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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习惯把整个社会从高到低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即使商人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部分封建统治者们仍然对其有较大的敌意与蔑视，连带着其他阶层、乃至于商人本人，也对商人这个身份产生了自发、广泛且持久的轻视甚至抵触心理。 正所谓“无商不奸”。 然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天生如此…… 01 先秦时期：商人的黄金时代 早在商朝时期，生产力提升，剩余产品增加，商朝人多与其他部落贸易。久而久之，人们把专门从事贸易行业的人统称为“商人”，这一称呼沿用至今。 而“士农工商”这个词，则出自先秦著作《管子》，四个行业分别代表读书人（又有说军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管子》认为，士农工商这四个行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管子·小匡》  因此这四个行业提出之初是并列的，并没有先后之分。商人的社会地位普遍得到各国国君的承认。 春秋战国时曾涌现出六位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吕不韦、管仲、弦高、范蠡。 范蠡是春秋时期越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辅助越王构建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范蠡认为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因此辞官。  辞官后的范蠡找到了经商的新追求，三次因经商成为巨富，而又三次散尽家财。《史记》记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被后世尊称“商圣”、“商祖”。 另一位著名的商人子贡，甚至因为他卓越的经商才能，和他自身的政治才干，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当时商人的地位并不低。  那到底是什么让统治者对商人的态度有巨大的转变呢？ 01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与四民之末 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的秦孝公嬴渠梁自感秦国国力衰弱，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先后两次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而这次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人的地位。 商鞅将农业作为国家的“本业”，商业作为“末业”，并以此重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他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商业发展的法规：禁止百姓经营旅店、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重征商税，甚至商人还必须为军队提供兵器铠甲等。 “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商君书》，商鞅 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基本延续了这个理念，最终秦朝国力强盛，完成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的大一统。至此，商人的地位最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共识。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为休养生息，快速恢复人口，汉朝沿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确保自给自足，并规定商人不得 “ 衣丝乘车”、拥有普通百姓低等的特殊“商人户籍”、明确商人不得当官、不得购房置地等。  01 宋元明清： 抑商、重商的矛盾转变 封建统治者们自然也知道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严格，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政府对商人的管控开始松动，这个现象从唐末宋初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由于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增多，因此催生出大量的商业活动，商人的数量增多，又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正面的效应。因此，宋朝的社会环境中，士农工商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经济发展也是历代之首。
而元朝政府则普遍重用商人，各级官员当中包括了众多蒙古、色目、汉等各族巨贾。元朝也打破了一直以来官商通婚的壁垒，可见当时社会对商人的认可。
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从钱庄伙计开始做起，发家后为当时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实业支持，一步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官商。但是晚年时因种种原因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他依靠巨额财富换取的权力马上被收回，郁郁而终。 纵观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程，商人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地位虽历经多番变迁，仍然不能够达到和经济财富对等的地位。抑商实质抑的是商人的权利和权力，封建统治者只是需要商人成为财富的提供者，而商人本身则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中。 因此，商人们纵然有千万家私，若想生存，也只能选择主动靠拢上层社会的方法，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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