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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引起研究者们如此悬殊的评价。褒者赞其为「天下第一奇书」，是刺时嫉世之作，「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贬者诬其是「秽书」，诲淫宣欲，坏人心术。 产生分歧的焦点是《金瓶梅》内有大量惊世骇俗的性描写。《金瓶梅》问世之初，这一点就曾引起人们的恐慌，被说成是「坏人心术」「猥琐淫媒，无关名理」的「秽书」。 自此之后，《金瓶梅》被视为「淫书」，几百年来屡遭劈板、查禁、删改的厄运，直到现在，它仍然不能以自己的全貌面世。性描写既是《金瓶梅》的突出特点，也成了它致命的「污点」。 这个关系到对《金瓶梅》作出完全不同评价的问题，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重要的是不要以孤立的、简单化的办法将之视为「淫书」，或其相反，而是要把此问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个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应放到明代中后期正在巨变的整个社会思潮中，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联系的观点去考察，庶几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评价。  《金瓶梅词话》 一 首先应该看到，文学中的性描写并非始自《金瓶梅》，在此之前早已出现，甚至史书中也不乏此类描写。 《史记》为正史之典范，但〈吕不韦列传〉就有如下一段记载：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 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 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1] 这段描写可以说不亚于小说，所以它的历史真实也很值得怀疑。当代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着文质疑这个情节，认为与其说是历史不如当成小说。 其后《汉书》也有类似记载，如下文： 五凤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2] 西汉其他诸王也多有与父姬、弟妇乃至姊妹相通的淫乱现象。古代文人喜以帝王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这些帝王宫闱内的淫乱之事，当然更易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写作素材。 现存署汉伶玄所著的《赵飞燕外传》当为最早的一篇性欲小说。此书写飞燕及其妹昭仪得幸汉成帝，及汉成帝纵欲身亡的故事，虽篇幅较短，然文词颇佳，特别是有关房中术的描写，实开后世性欲小说的先河。 《金瓶梅》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此书很大的影响。如《外传》云： 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 樊嬺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人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 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恤胶，遗昭仪。 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3] 另有《赵飞燕别传》，与《外传》大同小异。如写成帝窥浴： 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天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4] 这一段描写虽然还算不上淫秽，但也为后世小说家提供了进一步夸张的启示。《金瓶梅》中就有西门庆和潘金莲「同浴兰汤，共效鱼水之欢」的情节（第二十九回）。 在同一回里，潘金莲因西门庆「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他，以夺其宠」的描写，也可以在《赵飞燕外传》里找到一些影子。  《飞燕外传》 飞燕与其妹昭仪争宠，分别「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蕴香」和「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然而帝却对别人说：「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 历史上帝王的淫乱生活，史书的简略记载，无疑为后世小说家提供了性欲描写的客观基础，这是性欲描写出现的首要条件。 当然，小说家们在史书记载及野史传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如晋惠帝之后贾南风荒淫放恣的故事就见诸正史，隋炀帝杨广的风流韵事更是史不绝书。 宋代出现了一批专写隋炀帝艳事的小说，如《大业拾遗记》（一名《南部烟花录》）、《迷楼记》《海山记》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部小说除了写房中术及以春药助阴外，比《赵飞燕外传》更注重对性交动作的描写，有些完全出乎情理之外，使性欲描写的色情成分更为浓重。如《迷楼记》写隋炀帝用御童女车行淫的情节。 后世小说如《金瓶梅》《肉蒲团》等，受到这种影响，恰恰在性行为的描写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变得更为细致，也更夸张。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淫秽作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5]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一部较为著名的「性欲小说」《如意君传》。 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曾提到它：「……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此书前有署「甲戌秋华阳散人」的序，甲戌是万历二年（1574 年）。 后有庚辰（万历八年，1580 年）春阳柳伯生的跋文。跋云： 「史之有小说，犹经有注解乎？经所蕴，注解散之。乃如汉武、飞燕内外之传，闺阁密款犹视之，于今而足以发史之所蕴，则果犹经有注解耳。倾得则天后《如意君传》，其叙事委悉，错言奇叙，比诸诸传，快活相倍。因刊于家，以与好事之人云。」 跋文作者承认《如意君传》是《飞燕传》之类，但又将其作用攀附于经史。 考此《传》内容，可谓《金瓶梅》之前性欲描写之最著者。此书现存万历间的版本，但其最早当出现在嘉靖时。全书近万字，写武则天「强暴无纪，荒淫日盛」的故事。 武则天登上皇后高位后，不但杀子废王，在政治上篡夺权力，实行酷政，而且生活上「逞欲恣淫」，极为靡乱。 她在七十余岁的高龄，竟然「春秋虽高，齿发不衰，丰肌艳态，宛若少年。颐养之余，欲心转炽，虽宿娼淫妇莫能及之」。 不少人以善淫得幸，得到高官厚禄。满朝文武皆争相向武后献计献策，以足其淫欲。后由官宦年晋卿的推荐，觅到一个善淫的薛敖曹。武后将其置于宫中，日夜淫乐。 与前面提到的几部小说相比，《如意君传》在性欲描写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新的特点： 1. 反复对生殖器进行详细夸张的描绘。 2. 对性交动作的铺张描写变得更为细致、复杂。如写武后与薛敖曹第一次行淫，多达一千余字，占全部篇幅的十分之一强，与《金瓶梅》最著名的一段淫秽描写「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字数基本相同。 其中包括行淫的各种姿势，自始至终的全过程，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可谓不厌其烦。 3. 性交是全书的主线，也是最基本的情节。其他情节很少，而且叙述非常简略，显然并非作者的着重点。 《金瓶梅》之前能真正称之为「性欲小说」者，首推《如意君传》。 至于《赵飞燕外传》之类，只不过有若干性欲描写的场面而已，并无如此露骨、毫无顾忌；而且这种描写在整部作品中的比例很小，至多算是「点缀」而已，还称不上名副其实的「性欲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与《如意君传》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这为我们解释《金瓶梅》何以出现大量性欲描写提供了证据。 《如意君传》描写生殖器和性交动作的写法，被《金瓶梅》照搬过来，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二次发生性关系时，作者就用了两首诗分别描绘双方的生殖器。对性交动作的描写，《金瓶梅》也是全袭《如意君传》。  欣欣子序 《金瓶梅》第三十七回在对西门庆与王六儿性交场面的描写中，有「一个莺声历历，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语，正是取自《如意君传》的内容。 《金瓶梅》中繁多的行淫名目，也多取自《如意君传》。如西门庆有一种性欲狂的变态行为，每当行淫过后常在女人身上「烧香」，林太太、奶妈如意儿身上都有这种香痕，其实最早也是发端于《如意君传》： 「后谓敖曹曰：『我闻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我与汝岂可不为之？』因命取龙涎香饼，对天再拜设誓讫，于敖曹麈柄头烧讫一圆，后亦于牝颅上烧一圆，且曰：『我与汝以痛始，岂不以痛终乎？』」 官哥儿的奶妈叫「如意儿」，显然也是取自《如意君传》。 《金瓶梅》篇幅漫长，性欲描写总量当然超过了《如意君传》，但由于过于重复，描写千篇一律，在规模和深度上并没有超过《如意君传》。 《金瓶梅》甚于《如意君传》者，是在描写生殖器或性交动作的同时，常常配以诗词韵语，大肆进行铺张叙写，使得这些段落的色情色彩更浓。 如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林太太的性爱场面，竟用一首长达五百多字的词加以渲染。 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出现性描写？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要从社会、心理、生理、道德等多种角度进行探讨，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 上面我们对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目的只是为了说明《金瓶梅》中出现性欲描写，并不是偶然的，它像其他文学现象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金瓶梅》的作者只不过站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当然，他又影响了后代的作者。 实际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只是这种文学现象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其作出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都不至于把功劳或罪责归到兰陵笑笑生一个人的头上。 二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欲描写源远流长，但其兴盛则是在明代。初具规模的性欲小说《如意君传》出现于明万历年间，紧接着出现了集大成者《金瓶梅》。 之后又有《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祈禹传》《浪史》等，更是变本加厉，专写风流猥亵情事。 《肉蒲团》也产生于明清之际。至于偶而以此类描写「点缀」作品者，就更多了。 即如「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6]的「三言」「二拍」，尽管作者声称不满于「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7]的创作倾向，仍然出现了不少性欲描写，而且某些段落绝不逊色于《金瓶梅》。 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前代作家影响是出现性欲描写的原因之一，但其兴盛于明代，当有更为现实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论述《金瓶梅》「时涉隐曲，猥黩者多」的原因时说： ……而在当时，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于是颓风渐及上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8] 这一段著名论述常被研究者引用，茅盾、郑振铎等先生也均持此观点[9]。 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基础，是一切文学现象产生的首要条件；性描写当然也应该是现实社会「时尚」「风气」的反映。 然而，这只是一般原因。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达官贵族来说，荒淫无耻的生活作风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各个朝代的普遍现象，非为明代所独有。 例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艳闻，显然可以成为小说家们尽情发挥的题材。但在唐传奇中，完全没有这类污秽的描写。 唐传奇写男女之情缠绵悱恻，哀艳动人，生动曲折，足称言情佳作。唐代陈鸿的〈长恨歌传〉和宋代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写李杨爱情充满诗情画意，生动感人，绝不涉淫。 武则天的风流艳事不也是到了明代才写成《如意君传》吗？因此，性欲描写盛于明代，应该有更直接的原因，这个直接原因就是明代中后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 明代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现实生活如此，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四书集注》 哲学领域内人们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谬论，导致文学领域内出现了新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 小说家改变了「文以载道」，小说人物只能以传统道德作为准则的陈腐观念，为小说艺术增加了新的特质。例如「三言」的作者冯梦龙继承李贽的「童心说」提出了「情真说」。 他评价自己的作品：「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10]主张「发于中情，自然而然」。他的「真」「情」其实都是由「欲」引发而来的。 人欲是自然而生的，只有顺从人欲，写出的作品才会真，才有情。若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创作小说，不敢越「文以载道」的雷池一步，就不会产生情真意切的艺术作品。所以他表示「借男女之情真，发名教之伪药」[11]。 「三言」中确实写出了社会的真实，男女之真情，实现了作者的文学主张。 《金瓶梅》也是如此，它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和高扬人欲的哲学思想的形象反映。作为与「理」相对的哲学范畴，「欲」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并不单指性欲。 早在朱熹那里，欲就包括「或好饮酒，或好货财，或好声色，或好便安」[12]，因此，「欲，只要窒。」[13]。 泰州学派所鼓吹的人欲，同样包含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欲望。何心隐所说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之「性」，也含这两个方面。 《金瓶梅》所表现的，正是商业经济刚刚萌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疯狂追求和实现的现实。 人们往往注意到《金瓶梅》主人公对色欲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目之为「诲淫」；但对另外两种欲望─权欲和财欲的描写，却未加注意，或者说虽然注意到了，却得出了正面的结论：暴露、批判。其实，这是不公正的。 对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来说，色欲与权欲、财欲在作品中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表现人欲横流的残酷现实，同时又出于传统的儒家观念，表示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和担心。 这个看似矛盾的创作意图在小说开头的「四贪词」中已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 西门庆的一生是追求酒色财气的一生，《金瓶梅》就是为他疯狂追求的全过程立传，同时从反面为读者提供鉴戒。 人们往往指责《金瓶梅》对性欲的描写过于细腻、夸张，其实，作者对西门庆权欲、财欲的描写同样如此。 我们只有将性欲描写作为全部人欲描写的一部分来看待，才可看出它的真正含义，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至少不至将这些描写以「诲淫」的罪名一笔骂倒。 《金瓶梅》一直把对财的追求，作为西门庆性格的主要方面，不惜笔墨予以表现。虽然西门庆同时又是个无恶不作的官僚恶霸，纵欲无度的淫棍，但他的主要身分是商人，是个以聚敛钱财为职业的新兴资产者。 他首次出场，作者就特地介绍他「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第二回），以后也不断强调他的钱财。 至于他聚财的方式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他坐贾行商，开各种铺面，放高利贷，把揽讼词，「说事过钱」，还进行长途贩运。 韩道国到杭州一次就购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来保到南京买货「连行李共装了二十六车」。 他还利用非法手段巧取豪夺，花子虚一次官司就被西门庆骗了「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 他还利用提刑官的职权贪贿徇私，损公肥己。直到他临死时，还记挂着金钱，把家产资财的交待作为自己的遗嘱。 仅从这个遗嘱推算，他的商业资本就达数万两之巨，全部资产有十万两左右。这笔巨额财富除了用作商业投资和贿赂官府外，就是满足西门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欲望。 对西门庆花天酒地生活的描写，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可谓不厌其详。如对其吃喝宴饮，几乎每宴必书，书则必细。 西门庆一顿平常的下酒菜，就是「一碟鸭子肉，一碟鸽子雏儿，一碟银丝鲊，一碟掐的银苗豆芽菜，一碟黄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烧脏肉酿肠儿，一碟黄炒的银鱼，一碟春不老炒冬笋，两眼春槅」。 正餐就更复杂了。第三十四回写一次午饭：「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酒：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饭后饮茶则是「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系、瓜仁、核桃夹仁春不老海清拿天鹅，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全书共写了十七种茶。  《金瓶梅饮食谱》 《金瓶梅》写酒也名目繁多。西门庆常饮的金华酒和麻姑酒都是当时名酒。此外还有茉莉花酒、木樨荷花酒、河清酒、竹叶清酒、菊花酒、透瓶香荷花酒等。如第六十一回： 「西门庆旋叫开库房，拿去一坛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来，打开碧靛清，喷鼻香。未曾筛，先搀一瓶凉水，以去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甑内筛出来，醇厚好吃，又不说葡萄酒。 教王经用小金钟儿斟一杯儿，先与吴大舅尝了，然后伯爵等每人尝讫，极口称羡不已。」 其他点心杂食名目就更多了。有些研究者认为「《金瓶梅》很不善于剪裁，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总是过于琐屑，几乎每顿酒饭，都要详记其名」[14]。 其实，《金瓶梅》的这个特点恐非单纯的技巧问题，它与作家的创作观念有密切关系。 《三国演义》《水浒传》没有这类描写，主要的也不在于罗贯中、施耐庵比兰陵笑笑生更善于剪裁，而在于他们没有生在高扬人欲的时代，他们的创作目的不是写人欲而是写「天理」，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多是大忠大义、大智大勇，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人类的饮食起居被摒弃于作者的视野之外。 《金瓶梅》正好相反，它写现实的人，写他们不可遏制的人生欲望，「天理」却被抛到了一边。实际上这两种写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 西门庆当然不满足于对钱财的追求，他对权力的追求，同样表现出新兴阶级特有的自信心和强大力量。 明代再也不是门阀观念占统治地位的魏晋隋唐时期，金钱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流通，满足人们物质的欲望，也侵入了政治领域，成为精神生活的主宰。 「四贪词」中的「气」云：「莫使强梁逞技能，挥拳裸袖弄精神。」 当西门庆的钱财已多到酒、色都不能挥霍净尽的时候，他又用金钱打开了一条通往权力的路径，他要在政治舞台上「逞技能」「弄精神」。 果然，他在政治领域同样表现出了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由一个普通商人爬上了统治阶级的队伍。  《中国小说史》 其实，他的所谓「才能」也颇为简单，就是懂得金钱的妙用。书中有这样两句诗：「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西门庆既不需要十年寒窗之苦，也不需要疆场征战之劳，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功名」，满足了自己的权欲。 有了官职，他更为神气。书中写他每日冠带上街，排军喝道，上媚达官贵戚，下压黎民百姓，真是权势逼人，炙手可热！但正在他飞黄腾达之际，却纵欲而亡，落得个「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的下场。 兰陵笑笑生之所以为这个生药铺主人增加了一段官场的生涯，一方面固然有现实生活作依据，但更主要的，像大肆铺叙他对钱财的追求一样，是为了表现他对人生的另一欲望─权欲的疯狂追求和实现。 如果把《金瓶梅》中的性欲描写与对财欲、权欲的描写结合起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就不会简单机械地对其仅作出道德评价，诬之为「诲淫」。 在看似淫秽不堪的性欲描写的背后，深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涵蕴著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 这里该引用廿公的话：「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15] 三 男女之欲，自然之道，但《金瓶梅》写性欲却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将其与「三言」「二拍」《红楼梦》相比，可以看出男女之欲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因而产生迥然相别的审美价值。 最低层的乃《金瓶梅》之色欲，它带着某种动物性，表现得是那样强烈、露骨、肆无忌惮，又显得那样粗恶、鄙俗、不堪入目。 这种性欲毫无「情」可言，它只是生理需要和占有欲的混合物，当然也毫无美可言。 西门庆在追求色欲时所表现的特点，其实也是他全部性格的特点。他的一生所作所为，处处表现出原始动物的凶猛和新兴资产者的贪心。 在「三言」「二拍」里，虽然也不乏赤裸裸的性欲描写，但大部分反映了市民阶级，更严格地说，反映了下层市民的情趣。《初刻》卷三十二「乔对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写胡生与铁生友善，一日忽发奇想，商定互换妻子。 铁生主动调戏胡生不成，自己的妻子狄氏却被胡生勾引上手。后来胡生淫欲过度，染病丧身，铁生又把胡妻弄到手。 虽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表现「一报还一报，皇天不可欺」，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惯习骄吝，互尚荒佚」的流风已漫淫到下层市民之中。 这种灭伦背理的换妻行为在传统的伦理观念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对新兴的市民阶级来说，旧的伦理道德已不再成为制约其行为规范的枷锁，他们需要新的生活，需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精神享受。  《三言二拍》 在这种惟乐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什么不可能，尤其在传统观念视为最神秘、森严的性领域。 既然「声色、臭味……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16]，何必对男女之欲遮遮掩掩？何不光明正大而为之？所以他们对性欲的追求往往表现得极为大胆，理直气壮。 《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吴衙内与贺小姐一见钟情，「吴衙内看了，不觉魂飘神荡，恨不得就飞到他身边，搂在怀中」；而贺小姐「看见吴衙内这表人物，不觉动了私心，想到：『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般个丈夫，便心满意足了。』……左思右想，把肠子都想断了」。 市民阶级对男女之欲的向往和追求，已基本摆脱了封建的男女大防思想的束缚，显示出在新思潮催动下新的情欲观念的觉醒。 虽然「三言」「二拍」中的市民情欲意识仍带着不同程度的低级、庸俗乃至粗恶的情趣，但它作为下层社会人性觉醒和解放的一部分，与西门庆那种物质与精神的贪欲和疯狂占有，是有本质差别的。 如果说前者显示出市井小民对性、人性、自身价值的肯定，那么西门庆对女色的贪欲则导致自身的否定和毁灭。 「三言」「二拍」中还有一部分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等，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情欲观，这更是《金瓶梅》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作品的主人公仍然是小市民，但他们显然比胡生、铁生甚或高衙内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对男女之欲的理解和追求更多地偏重于丰富的精神内容，而非生理的、肉体的快感，生理上的「欲」上升为精神的「情」。 卖油郎秦重结识莘瑶琴，最初亦是出于低级的性欲，觉得「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所以辛辛苦苦攒了十两银子，以一个狎客的身分跨进了妓院。同为嫖客，卖油郎与那些公子王孙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善良忠厚之心，这决定了他与其他嫖客对待莘瑶琴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 吴八公子不把花魁娘子当人看待，当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时，肆意凌辱，横加摧残；他对莘瑶琴当然没有什么情可言，只是粗俗丑恶的生理欲望。 卖油郎秦重对莘瑶琴则不然，尤其是秦重悉心照料醉后的花魁娘子而毫无怨言，表明他已从开始的肉体要求转变为在尊重人格基础之上的真心爱恋，粗俗的欲化为纯洁的情。 正是这一点感动了花魁娘子，使她初步看到秦重的忠厚老实性格，并产生了对他的同情之心。 受到吴八公子的凌辱后，她更认清了「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真情实意的爱慕」，完全抛弃了原有的「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的幻想，终于对秦重表示了真心爱慕之情。 他们的爱情基础是人格的平等和相互尊重，而不是金钱、门第，更不是占有。其实，这也恰恰是欲和情的根本区别。  剧照 · 杜十娘 杜十娘的爱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关键在于李甲没有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没有建立起对杜十娘人格的信任和尊重；而这一点是杜十娘极为重视并全力追求的。 杜十娘性格的核心与其说是对爱情的忠诚，倒不如说是对自身人格的重视。她对李甲产生爱情，是「见李公子忠厚志诚」，对爱情「海誓山盟，各无他志」，值得托付终身。 她需要的不是金钱、地位，只求跳出火坑，获得自由的人格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权利。为此她不惜拿出自己用屈辱的血泪挣来的积蓄，自赎自身。 故事中的柳遇春曾感叹：「此妇真有心人也。既系真情，不可相负。」但杜十娘没想到李甲中途负心，以千金之资将她卖于孙富。 当她看透了李甲的肮脏灵魂，她震惊了，绝望了，只好怀着满腔悲愤，抱着无价之宝，跳入涛涛江水之中，表示了对李甲对社会的抗议。 如果杜十娘尽早亮出自己的财宝，李甲将她转卖的事肯定不会发生，她获得平等人格的希望也会顺利实现。但她知道那是金钱的力量，她不需要用金钱换来的「人格平等」。 李甲觉得金钱最重要，为了金钱可以出卖灵魂和良心；杜十娘以为人格、感情最宝贵，金钱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杜十娘的认识其实反映了作者冯梦龙的观念。他曾这样说过： 「六经皆以情教也。……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汪然有余乎！异端之学，欲人鳏旷以求清净，其究不至，无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17] 他甚至认为情是万物发展的起因与动力，是维系万物的内在线索。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18] 杜十娘就是冯梦龙着力塑造出来的「有情人」，她对爱情的坚贞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情欲观念和美好理想。但现实是残酷的，故事的结局就充分表现了「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的尖锐矛盾和巨大冲突。 贪欲吞噬了感情，美好被丑恶毁灭，这是杜十娘的悲剧命运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的真正原因。 在《金瓶梅》中，我们能找到这样动人的情节吗？李瓶儿之死虽然花费了作者不少笔墨，但我们并没有从中发现动人的情感。 如果说男女之欲在《金瓶梅》中表现为动物性，在「三言」「二拍」中表现为人性，那么在《红楼梦》中就成为更加理想化的精神追求。 欲和情既是程度上的差别，更是本质上的差别。冯梦龙在〈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曾对「好淫」与「好色」加以区别：「论来好色与好淫不同。假如古诗云：『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岂不顾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谓之好色。若是不择美恶，以多为胜，如俗语云：『石灰布袋，到处留迹。』其色何在？但可谓之好淫而已。」[19]  《醒世恒言》 以此观之，西门庆是好淫，「三言」「二拍」中的人物则多为好色。好淫者，欲而已；好色者，方可谈情。 然而并非一切好色者都是真情，所以冯梦龙又把好色分为正色、傍色、邪色、乱色。正色者，「假如张敞画眉，相如病渴，虽为儒者所讥，然夫妇之情，人伦之本，此谓之正色。」 在冯梦龙的情欲观里，正色是最高尚、最可贵的。因而在他的作品里，最理想的爱情就是正色。然而，正色也好，傍色也好，邪色也好，都没有完全断绝与「欲」的联系，实际上仍然是以自然的人性作为基础的。 曹雪芹认为这样的情仍然不是真情。他借警幻仙姑之口道： 「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 他认为这些都是「皮肤之淫」；而贾宝玉则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20]。 「三言」「二拍」中的大部分爱情故事，以曹雪芹的观点论之，自然属于「皮肤之淫」。宝黛爱情则是「意淫」的形象化。 曹雪芹笔下的「意淫」既无「偷寒送暖」，更无「淫情浪态」，男女之间只能以「惟心会而不可口传」的方式进行感情的交流；而这种感情又是那样纯洁无瑕，一尘不染！ 固然，宝黛式的爱情比「淫情浪态之小说」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读者的感情或许会在欣赏过程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和升华；然而，严格说来，这样的爱情带着更多的理想色彩，或者不妨说，它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爱情，而是近乎神的爱情！  《之乎也者非口语论》 孟昭连 著  注 释： 1《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2《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3《赵飞燕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4《赵飞燕别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年。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7 凌蒙初〈拍案惊奇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9 见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10《太霞新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1《叙山歌》。 12《朱文公全集》卷十二。 13《朱子语类》卷十二。 14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15 《金瓶梅词话》。 16《何心隐集》卷一、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17詹詹外史〈情史叙〉 18〈情史叙〉。 19《醒世恒言》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20《红楼梦》第五回。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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