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继续读韩毓海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1. 而一旦我们清楚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这种真实关系之上，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没那么费解了，众所周知，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妄图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法则支配经济现实，它不仅假定了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而且也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含的债务关系的强制性，掩盖了自发调节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正是对这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采用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罔顾社会民生，罔顾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债务国的社会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波兰尼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于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在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植根于此。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却彻底粉碎了西方国家间相对均衡的权力体系。这是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瓦解了各国经济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标志着相对均衡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欧洲式的国际主义，被自发调节的市场逻辑摧毁了而已。——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1964年4月23日），是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市场经济带有的强制性，使债务国失去经济自主权，从而失去了国家之间均衡，只剩下主仆关系。
2. 经济学并非天然“不讲道德”，恰恰相反，经济学原是极为高尚的学问，它脱胎于这样一种纯粹的信仰：以信用手段将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使人们如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共同致富。但资本主义经济学却是丑恶的，因为它的基本教义是：只有如对待陌生人、敌人、仇人一般对待你的兄弟，你自己方才能够爬上去、方才能够过上好日子。经济学的教材里没有世界、没有传统、没有公平正义，师长们正在以高尚的名义教给那些天才的学生卑劣的行径，随着经济学和法学专业“遍地开花”，坑蒙拐骗的人和讼棍也越来越多了。——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钱生钱，空对空，越是玩得虚，越是编造谎言讲故事，资本增值就越快，翻的倍数就越高。那些埋头做实体经济的，只是他们讲故事时用来挂风筝的固定物而已，大家的眼睛都是看着高高在上的风筝，谁会关注地上苦哈哈的那个固定物？
这也是为什么搞金融玩资本的人，很多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追求的增长倍数太高了，你跟他们谈的绝大多数事情都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他们对别人有高高在上的感觉，都是俯视别人。
3.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宗教是强制的、非互惠性的，这种宗教的基础就是认为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欠下了债务，而且这种债务极其神圣，必须偿还，那么这种宗教只能是基督教。基督教鲜明地指向了一种债务关系，它认为人生来有罪，因为耶稣为了人类而牺牲了自己，根据教义，上帝的债务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因此人类必须无条件地偿还。从神圣化了的债务出发，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想发现。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绝不能把宗教活动单纯地割裂为“精神的”，并与“物质的”相对立，宗教固然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但他又说：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经济式的。这当然并不仅是说教会发行的赎罪券就是银行券的前身，而是说这两种宗教的出发点都是债务，这两种宗教都把债务和债务关系神圣化了。人类世界里最大的债主就是耶稣，他通过牺牲自己向人类放债。尼采因此把基督教视为“奴役的宗教”或者“奴隶的宗教”，他甚至认为上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债主和资本家，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上帝的“爱”其实就是一种沉重的“债”，基督教意义上的道德与责任都起源于债务。因此，所谓“历史使命感”就起源于这种欠债的负疚感、负罪感，而正是这种负疚感、负罪感深深地挫败了人类，使人类变得软弱无力。——基督教放了两次债，第一次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成了人类世世代代都还一笔债：原罪。第二次是耶稣来用命放的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