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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天的一天，家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凉水乡的赵玉琳，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此时，已经新中国成立那第3年，包括赵玉琳家乡贵州在内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土匪都已彻底围剿干净。
新中国即将开始她的第1个5年计划。这也意味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乱频仍、列强侵略、土匪遍地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难得的和平让百姓的生活也逐步好了起来。所以这一大早，赵玉琳的父亲赵金和就早早起床出去干活。 趁父亲不在，年轻的赵玉琳突然想起来父亲一直极为宝贝，这个宝贝父亲十分爱惜，甚至很少不让他看。对于自家的这个传家宝，赵玉琳已经好奇很久了。 他知道，自家的家境只是普通农民家庭，往上数许多代，也似乎并没有高官显贵出现。按道理，这样一个普通农家，是没有什么传家宝可言的。但是，父亲却郑重其事的将它放在一个盒子里，每天都十分宝贝。 这让年轻的赵玉琳愈发好奇心旺盛，所以，趁着父亲不在家，他鼓起胆子，偷偷的拿到了装传家宝的木箱子。打开之后，他有些失落，也有些意外，因为，木匣子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古董字画，更不是什么神秘物件，而是一张字迹工整的纸条。
欠条 这个纸条长17.1厘米，宽12.6厘米，构皮纸材质，从右至左直行墨笔书写，共7列。上过学的赵玉琳可以轻而易举的阅读纸条的内容：
由于纸条存放时间过久，出现边缘破损，所以，最后的签署和日期已经没法全部认出来。原来，被父亲极为珍视的传家宝这竟然是一张欠条。而且，根据欠条的落款“1935年”算，这张红军留给他们家的欠条已经17年之久。 1935年1月7日，赵金和与往常一样进城，准备开始一日的辛苦劳作。然而，当他进入遵义城之后却发现，大街上乱糟糟的情景似乎在昭示，这一天和往常其实并不一样。
果然，赵金和在大街上看到了一支与当地百姓截然不同的队伍，他们穿着破烂却干净的军装，虽然面容疲惫却精神抖擞？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与赵金和之前见过的所有军阀部队和土匪武装都不一样。 他们虽然也持枪，但却纪律严明，公平买卖，没有倚仗武力去抢夺百姓，更没有拉壮丁，私闯民宅店铺。而且，听到城中老乡说，早在凌晨2点时就已经进入城中的队伍，不但没有像其他军阀土匪部队一样大肆抢劫，甚至，就连休息都是选择路边的屋檐下和衣而卧。 这极大的震撼了包括赵金和在内的遵义民众。遵义是贵州交通要地，交通十分发达，所以，大家的见识颇广，滇军、川军、桂军以及各类特色军阀武装，他们早已见了无数。 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支军队能够像这支队伍一样，对百姓和和气气。而且，经过进一步观察接触之后发现，这支队伍就连物资的需求也是公平买卖。
购买物资时他们会客气的与你商量，按照市场的价格来支付货币。如果需要打扫卫生借用百姓的东西，也总是及时的归还，一不小心损坏了谁家的东西，必然会按价赔偿。 有的队伍暂时借住在老百姓家，甚至会给百姓挑水劈柴，打扫卫生。经过打听之后，他们知道了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虽然红军在遵义城只待了短短几天，却迅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赵金和看到的这支红军队伍，其实正是长征路上的红一方面军。当时，红一方面军强渡乌江之后第1次智取遵义城。 而且，赵金和更不知道的是，正是在攻占遵义城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地召开了一次足以改变红军、乃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因为，这场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也走上了新的篇章。 在遵义城待了10天之后，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只有3万余兵力的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主动撤离遵义城，并开始了毛主席在军事指挥的巅峰得意之作——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出奇兵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二度赤水，不但甩开了敌人重兵围堵，而且一个回马枪，再占遵义城。 对于红军再次到来虽然十分意外，但是，遵义百姓看到那支讲道理的红军来之后，他们普遍持十分欢迎的态度。因此，再次来到遵义城的中央红军，受到了远比第1次更加热情的欢迎。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红一方面军某部的连长陈树容带着几名伤员，顺利的借住在赵金和的家中。 早在红军第1次占领遵义时，赵金和就见过红军秋毫无犯风格的作风。所以，对于红军的到来，全家都十分欢迎。 而且，在与红军连长陈树容的交谈之下，得知红军的理想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之后，赵金和对于红军更加亲近。他不但亲自进入贵州深山采摘草药为红军伤员养病，而且，在了解到红军条件十分艰苦，伤员又急需营养后，又毫不心疼的杀掉了家里的一头肥猪，希望能给红军伤员滋补一下身体。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给红军制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虽然这头肥猪是百姓自愿给红军伤员的，但按照红军的纪律，连长陈树容必须支付与市场价格相等的钱。 然而，由于红军已经踏上长征之路近5个月，高强度的行军和频繁的作战使得红军的军费十分紧张。当时，陈树容和几名战士搜遍全身，也只剩下两个半银元。 倒是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币还有不少。但是，陈树容知道，此时红军只是途经遵义，目前无法将遵义建设成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之下，给村民支付只有红军和根据地中流通的苏维埃币，村民其实是无法当钱花的。 所以，在于百姓购买物资时，红军支付的一直是流通范围最广、也最公平的银元。村民已经杀了肥猪，陈树容等人又没有足够的银元。迫于无奈，再加上时间紧张，与赵金和商量之后，陈树容决定给他打个欠条。
欠条和苏维埃币 当时，按市场价格，赵金和的这头肥猪价值17.5银元，红军战士手中加起来一共有2.5银元，所以还欠陈金和家十五银元。陈树容一边留给赵金和15张苏维埃币作为凭证，另一方面，还专门写下了文章按前面的那张收条。 很快，红军再次离开遵义，踏上了长征之路。而赵金和也将红军连长写下的那张欠条和苏维埃币珍藏在一个木匣子里。对于这样一支不欺负老百姓，愿意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陈金和有着极强的信心，他相信，红军一定会胜利归来。 红军撤走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除红军的痕迹，开始大肆闯入村民家中搜查。红军留下的物品、甚至就连为红军提供帮助的群众也会遭到报复。 然而，面临如此大的风险，赵金和依然不愿销毁借条，他小心翼翼的将放置收条的木匣子放在了猪圈的横梁上。反动军阀的残暴和肆无忌惮不但没有吓住赵金和，反而让他对红军队伍更加怀念。 果然如赵金和坚信的那样，红军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之下损失惨重，甚至军装都破破烂烂？但是，这支为人民打天下的队伍最终成为胜利者。
红一方面军长征 他们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然而，虽然知道建立新中国的正是那支曾经过他们家的红军队伍。然而，赵金和却并没有想过把那张收条兑付的想法，而是在高兴之余对家人说，这张欠条就是家里最珍贵的传家宝，记住红军队伍的好，把传家宝传下去。 反而是在1952年打开匣子亲眼看到欠条之后的赵玉林，因为看到欠条上写着“我军走后转来再用”的字样，忍不住心里旺盛的好奇心，想试试时隔17年之后这个收条是否能真的兑换。 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拿着欠条和苏维埃币找到了遵义市凉水乡公所，请凉水乡民政村村长开了一封介绍信，又拿着收条和介绍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桃溪办事处咨询。
其实，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革命生涯中，因为情况紧急或一时钱款紧张留给百姓的欠条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欠条，一旦验明真假，人民政府早已有明确的政策，必须无条件兑换。 所以，确定收条的真实性之后，工作人员当即为他兑付了3.5万元人民币。1954年，这张极具历史意义的收条被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捐给了贵州省博物馆。 此后，这张欠条更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依然在贵州省博物馆里收藏展览。而且，赵金和的孙子也进入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传承着当年的红色基因。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带领伤员住在赵金和家中的红军连长陈树容，在这之后一直没能查到消息。由于离开遵义之后，红军又先后进行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等艰苦作战，然后又是东征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战争。
在长期而残酷的战斗中，红军连长陈树容很可能不幸牺牲在战场上了。否则，以陈树容的资历——红一方面军某部连长以及识文断字的文化功底，如果一直在军队，他是很有可能成为开国少将，最起码也是开国大校。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并没有查到这个名字，令人无比惋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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