蒙蔽。 空间、身体、物品的重影不仅使人与物的命运悲喜完成了对照与合一，也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超越性乃至神性。  我们也将阅读《鸡鸭名家》《羊舍一夕》与《看水》，关注平凡事业中的生命奇景与集体生活中的游牧瞬间。 第六天我们阅读《王全》《昙花·鹤和鬼火》和《天鹅之死》这三篇有着重要动物意象的小说。 王全是农科所马匹饲养员，我们却从他对马的投射与对喂马事业的投入看出了战争与革命中的个人情动。 《昙花·鹤和鬼火》中，李小龙童年遇鹤，难忘那种神秘的凄美，因为对现象的解释变标准了，世界也收束了，于是昙花开完就谢，一切不再玄秘。 但文学作品要留住的就是那种玄秘，因为语言自身的暧昧性可以打开了多重解读的闸门，偶尔说狐谈鬼也未尝不可。  《天鹅之死》则是灭美的故事，死去的天鹅与被迫害的芭蕾舞演员重叠，让我们看到汪曾祺用“美育”治疗民族创伤的用心。 第七天我们阅读汪曾祺的西南联大与故人，看他如何借助虚构的往事反映与反省真实的历史。 《鸡毛》不将联大神圣化，反而写鸡毛蒜皮的传奇和传奇的鸡毛蒜皮，带了点知识分子的反思，而《落魄》则以一家饭馆的兴衰见证了联大落址到回迁之间的昆明与联大师生群像。 《故人往事·戴车匠》关注车匠这一古老行业，并辐射了“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的中国工匠群体的历史生态。  《故人往事》 《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讲述在文昌阁焚化字纸的老白的故事，关注传统民俗与世界观到了现代社会有怎样的碰撞，充满隐喻意味。 希望通过这七天的阅读，我们能与作家作品贴得更近，不仅回到“敬惜字纸”的传统，也将感念性灵的触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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